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智：弑父与悖谬 （巨长文……）

 美国反智：弑父与悖谬
——评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反智主义何为？

美国大选尚未落下帷幕，有趣的一幕出现了，曾担任收购公司CEO米特•罗姆尼并不直接嘲笑奥巴马的政治能力有所不逮，而是讽刺他“连柠檬水摊子都没有摆过”，与之相比，罗姆尼可谓从商经验异常丰富，力挽狂澜于99年盐湖城奥运会的财务危机，并创下收购公司业务佳绩。在美国政坛，这种对商业因素的大肆鼓吹是与对文化因素的贬义共生的，两者都根深蒂固。在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书中，他对这一现象做出了细致的描绘与考察。

Hofstadter指出：“美国政治中第一股强有力且广泛传播的反智主义来自于杰克逊思想运动。”而亚当姆斯则是19世纪最后一位心怀智性情感与科学追求的白宫入主者，或者说，他是最后一位相信培养艺术情感有助于联邦政府的总统。彼时亚当与杰克逊斡旋于政治竞技场，杰克逊的鼓吹者唱响了一首诗：“不要去了解那些遥远的、模糊的、精巧的事情，而是去了解我们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此乃第一位。”此后，艾森豪威尔与斯蒂文森的竞选之争、洛奇与尼克松的竞选争霸，重点都放在了处理事务的经验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变化世界道德实践中这一举动上，对商业与实践力的高度推崇引发了文化智性的不断退场，回想罗姆尼一边批评奥巴马乏善可陈，一边宣扬自己是“管理经济最佳人选”时，不难理解Hofstadter的忠告：“在政坛，有学问的改革者士被视作矫揉造作，充满女人味。”只有那些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脚踏实地的政治家才算得上是政坛中完美男性力量的代言者。

这只是美国生活中反智主义的一面。Hofstadter认为：“如果说福音主义和原始主义塑造了美国意识中反智主义的根须，商业社会则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意识。”追根溯源，宗教因素与原始主义才是美国反智主义的根源。然而，问题首先就出来了，何为“反智主义”？ Hofstadter承认：“反智主义长期以来没有被明确定义过，它的模糊性使之成为争论中使用的一个代号。但无论如何它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作为一个概念，它常常是相关概念的复杂集合而非单一概念，作为一种态度，它常常在矛盾而非单一的行事中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主体——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它并非持续的思路而是时不时大量出现的强有力的波动，并且，从大量资源中汲取其动力。”最终，他将反智主义定义为：“是对心灵生活的憎恨与怀疑，对那些被认为应受尊重的人的憎恨与怀疑，以及对这种生活价值不断贬损的处理方式。7”同时，也需要明确的是，反智主义与反理性不一样，它不是一种哲学律条。我们在社会与政治意义上使用反智主义。

起源

从源头上说，福音教派与天主教合力塑形了美国反智主义的意识根源。从宗教角度考察某种意识形态的根源有其合法性。列维•斯特劳斯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考察时提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三个向度的时间层面。法国大革命在后世思想家的谈论中，首先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积累与化学发应，这是历时的第一层面。同时，法国大革命的余韵在当今法国社会结构中仍有回响，与当今的社会问题具有因果性的同质关系，这就构成共时的第二层面；而历史事件的第三个时间层面就是结合了共时和历时两方面的讲述。因而，从当下出发来检视沧桑的宗教余韵，正形成一种结合了共时与历时的分析，更直观的把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化”在一个共同地平线上。

“反智主义牢牢抓住了我们的思想，因为它是被福音宗教所培育而来的，这一宗教同样孕育出慈悲与民主的情愫。它能在政治事务中大行其道是因为它呼应了我们对平等的诉求，而它在我们的教育中如此令人畏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是福音教派式的平等主义。因此，只要有可能，反智主义必须从这一仁善的推动力开始发掘，这一动力是反智主义一以贯之所依靠的。”确然，美国社会并不是唯一受福音教派影响的社会，但美国的宗教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被福音精神塑造的，福音教派与其他宗教的天平很大程度的倾向前者。人们都不会忘记，韦伯对新教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经典描述，Hofstadter也印证道：“清教阶级作为知识阶级，在美国第一代新教徒之后，富有学识者人数众多且备受尊敬。新教徒希望他们的传教士因学识淹博而脱颖而出。”然而，在18世纪中期，新英格兰及其他殖民地方迅速掀起了一股新潮流，对有智识的教师阶级产生了深刻影响。18世纪的大觉醒时期，有识教士受到了抨击，来自信仰复兴主义者。

