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改变国家

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征是全面危机。尽管一般历史教科书给人的印象是：这一全面危机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鸦片战争对绝大部分当时的中国人几乎无所触动，真正引起震动并使中国人普遍感受到这种全面危机的存在的事件，实际上是半个世纪后的中日甲午战争。用梁启超的话说，甲午战败所激发的思想变化，乃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因为直至此刻，中国人才首次普遍而清晰地意识到一个事实：老法子是不行了，中国要免于灭亡则必须改革。

为何甲午战争给国人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原因不仅在于我们输给了一个自己原本瞧不起的敌人（鸦片战争前，中国人也同样轻视英吉利蛮夷），或遭受的损失（丧失藩属朝鲜，与中法战争中失去越南相似；至于割地赔款，也不是没有先例），最重要的是，这次战争空前暴露出了清朝当时整个国家体制已无法适应一场现代战争的需要。福泽谕吉曾宣称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之战，虽然充满了帝国主义气息，但在这一战争中，中国的种种弱点确实表明：它失败在于尚未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是邓世昌等英雄的个人牺牲所无法补救和挽回的。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对此有一段评论：“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几乎没有受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李鸿章一人对日本一国的战争。作为一个农业帝国，中国虽然拥有庞大的潜力，但却不能有效动员其全部力量——只有在它遭遇全面危机而不得不自我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时，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

虽然当时洋务运动已施行三十年，但清军在战场的表现折射出清朝整个体制的前现代特征：陆军编制没有番号；建制中没有独立的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运输兵等专业性兵种，炮兵混编在步兵营内；没有固定的卫生兵编制（战争中因病而死的比例远远超过战死者），士兵治疗伤病费和营养费由个人负担。虽然全国陆军总数高达96万，并临时征兵60万，但由于后勤运输落后（铁路里程不及日本的1/10，海上则靠租赁洋船运兵），调遣出关参战者实际仅有10多万，不敌总兵力24万的日军。而出战士兵装备的武器也是多种渠道购买的西式武器，其种类繁多、弹药各异、操作复杂的状况，给战斗作业、弹药补给、枪械维修带来极大困难。更重要的是，士兵主要依靠个人效忠、吃军饷、为皇帝打仗来激发斗志，与日军中灌输的强烈国家观念形成鲜明对照。如本书所言，北洋水师最高长官丁汝昌本是“农民出身的陆战将领”，其被受命指挥亚洲最大舰队，原因之一是他和李鸿章乃是同乡——值得补充的是，甲午战争中另两个重要陆军将领叶志超、聂士成也是合肥人，这都是淮军中狭隘地域观念的明证。至于在宣传、沟通等方面的差距更大，清朝没有军邮业务，作战官兵的家书通信无法传递，影响战场斗志，也无法向国内及世界舆论施加影响，使国内外确信自身的正义性，反倒是日本成功地开动宣传机器，将自身塑造为正义一方，是“拯救朝鲜于水深火热、为朝鲜争取独立解放的文明战争”。

与之相比，日本的战争规划可谓处心积虑。在战前很久，日本就一直在竭尽全力为此做准备，不仅将全国产业纳入战争轨道，实现由“殖产兴业”到“富国强兵”的转变。外山三郎在《日本海军史》中曾说，日本战前拼命扩充海军，“这简直象一个上气不接下气奔跑的人好容易才赶到日清战争这个目的地一样”。对北洋水师作战的主力、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快战舰的“吉野号”，原本系清军订购，但却因资金不足而放弃；日本则咬牙买下，而北洋水师黄海战败后，曾给日本舰队构成极大威胁的镇远号最终也成了战利品，编入日本舰队，成了日本海军第一艘铁甲战列舰。最能反映当时日本国家体制的，是战争中呈现出的“举国一致”的强烈决心。明治天皇亲自坐镇广岛大本营指挥作战，开战后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相继组织了义勇队、决死队、拔刀队等团体，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志愿做后勤支援并最终参战的军夫多达15万人。在这种“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中，连日本各地的娼妓都纷纷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奉献，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各地、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奉公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战争的胜利，竟“激发了日本花柳界的大繁荣”。

