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摘自《中华读书报》 作者：黄永明
对于一名21世纪初的环境记者来说，恐怕再没有一个话题像气候变化这样有趣、庞大、千头万绪。美国《纽约客》杂志的环境观察员和评论员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对这个问题做了自己的观察，写成三篇文章，并最终发展成一本书，命名为《灾异手记：人类、自然和气候变化》。科尔伯特的三篇文章写于2005年，次年成书，书的中文版今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从书名开始，科尔伯特的立场就很鲜明：我们当前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是一场“灾异”。她从美国阿拉斯加居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切身感受到的环境变化讲起，列举了大量的实例来证明，地球的气候正在经历迅速的、乖戾的、灾难性的变化。她采访了许多学者来寻找这样的证据。不仅仅是研究气候和冰川的科学家，还包括研究蝴蝶的专家。从蝴蝶分布的变化当中，科尔伯特也嗅出了气候变化的味道。她还走访了许多居住在严寒地带的居民。一些居住在永冻土上的居民，已经遇到了房屋因冻土融化而遭到损坏的事情。科尔伯特笔下的每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居民，都在讲述过去十年里环境出现的种种异常改变。
该书的主要内容写于2005年，那个时候气候变化刚刚开始作为一个流行话题进入公众的视野。在这样早的时间，做了如此丰富翔实的调查，可见作者作为记者的新闻敏感性。从文本上来讲，文章也具有很明显的《纽约客》的风格，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即便不对作者的背景进行介绍，《纽约客》的读者也很有可能迅速认出这种调调。《纽约客》文章的风格就像是切片面包，进食的时候是一片一片来的，但这些切片摆在一起时整体上又形成特定的形状和纹路。在每一个切片中，作者往往从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开始，向读者讲一个短小精悍的故事。道理和对科学概念的解释是讲故事的过程中顺带的。这种写法让一个科学话题也颇具可读性，因为故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是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规律。显然是有意为之，科尔伯特每提到一个出场人物，都一定会用哪怕三言两语描述一下这个人的外貌、性格特征，以及那个人的办公室是乱糟糟的还是整齐齐的。
同样是由于写作时间的原因，《灾异手记》在很多时候把重心放在了气候变化是否是一种事实的讨论上，可能也是出于这种原因，科尔伯特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列举各种证据。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再显得那么突出——我指的是，气候变化是一个事实在7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科尔伯特当时对美国政府的姿态显然是不满意的。她写到，2000年10月，在阿拉斯加巴罗的一所中学里，包括美国在内的八个北极国家的官员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气候变化的问题，会议宣布了一个耗资两百万美元的研究计划。4年之后，研究的部分结果在雷克雅未克的一个研讨会上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一份政策文件未能完成，原因就在于美国不同于其他七个国家的许多措辞。“几个星期后，美国同意了一份措辞含糊的声明，呼吁与此问题做斗争的‘有效’行为——但不是强制性的行为。”科尔伯特写道。
科尔伯特还特意重述了《纽约时报》在2005年曝出的一个丑闻。白宫官员菲利普•库尼（Philip Cooney）多次删改政府有关气候变化的报告，以便让事情看起来不那么惊人。有一次库尼收到了一份报告，其中写着：“许多科学发现都得出结论，地球正经历一个相对快速变化的时期。”这句话被他改成：“许多科学发现暗示，地球有可能正经历一个相对快速变化的时期。”这件事被披露之后，库尼就从白宫辞职了。
或许是因为面对美国官员的态度，科尔伯特需要特别强调气候变化的现实性，她采用了一种相对肯定的口吻去讲述整件事情。这让全书看起来立场鲜明，思路清晰。没有那么多的旁支与争议，所有的观察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为该书留下了一个遗憾，即没有充分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
我在2009年也曾就气候变化的问题到格陵兰和北冰洋考察过两个月。格陵兰的冰川在加速流动，这已经成为共识。但不确定的地方在于，冰川加速了多少？如果速度只是增加了一点点，那么也就没什么大碍。这是科学家仍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还有，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要建立起因果关系，仍然有许多需要解决的细节问题。甚至包括我们在中学就学到的温室效应，实际上也存在理论上的争议。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科尔伯特并没有指出来；相反，她忽略了论证的链条中具有不确定性的环节，以便让整个论证看起来更加流畅和顺理成章。
另一个例子就是，包括科尔伯特在内的许多人都会讲到假如格陵兰和南极洲的冰盖全部融化，全球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但问题是，没有一个科学模式预言说，格陵兰或者南极洲的冰盖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彻底融化。那种比方在起到警醒作用时是有力的，但在做科学讨论时，应该将后面半句话也讲出来。
请不要误会，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讲气候变化并不严重，只是说假如你把《灾异手记》当作一部科学读物的话，让人略感不适的地方是在于此。可以理解的是，作者的写法针对的是当时人们的认知状况。亦可以看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短短7年之后，记者的手记中那些时代的局限性就已经若隐若现了。除此之外，它是一部调查与写作上很难企及的作品。