美国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从大约1725～1770年在美国殖民地尤指新英格兰的新教徒中的一系列宗教信仰复活运动）是欧洲其他地方宗教变化的映射，尤其是德国虔敬教派的兴起和英国循道宗，但美国宗教觉醒程度极为成熟。新教派纷纷失势，他们失去了能吸引普通人的能力，“一度高度文明，极为通达，极为普世，但现在变得过分文明、通达与普世，他们的布道变成了使人昏昏欲睡的集会，令人厌倦且充斥着武断的争论“。觉醒者乔治怀特菲尔德说：“集会变得如此死气沉沉的原因是死气沉沉的人在布道。”觉醒运动对宗教的理性因素造成了威胁，最为极端的情况下，牧师们威胁大学学院，甚至烧书，乃至性情敦厚的怀特菲尔德也敦促说某些书应该被烧掉。1743年詹姆士达文珀特督促新英格兰的居民把他们的珠宝、个人奢侈品书籍以及那些由敌对牧师写的布道文收集起来烧掉。

这颇让人想起中世纪的做法。虽然近代史学家纷纷为中世纪翻案，试图矫正对其“黑暗时代”的“误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压迫是这一黑暗时代板上钉钉的事实。中世纪的圣伯纳德号召巴黎的师生们：“你将在森林中找到比在书本中原来的多的东西。树丛和石块都会比任何一位教师给你更多知识。”而另一位西妥教团的僧侣策勒的彼得声称永生的方法就是“不买一本书，不许给任何一名语言教授以报酬。”就这样，纯洁的圣徒拍就用寂寞抵御大学的喧嚣，用耶稣基督反对代表知识的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僧侣与美国大觉醒运动中的牧师达成了默契，根据Hofstadter的描述：“有一次，博学的约翰森爱德华都攻击耶鲁哈佛大学，因为学校没能培育虔敬的感情，在教学生们人文知识上花了太多功夫。”

而同时，在新教之外，美国天主教也对反智主义构成有力而深刻的影响。天主教也没有发展出什么智识的传统，在其早期发展史中，两股塑性力量导致了对知识的漠不关心。“其一是强烈的‘一无所知’的心理，其二是美国教会有限的资源长期以来就被为了给大量移民创造必要宗教机构的紧急任务所占据。”先到达的爱尔兰移民为后来者创造了存身之地的教会，几乎很少吸收有影响力的德国天主教学者或者抱着存疑心态的法国教会成员，而是大量吸收那些粗粝好战的爱尔兰教徒。进入美国后，在语言与阶级上被斩断，工人阶级的天主教移民们就缺少能力去推举出一个知识阶级的代言人。同时，“长期以来，天主教的财富对知识机构的赞助就微乎其微，即使出现了天主教的百万富翁时亦然。天主教大学与学院的学识成就一直非常低。”

就这样，宗教胜利之处，理性与智识开始衰退，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基要派、福音教徒、天主教徒都成为右翼政坛上的活跃主导力量。对知识的贬义与憎恨，就这样从宗教场所过渡到了政治竞技场。这多少有些讽刺，普世的基督教兄弟会不能统筹这些吵吵嚷嚷、分歧迭出的教派，可是在麦卡锡时代，很多有着宗教背景的右翼分子却被一股对知识的憎恨维系在了一起。