战争的惨败给中国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早已为国人所知，黄海海战的悲剧和台湾的割让，早已成为每个中国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百年来不断沉痛反省。但失败也有失败的好处，用赵鼎新的话说，“军事失败特别能创造出新的机遇，因为它促使人们质疑既定秩序和考虑制度变革。因此，战争的压力不仅制约了持续性的再生，而且还产生了促进变革的机遇。”普鲁士就是因1806年耶拿战役惨败于法军并沦为三流国家后，举国大受刺激，才开始大力变革。相反，胜利也有胜利的坏处，正如英国威灵顿公爵所言：“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最大悲剧。”相比起失败者，胜利者常常更少进行自我反省，尽管日本在战后也曾详细总结战争教训（本书就是根据日本资料编纂的，参考书无一例外都是日本书籍，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搜集整理之细致令人惊叹），但那主要是在战术层面，而在战略层面，日本人是许多年后才迟迟意识到这一战争对日本国家命运所带来的深远负面影响。

最明显而深远的影响是：甲午战争的压倒性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国家主义影响力，激发了日本扩张的野心，并直接造成军方的极大势力。在战前，日本军人地位低下，民间逃避服兵役的事层出不穷，但战争的胜利却使日本举国沸腾（尤其旅顺口沦陷的消息），日本民众中出现空前高涨的战争热情。著名记者德富苏峰一生的前半期本是自由主义者，但之后却转向强烈的国家主义，在甲午战前一周就鼓吹开战将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从而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飞跃为膨胀的日本”。战争的胜利确实让日本空前膨胀，许多社会文化名人均肯定战争，冲昏了国民的头脑，东京市民甚至集会一致要求进军北京。那时“军队万岁、军人是守护神，军人的地位如日中天。民众对战争的肯定，奠定了国家走向军国之路的基础”（本书307页）。清朝的2.3亿两白银赔款，除了天皇拿走的6%外，其余全部用作军费，光海军就拿走一半。军部借此全面确立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实现政治独霸的构造，而其军事独立行动的做法也此后一直延续下去。最终，这个不断“膨胀”的日本，终于在1945年迎来最终的失败。

在此之后，日本就在这一道路上越走越远。政治家石桥湛三在1912年曾说：“我们对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至今都感到遗憾。在日俄战争前夕，同样也没有就反对战争展开充分的议论。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作家夏目漱石也曾讽刺当时的全民国家主义狂热：“日本人像生着痨病一样，咳着叫着大和魂……记者在叫大和魂，扒手也在叫大和魂……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餐馆的招待也有大和魂……三角形的是大和魂，四方形的还是大和魂，这个大和魂还真是像个魂魄似的，晃晃悠悠到处都有。”确切地说，正是战争的胜利使反战的声音被完全淹没，曾高唱反战论的内村鉴三，在接到旅顺海战的捷报时也不禁“三呼万岁之声响彻四邻”，可以想见在此情形下可以想见要坚持独立思考是何其之难。

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事实上，在此之后的废除科举、乃至清帝逊位，都在这一因果链条上。甲午战败实是触发这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对日本来说也一样：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战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连续事件。日本全民的战争热情由于当时“三国干涉还辽”而陷入狂怒（昭和天皇在1945年决定战败诏书前还要求臣下体会当年明治天皇退还辽东半岛的“忍辱负重”心情），从而将俄国视为下一个主要假想敌；而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英美出面调停，压日本接受和平协议，又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仇视英美情绪（所谓“英美鬼畜”），为下一场战争做了准备。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还对“文明”和“万国公法”有所顾忌，唯恐被国际社会指责为野蛮国家，那么四十年后在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中就再无掩饰，而这最终又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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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p.42：枪弹284,869万发：似多一“万”字
p.142：1985年6月17日……日本近代第一块殖民地诞生：按当为1895年，见p.275
p.156：1862年，日本作家高山晋所作《游清五录》：按似当为“高杉晋作”
p.345：进攻旅顺的大山严第二军：当作“大山岩”，以“岩”、“严”繁体字字形相近而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