对于一名21世纪初的环境记者来说，恐怕再没有一个话题像气候变化这样有趣、庞大、千头万绪。美国《纽约客》杂志的环境观察员和评论员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对这个问题做了自己的观察，写成三篇文章，并最终发展成一本书，命名为《灾异手记：人类、自然和气候变化》。科尔伯特的三篇文章写于2005年，次年成书，书的中文版今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从书名开始，科尔伯特的立场就很鲜明：我们当前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是一场“灾异”。她从美国阿拉斯加居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切身感受到的环境变化讲起，列举了大量的实例来证明，地球的气候正在经历迅速的、乖戾的、灾难性的变化。她采访了许多学者来寻找这样的证据。不仅仅是研究气候和冰川的科学家，还包括研究蝴蝶的专家。从蝴蝶分布的变化当中，科尔伯特也嗅出了气候变化的味道。她还走访了许多居住在严寒地带的居民。一些居住在永冻土上的居民，已经遇到了房屋因冻土融化而遭到损坏的事情。科尔伯特笔下的每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居民，都在讲述过去十年里环境出现的种种异常改变。
该书的主要内容写于2005年，那个时候气候变化刚刚开始作为一个流行话题进入公众的视野。在这样早的时间，做了如此丰富翔实的调查，可见作者作为记者的新闻敏感性。从文本上来讲，文章也具有很明显的《纽约客》的风格，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即便不对作者的背景进行介绍，《纽约客》的读者也很有可能迅速认出这种调调。《纽约客》文章的风格就像是切片面包，进食的时候是一片一片来的，但这些切片摆在一起时整体上又形成特定的形状和纹路。在每一个切片中，作者往往从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开始，向读者讲一个短小精悍的故事。道理和对科学概念的解释是讲故事的过程中顺带的。这种写法让一个科学话题也颇具可读性，因为故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是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规律。显然是有意为之，科尔伯特每提到一个出场人物，都一定会用哪怕三言两语描述一下这个人的外貌、性格特征，以及那个人的办公室是乱糟糟的还是整齐齐的。
同样是由于写作时间的原因，《灾异手记》在很多时候把重心放在了气候变化是否是一种事实的讨论上，可能也是出于这种原因，科尔伯特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列举各种证据。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再显得那么突出——我指的是，气候变化是一个事实在7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科尔伯特当时对美国政府的姿态显然是不满意的。她写到，2000年10月，在阿拉斯加巴罗的一所中学里，包括美国在内的八个北极国家的官员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气候变化的问题，会议宣布了一个耗资两百万美元的研究计划。4年之后，研究的部分结果在雷克雅未克的一个研讨会上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一份政策文件未能完成，原因就在于美国不同于其他七个国家的许多措辞。“几个星期后，美国同意了一份措辞含糊的声明，呼吁与此问题做斗争的‘有效’行为——但不是强制性的行为。”科尔伯特写道。
科尔伯特还特意重述了《纽约时报》在2005年曝出的一个丑闻。白宫官员菲利普•库尼（Philip Cooney）多次删改政府有关气候变化的报告，以便让事情看起来不那么惊人。有一次库尼收到了一份报告，其中写着：“许多科学发现都得出结论，地球正经历一个相对快速变化的时期。”这句话被他改成：“许多科学发现暗示，地球有可能正经历一个相对快速变化的时期。”这件事被披露之后，库尼就从白宫辞职了。
或许是因为面对美国官员的态度，科尔伯特需要特别强调气候变化的现实性，她采用了一种相对肯定的口吻去讲述整件事情。这让全书看起来立场鲜明，思路清晰。没有那么多的旁支与争议，所有的观察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为该书留下了一个遗憾，即没有充分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
我在2009年也曾就气候变化的问题到格陵兰和北冰洋考察过两个月。格陵兰的冰川在加速流动，这已经成为共识。但不确定的地方在于，冰川加速了多少？如果速度只是增加了一点点，那么也就没什么大碍。这是科学家仍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还有，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要建立起因果关系，仍然有许多需要解决的细节问题。甚至包括我们在中学就学到的温室效应，实际上也存在理论上的争议。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科尔伯特并没有指出来；相反，她忽略了论证的链条中具有不确定性的环节，以便让整个论证看起来更加流畅和顺理成章。
另一个例子就是，包括科尔伯特在内的许多人都会讲到假如格陵兰和南极洲的冰盖全部融化，全球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但问题是，没有一个科学模式预言说，格陵兰或者南极洲的冰盖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彻底融化。那种比方在起到警醒作用时是有力的，但在做科学讨论时，应该将后面半句话也讲出来。
请不要误会，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讲气候变化并不严重，只是说假如你把《灾异手记》当作一部科学读物的话，让人略感不适的地方是在于此。可以理解的是，作者的写法针对的是当时人们的认知状况。亦可以看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短短7年之后，记者的手记中那些时代的局限性就已经若隐若现了。除此之外，它是一部调查与写作上很难企及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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