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段知青记忆
我是纯粹的农村人农民的孩子,所以,对于下乡知识青年有深刻的记忆。乔海燕在《随记光阴》这本书中所捡拾的,是他当年下乡的记忆段片。这些记忆虽然发生在河南省,但他所经历的那些事,与全国各地的知青没有什么不同。作为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见证者,虽然我那时还只是个孩子,却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另一个角度为乔海燕的回忆做一个补充。
当年,知识青年下乡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每当有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来,我所就学的村小学都要停课,师生们去欢迎下乡青年的到来。从苏子河北岸的长途汽车站,一直到老城南门下新近建起来的青年点,沿途二里多地的大道两旁,稀稀落落地站着我们全校师生和一些社员,大家手里拿着彩纸扎成的花,呼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向坐在汽车里的知识青年们招手表示着欢迎。
这些从省城等城市下放来的几十名男女青年,被分配到大队所属十个生产小队里。白天,他们和社员们一道下地劳动,锄地、薅草、扶犁,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晚上收工后,他们则聚集在宿舍里,欢笑、嬉闹,过着青年人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们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几年里,各人的成长道路不尽相同,有的人像作家叶辛笔下的柯碧舟一样,心中的青春之火时刻不息,在蹉跎岁月里奋发学习,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县上或公社的干部;有的在极左的年代里,成了造反派的头头儿;有的则学会了小偷小摸,偷生产队的香瓜,偷社员的鸡、狗和黄烟叶,被社员们唾骂;有的则成了打架英雄,靠拳脚和哥们义气,成了闻名乡里的人物,这些人都有一个绰号,只要一提这些人绰号,十里八里的下乡青年、农村小青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青年们在农村是极受优待的,他们的口粮总要比社员们分得多,冬天烧火取暖用的劈柴也是大队买好后给堆在场院里。而且在全大队,他们第一个看上电视。这在当时是极其稀罕的东西,吸引了村里的男女老少,每当晚饭后,住在周围村子的社员和小孩子们,就三五成群地到青年点来看电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名叫《阿夏河的秘密》的故事片,讲的是一个含而不露的林场工人,勾结另外两个坏蛋,企图盗窃公社林场的圆木,在他们做案时,却被三个小学生给抓住了。那三个不同民族的小学生,把一个铃铛拴在木头上,坏蛋们一动手,屋子里的铃铛就响起来了……
青年们经常组织文艺演出队到各个生产队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农村新气象。我记得在表演唱《大寨----亚克西》里,一位男知青扮演新疆老大爷,他用墨水画了八字胡子,又不知从哪里弄了一顶破毡帽,逗得乡亲们哈哈大笑。以后,乡亲们就叫他“亚克西”,反倒把他的名字忘记了。后来,他参军去了中苏边界,复员后,分配回了城里。如今,他已近50岁,在一个机关当着处长,不知还记不记得那些往事和自己当年的风采?
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年以后,高考制度恢复,许多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留下来的,也纷纷办妥了回城手续,很快,诺大的青年点,成了空房子。再后来,那里成了村里的小学校,我当年的老师们,又在这宽敞的教室里,为他们的学生教“a、o、e”,教“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了。
乔海燕的《随记光阴》里,还有一章记录的是他在医院工作时的回忆。依我之见,还不如将这一章不收录其中,毕竟这是他回城后的故事。与知青这个主题离得远了,使这段“光阴”不搭题。
当年,知识青年下乡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每当有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来,我所就学的村小学都要停课,师生们去欢迎下乡青年的到来。从苏子河北岸的长途汽车站,一直到老城南门下新近建起来的青年点,沿途二里多地的大道两旁,稀稀落落地站着我们全校师生和一些社员,大家手里拿着彩纸扎成的花,呼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向坐在汽车里的知识青年们招手表示着欢迎。
这些从省城等城市下放来的几十名男女青年,被分配到大队所属十个生产小队里。白天,他们和社员们一道下地劳动,锄地、薅草、扶犁,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晚上收工后,他们则聚集在宿舍里,欢笑、嬉闹,过着青年人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们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几年里,各人的成长道路不尽相同,有的人像作家叶辛笔下的柯碧舟一样,心中的青春之火时刻不息,在蹉跎岁月里奋发学习,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县上或公社的干部;有的在极左的年代里,成了造反派的头头儿;有的则学会了小偷小摸,偷生产队的香瓜,偷社员的鸡、狗和黄烟叶,被社员们唾骂;有的则成了打架英雄,靠拳脚和哥们义气,成了闻名乡里的人物,这些人都有一个绰号,只要一提这些人绰号,十里八里的下乡青年、农村小青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青年们在农村是极受优待的,他们的口粮总要比社员们分得多,冬天烧火取暖用的劈柴也是大队买好后给堆在场院里。而且在全大队,他们第一个看上电视。这在当时是极其稀罕的东西,吸引了村里的男女老少,每当晚饭后,住在周围村子的社员和小孩子们,就三五成群地到青年点来看电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名叫《阿夏河的秘密》的故事片,讲的是一个含而不露的林场工人,勾结另外两个坏蛋,企图盗窃公社林场的圆木,在他们做案时,却被三个小学生给抓住了。那三个不同民族的小学生,把一个铃铛拴在木头上,坏蛋们一动手,屋子里的铃铛就响起来了……
青年们经常组织文艺演出队到各个生产队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农村新气象。我记得在表演唱《大寨----亚克西》里,一位男知青扮演新疆老大爷,他用墨水画了八字胡子,又不知从哪里弄了一顶破毡帽,逗得乡亲们哈哈大笑。以后,乡亲们就叫他“亚克西”,反倒把他的名字忘记了。后来,他参军去了中苏边界,复员后,分配回了城里。如今,他已近50岁,在一个机关当着处长,不知还记不记得那些往事和自己当年的风采?
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年以后,高考制度恢复,许多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留下来的,也纷纷办妥了回城手续,很快,诺大的青年点,成了空房子。再后来,那里成了村里的小学校,我当年的老师们,又在这宽敞的教室里,为他们的学生教“a、o、e”,教“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了。
乔海燕的《随记光阴》里,还有一章记录的是他在医院工作时的回忆。依我之见,还不如将这一章不收录其中,毕竟这是他回城后的故事。与知青这个主题离得远了,使这段“光阴”不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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