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的价值

吕思勉先生在《历史研究法》中开篇便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治史的意义是什么？最流行的说法自然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吕先生是不赞同这种说法的，非但不赞同，而且认为这种说法往往误事。世上的事情从没有两件会是完全相同的，拘泥于前事只会成为应对新情况的障碍。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此前十余年，唐玄宗对安禄山一直是无限信任，荣宠有加。甚至在安禄山叛乱前几年，玄宗还把那些揭发其野心的人绑缚送到范阳交给安禄山处置。这场动乱的爆发，不仅把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击得粉碎，更使玄宗对所有武将从此不再信任。当时实际统率各路军队的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听从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的建议，决定固守长安门户潼关，避敌锋芒，待其气沮再寻机决战。而玄宗听信与高仙芝不和的监军、宦官边令诚的挑拨，认为封常清夸大贼势，高仙芝畏敌怯战，竟命边令诚携宝剑到军营中立斩封、高二将。如果换作是在安史之乱前，决无因一言而斩二员宿将之理。玄宗这种荒谬之极的行为只能解释成由于安禄山的叛乱，玄宗吸取了“教训”，对武将极度不信任，对任何他认为有不轨嫌疑的武将都采取最严厉的惩治措施——杀头。
幸好玄宗在756年夏天“马嵬坡之变”后不久入蜀，不再参预平叛指挥，否则能战之将很可能会在他的猜疑中被一个个杀掉，唐王朝也许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了。
吕先生提出治史的目的在于总结出对事物的应付之“道”，而不仅仅是汲汲于前后事的应付之“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可贵的史识。如玄宗一类的政治人物正是因为没有“道”的层面的领悟，（尽管玄宗热衷于搞御批《道德经》之类的文化作秀）因此面对全新的情况无法作出合理的选择。
对史识，我的理解是，形而上的层面，能够提出一种符合史学家自身所处时代要求，而不是受历史事件本身时代局限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是使史学有益、有用于时人而不沦为古董的先决条件。形而下的层面，能够对历史记载首先进行合理的辨伪和批判性的审视，减少材料撰写者通过笔法和材料选取、安排对读者产生的思维干扰，让历史人物和事件尽量以本来面目展现在研究者眼前，运用当代标准衡量每一个人物和事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不是孤立、狭窄的，而是概括性的、在时间和逻辑上能够前后联系的而论断。在此过程中，史学家自己的治史方法能得到丰富和拓展。也就是说，以史学之“道”发现历史之“道”，而不是以雕琢之“术”在古人设置好的的陷阱中自娱自乐。
吕先生的治史之“道”，我现在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两点，一是不以成败论是非，二是史籍材料要先辨伪再使用。
不以成败论是非，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否定任何意义上的“超常智力”、“超人道德”的存在，这是传统史家成王败寇逻辑和封建正统观念的产物，吕先生的史学中没有给这些东西留下位置。如历史上著名的后唐灭后梁的汴州之战，史家多赞后唐主臣多谋善断，毛泽东评语曰：“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而吕先生却一反传统论点，分析当时的局势有很多偶然因素，后唐的选择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评价郭崇韬为“行险小人”。对史实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吕先生不囿于前人成见，不对胜者无条件，无原则地肯定其行为的合理性，不先入为主地断定胜者的作出了当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而是客观分析当时局势的治史风格和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这里并不否定毛泽东等人的传统观点的合理性，对某个事件的分析有人强调一般性的原则，也有人强调客观条件特殊性，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可以不同。但各种研究方法都是有其价值的。

对史籍材料的辨伪，则是建立在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上，并以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治史经验作为基础的。而吕先生独具特色的辨伪方法是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风气、习俗，这是长期沈潜于浩如烟海的志书中才能获得的能力。“读史读志”，在吕先生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治史之人对那些闻名于世的历史片段和历史关键时刻的记载材料总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但治史，特别是治国史的第一要义便是先做减法。世界上没有哪个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有绵延三千余年不间断的完整史料，但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历史作为一种家天下的思想统治工具肆意凌虐。吕先生不以某部史料有公认的权威性便放松对其中文字的审视，如吕先生评《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曰：“几类平话”，更从秦汉时人风气出发，提出“秦汉之交史籍记载多不可靠”的论断。以这种眼光来看，许多难以索解的问题也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也能够与当时的背景发生紧密的联系，典型事例是对秦始皇三十七年沙丘政变的分析，详见吕著《秦汉史》。

在对历史进行娱乐化解构大行其道，各路人马纷纷用历史碎片吸引观众的今天，吕先生的洋洋洒洒百万字史著，和他独具一格的史识，对每个有心进入四千年国史严肃殿堂的爱好者来讲，应该具有与以往历史时期不同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