美国反智主义的另一源头，是原始主义作祟，Hofstadter并未就此展开丰富论述，但它与宗教的关系千丝万缕。“原始主义分散在对原始基督教精神的诉求之中，它同时也是一股要求回归“自然”的力量，凭借着它，一个人可以接近上帝或自然——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十分鲜明。”在原始主义看来，所谓纯任自然的天赋智慧与理性精神自然判然有别，前者是自然的，上帝授予的，后者却是培育的，造作的。由此，催生了大量讲述西部豪情的文学作品，欲与知识分子的矫揉造作形成鲜明对比。

弑父与悖谬

通过大量实证分析，Hofstadter展现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面面观——政坛、商界、学校、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本身——令人吃惊的是，在他的分析中，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人都对心灵生活与知识分子心怀怨恨、冷嘲热讽。
 
政坛内的反智风云不在话下，不同政策不断推动着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憎恨。比如说新政New Deal的颁布，就使得新政的批评者夸大了知识分子的能力，并视他们为不切实际的，不负责任的与心怀不轨的；而随着有教养的商业家退出舞台，自助者（Self-help）的概念出现，这些自助者白手起家，累资千万，代表着殷实商业家的乡村男孩的渴望与经验，自然，他们的发迹总是无关正统教育，他们鄙视“天才”与“有智慧的人”，认为那些人虚荣又轻佻。在很多商业领域，“比如实验室，制药厂，人们只欢迎普通人进行团队合作，天才一词总叫人想起内向敏感古怪等性格”；在教育领域，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与反智主义共同进退，人们有着普遍的认同：“教师被认为是女性化的职业。19世纪的美国，男人进入教育领域，要么是暂时的，为日后成为律师、牧师、政客、大学教师做准备，要么就是承认没能力找到更好工作的失败的明证。”

知识分子兴办的农业大学遇冷的同时，他们与工人的关系又陷入了紧张。“他总想将工人运动视作达到什么社会企图、社会建构的运动，但最终不得不攀附于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在工人世界里受憎恨的程度之深，就如他们被需要的程度一样。”至于知识分子本身，也成为反智主义源头活水涌动之地。Hofstadter说：“我并不否认我们当中有一小撮保守甚至反动的知识分子，但如果美国有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团体的存在，那么这个团体就算不是激进的（在团体中这是不受欢迎的），也是出于中心偏左翼的位置。它已经持续引发右翼好不缓和的憎恨。”

如此看来，心灵生活与知识分子在美国生活中几乎无立足境了。这一消极思潮的发生与起源，Hofstadter已经考察的很详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智主义过程中折射出的一些有趣现象。

其一，是一种俄狄浦斯王式的“弑父”情结。归根到底，美国所反对的文化与智慧往往以旧有欧洲文明为其代表。美国如此焦虑地反对这些“精巧的”、“欧洲的”、“旧世界”的文化，乃是为了尽早摆脱曾经的宗主国在文化上遗留的“影响的焦虑。”托马斯•潘恩在鼓动美国独立运动的小册子《常识》中，已经预言了对老欧洲的厌弃之情。他对君主政体、世袭制的抨击不仅仅是来自于自由主义理念，更是来自于一股取消英国政府合法性的冲动。他将英美两国的局面划为势同水火，将美国继续接受英国支配的可能性消灭殆尽——“只有抵抗才有效力，那么为了上帝，就让我们抵抗，一直达到最后的独立，不让下一代人在遭受侮辱的毫无意义的父子关系的名义下趋于灭亡吧！”

这一宣告父子关系断裂的预言预示着此后整个美国反智主义的基调：弑父。美国正是一个从过去逃逸出来的国家，充斥其生活中的，是对那个曾经依靠的母国的反对与抗拒。Hofstadter写道：“面对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美国人却缺少劳动力与技术，美国的态度代表着民主与共和对独裁和贵族制的反抗，理性对迷信的反抗，积极且远瞻对旧世界消极悲观的反抗，它是动态的、富有活力和原创精神。”234马克吐温的《误闯亚瑟宫》就描绘了一个19世纪的扬基人用蒸汽与电力建立起政权的故事，他对编辑说，这是写给英国人的故事，这是对英国批评美国的回应（尽管他没说，我们总想得起阿诺德对唯利庸俗的菲力士人的抨击），这本书真是对欧洲与旧时代的回应，他认为那完全是个肮脏迷信粗野无知剥削的地方。

