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书中几篇如左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陈澧》——钱穆《学籥》
钱穆先生的文化普及工作在近代学人中算是做得极出色的，读其文字越多，越是能感到那份“为故国招魂”的执着。在《学籥》中，钱穆评述了一系列前人的治学读书方法，可谓读书方法之真门径。陈澧可谓近代读书运动第一人。重要的是他对读书风气的批判及其本人身体力行的转变，即由训诂考据之学到义理之学，由博士之学到士大夫之学。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曾国藩》——钱穆《学籥》
曾国藩是知行合一的一种典范，自有一种博大，自有一番气象。他通过自身学习和社会活动的实践，以及和诸多友人的切磋研讨，加上对儿女的教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法可循，由约到博的汇通之路。除了其对书籍的选取深可资鉴外，其读书时的恒，耐，诚及他的“扎硬寨，打死仗”，都是我们读书的模范。另外，可参观曾国藩《圣哲画像记》。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张之洞》——钱穆《学籥》
张之洞对近代学术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尤其是谈到入学门径，那一带学人无不谈及《书目答问》《輶轩语》和《劝学篇》。但钱穆在这里却主要是对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庞杂且只有书目和版本和《劝学篇》中的“守约”不成反变为“居陋”的批判。到底是“守约”还是“居陋”，真的说不好。由《四库总目提要》到《书目答问》到《劝学篇》，再到近代一堆名人开列的书单，再到现在教育部规定的高中生须读的古籍，“国学”的格局和门面一变再变。这是极值得思考和讨论的一个现象。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康有为》——钱穆《学籥》
主要是根据康有为的《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以及梁启超的记录来介绍、评价康有为的讲学方法，课程安排及学术宗旨的。关于康有为对有清一代训诂考据风气的扭转和其安排课程时的深远卓见，钱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自《新学伪经考》之后，康氏拘囿在这个圈套里无法自拔，则值得反思，钱穆的批评亦发人深省。择原文几句如下：1.至康氏以宋、明学与孔学并重，这已为乾、嘉学者所不肯言；而其以佛学与孔学并重，则又为宋、明学者所不敢言。至云“以孔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意似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对立，亦较近人只认有科学不认有哲学者稍胜一筹。亦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较少毛病。2.康氏所欲提倡之新学术，与陈、曾、张诸人不同，可以说前一种是“经籍书本”之学，而后一种乃是“人文知行”之学。3.康氏的学术史观。汉儒经世，宋儒义理，皆在孔门四科设教之系统下，而清代声音、训诂、考据之学不与焉。4.治孔学重《论语》，不失为是一条活路。若改重《春秋》，则是一条死路。此在宋儒早已看透，现在康氏仍舍活路而改走死路。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梁启超》——钱穆《学籥》
主要内容的文本有三，一为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梁启超所作《读书分月课程》，一为梁与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南学会时的《輶轩今语》，一为梁晚年所作《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书方法》。从中可以明显得看出梁启超对“国学”与“读书”的内容及意义思考的变化。1.《读书分月课程》是循着康有为《桂学问答》而来的，而且有较重的求速成的浮躁之气；2.《輶轩今语》主张经学求微言大义，不为考据训诂所困，史学重掌故及沿革得失，诸子与六经相辅而行，宋学位立身根本。反省了之前的一些缺陷，是《长兴学记》的引申；3.《要目》是接着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而来的，钱穆先生较为推崇，认为是最佳的一份书目。在这里，梁启超的分类基本完全打破了旧学的限制，也完全摆脱了康有为的影响。以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类为甲类，次之以政治、文献、韵文、小学及文法。值得一提的，一是其对所读之书区分“精熟”与“涉览”，二是其认定史部为国学中最主要部分，三是其对“熟读成诵”的讨论，体现了一个“士大夫”处处站在中国文化的认同与传承的立场上来谈读古籍的款款深情和拳拳热心。

《朱子与校勘学》——钱穆《学籥》
一篇长文，是钱宾四为朱子《韩文考异》所作之条例、注释。不但介绍了《考异》原本、别本、节本的流布及朱子作书之用意，还用大量篇幅引用原文，详细介绍了朱子之“考异”的方方面面，朱子校勘的方法、所涉及的内容皆可从中一窥。朱子之校勘、训诂、考据工夫诚不在有清一代诸儒之下，更可贵者，其不斤斤囿于钻营牛角也。

《推寻与会通》——钱穆《学籥》
钱宾四在此文中以其两篇论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读明初诸儒诗文集》为例，谈了其如何对“常识”经过求缘由、发疑问、寻条件以及反思对比等逐渐推寻出新意的。极其经典的“发现问题”的两个学术案例。前文中，出发点有二，一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好清谈，崇庄老，那儒学在当时是何种境地？二为当时门第虽崇庄老，其长久之维系却又在于“礼”，又是为何？后文的发问为，元末诸儒不但不反元，反而极力维持、维护胡元，而不耻与当时之“革命党”（或曰“草寇”），这与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之意识完全不同，是为何？由此进入了对民族观，正统/非正统观念的推寻。

《当前学风之弊》——钱穆《学籥》
这篇文字太重要了！文中先生作为一个亲历了晚晴及民国初的学人，1.回忆、梳理并评价了那一代之学人与学术，如康有为、章太炎、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王国维等等，对各家之渊源、转变以及其“时代性”与“学术性”都做了不少论述；2.评价了新文化运动与疑古运动等；3.亦简单论及当时人之“不仅不讲中国传统，于西方传统，亦隔离门户，强加分别”；4.先生总结当时学界大病有A.截断旧传统，B.轻视前人成绩，C.门户之见，D.浅薄之时代论，E.学术与社会群众分立为二。个人以为，第五点有待商榷，第三点各代皆难免，一、二点可合二为一。文章是先生94岁高龄（民国七十七年）所作，其主要内容和意见本之于70余岁时之旧提纲。

《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钱穆《学籥》
极为有趣。文中先生简介了自己四篇论文《楚辞地名考》《周初地理考》《黄帝地望考》《古三苗疆域考》。着重发明了古史中“同名异地”之义，堪称妙论，是为一个训诂学的经典案例。如文中对霍山、洞庭湖、彭蠡湖、长沙、湘水与汉水、豳、涿鹿的解释，皆让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