說“日之夕矣”，兼談比興

《君子于役》：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鄭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牛羊從下牧地而來。
朱子云：雞則棲於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
 
解得確。這纔真正是古人的本意。糾正了我過去的錯誤想法——帶著現代人的現代眼光、現代思維習慣的看法。“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這三個短句並列出現，描繪了三種景象，卻共同指向一個主題：回家。雞要回歸到塒，日要回歸到傳說中的虞淵，羊牛也要回歸到自己的圈中。在這裡，“日”，和雞牛羊一樣，都是此婦人眼中實實在在一個物，都有著準確的作息規律，幾乎每天為這婦人所見，而且與雞牛羊同時進入其視線；而那時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平時，婦人的丈夫應該是和它們同步回家。但是這一天，太陽和家畜都照舊回來，婦人的丈夫卻由於行役，遠在他方，打破了從前的這種一致性，故而在婦人的眼裡顯得如此不和諧，一下子就注意到，於是興起對丈夫的思念。然而，對於一個現代人來說，太陽落山，雖然是日常所見之景象，但作為一個具體的景象往往是被忽略的，被注意的多是它表示的抽象意義——時間。太陽落山，只是個指示時間的符號，我們說到它時，基本就相當于我們說“六點鐘”、“七點鐘”了。雖然最終還是提醒人們要回家、要吃飯了，但作用的原理是不同的。在這首詩裏，丈夫回家，由於與日落、雞牛羊歸圈在時間上一致，故而這個念頭可以通過與這幾個場景的直接比照而得到，而不是像現代人往往通過抽象的時間而得到。
與熟悉抽象思維的現代人相比，古人，尤其是中國的古人，更偏向更擅長這種通過比照的具象的思維方式，而比興的手法恰恰就是在這個習慣上產生的。
朱子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周南•螽斯》）。比的本義是並列、並排，所以從本義上形式上說，作為修辭的比，就是把彼物、此物放到一起。而其目的就是現代說法“比喻”的“喻”，即使人明白，明白此物的一個方面。然而這並列所以能使人明白，則必須彼物與此物在要說明的這方面相同或想通。這纔是比的實質。
而關於興，朱子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南•關雎》）。從形式上看，其實也是把彼物與此物並列起來。但是在興之中，前後兩者在內容上又沒有什麽聯繫，否則便是比了。基於此，朱子的另外兩段不太引起注意的話就顯得很重要了。《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他說：“興也。……蓋眾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而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第二小段的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他說：“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朱子說得清清楚楚：其於義無所取。而“在東”“在公”、“與昴”“與裯”、“與子同袍”“與子同仇”，歸根結底，是押韻的問題。也就是說，興之所以能引起所詠之詞，就是因為描寫他物給所詠之詞襯了個韻，使所詠之詞一出現就是押韻的，或者是一個字，或者是兩個字，甚至三字四字。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記起來容易。我想，興之實質即在於此。
另外，押韻還有押調與否的區別。汪曾祺記載了一個婦女在娘娘廟求子的禱告詞：“今年来了，我是给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咯咯的笑着哪。”（《汪曾祺全集卷五•小說的思想和語言》）這句話就是既押韵又押调。上面舉的幾個例子中，“在東”“在公”、“與子同袍”“與子同仇”，就屬於這種情況；而“與昴”“與裯”，就是只押韻了。而像某些民歌里出現的只押調的情況，則在我所見的有限的民歌的起興之中是沒有的。
然而無論是比還是興，不管是從內容上還是從音韻上，它都是對此物的間接的描繪、表現。這種通過他者的並列、比照、映襯的方法，如此的具體、形象，正是前面說的具象思維方式的體現。只是在《君子于役》這首詩中，展示的是古人如此“理解事物”的一面，而比興的運用則是如此“表現事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