古老的欧洲连同他的精巧文化与腐朽特权制度一同被扫入了垃圾筐，美国学校中的教育是活力的、新新的。虽然教育中谆谆教导的有用性技巧以及拓宽社会机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发展心智、想象力能力甚至是沉思的愉悦方面则是不明确的。很多美国人认为这类型的教育只适合于有遐阶级、贵族与老欧洲。而杜威则在精彩的《民主和教育》中指出：“现在不是过去之后某种一段接一段的所在，它是将过去弃于身后的生活。”因而对过去的研究不增益于理解现在——过去的生活中的文化产品一文不值，最重要的是超越过去。388

总之，在激进的反抗旧欧洲的过程中，“美国人把衰朽的欧洲视作比自然的美国更为野蛮。”158与此同时，弑父的反智情结与另一股悖谬的社会发展结构扭在了一起：现代性的悖谬。汪晖曾经在有关现代性的访谈中谈到：“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以至于，“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也就是说，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成为中国近代思潮的一个特征。中国的的现代性过程不仅深受世界现代性进程的发展，更本质地裹挟与包含在世界现代性发展之中，因而，可以提相信：欧洲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也具有这样一个内部冲突的结构，比如关于启蒙运动长期的争论本身就代表了正在进行的自我意识改造的阶段，启蒙主体的不断延续性。在美国反智主义的例子中，这股现代性的悖谬体现为，前行的现代性中的矛盾与倒退，在进步的年代对知识的贬义与心灵的憎恶。

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的进程也席卷了美国国土。Hofstadter指出：“国正经历着宗教、文学、艺术、道德相对性、激进平等、性骚动等多方面的现代性过程，各种主义丛生，世界主义与外国性都令美国人多少措手不及，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去承受一些那些不理解世界变迁者产生的愤怒。”在科学主义等启蒙观念入侵宗教领域时，大量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中的基要主义者一样，对现代化作出了逆反。这种对现代性的痛批则指向了如同替罪羊一般的知识分子身上。不能理解，每当社会面临着转型，知识分子往往必然要承受一种结构性的阵痛，仿佛社会转型的起源于结果之重全都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于是乎，“冲决与回归”、“剧变与安稳”等等两难的困境都向知识分子逼去，他们该作何反应呢？Hofstadter的答案并不乐观——或许他甚至没有给出答案，在全书最后，他只能描绘出知识分子在“疏离与规训”这又一次的两难困境中左右摇摆的现实。

我们时代的反智主义

文论家赫施教授（E. D. Hirsch）曾经讲过一个“无知美少女”的段子：在第五季《美国偶像》的第六名Kellie上了一档《和小学生比智慧》的节目。她不仅不知道布达佩斯是哪个欧洲国家的首都，甚至还以为欧洲就是一个国家。年逾八十的赫施的忧心因而凸显出来，由于美国公共教育病入膏肓，人们普遍陷入无知与缺乏常识的状态。Hofstadter在《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中念兹在兹的深受反智主义影响的教育理念问题，于今影响不断，接着成为了赫施的担忧。

无独有偶，陈平原教授前一段时间被广泛转载的文章《当阅读被检索取代，修养是最大的输家》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随着影像时代的来临，他的担忧在于：“我知道，刚毕业还没有问题，日子一久，很多学生是不再读书了，网上逛一逛，电视看一看”。”我有一位从事公务员工作的朋友说，每当在单位拿起一本心之所好的书开始看时，别人就会凑过来问：“哟，要考啥证呢？”在很多人心目中，为追求丰富的心灵生活而读书的概念早已不存，在讲追求智性的活动与讲求功用实践性的目的相连时，我们必须得坦然对面陈平原的忧惧：对精神生活与心灵世界的渴求成为生活中的稀缺品，商业、资讯的密集甚至剥夺了人的不知情权，而这其中又暗伏着多少反智的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