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自信天命】
千万不要感到意外，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匡地被拘押了起来。这其实是一场误会，当地人是把孔子误认作一个名叫阳货的坏人了。匡人对阳货的仇恨很深，所以孔子的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候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这是以周文化的唯一传承者自居，说自从周文王死后，传承周文化的重任就完全落在我的身上，如果上天真想让这个文化断绝，我也没有办法，但只要上天还不想断绝这个文化，匡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用父辈的话说，这就是标准的革命乐观主义。孔子有这种使命感，他坚信自己在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并且这一伟大事业的成败全看他一个人了，他相信上天不会断绝伟大的周文化，所以相信上天一定不会让自己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在匡人手里。
古人梳理孔子的逻辑，认为孔子是这样想的：如果上天真想让周文化断绝，就不会让我做了这么久的传承工作；既然上天让我做了这么久的传承工作，就一定是不想让周文化就此断绝；既然上天不想让周文化就此断绝，就一定会让我好好地活下去。（朱熹《论语集注》
这种自我欺骗的精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一脉相承的，孟子就比孔子表现得还要强烈。孟子在齐国得到了厚待，但没有得到理想中的重用，于是就毅然怀着理想主义离开了齐国，充虞在路上问他，说之前听孟子教导说“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但现在看来，孟子好像有点不大高兴似的，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答道：彼一时，此一时也，世界每隔五百年就会有王者出现，其间必有名闻天下的人，而周代先王开国以来，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上天要是不想平治天下也就罢了，要是想平治天下的话，“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又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等到了唐朝，大儒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原道》，提出了儒家有一个“道统”，传到孟子的时候就中断了，而接续孟子的人会不会出现呢？——已经出现了，韩愈自信满满地说，这个人就是他韩愈自己。
【赫尔德】
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搞了一次有奖征文，主题是论语言的起源，欧洲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场竞赛。一年之后，共有30篇论文呈交科学院，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独揽奖项，成为传世经典，而那些落选篇目虽然也出版过几篇，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大多数作品则存在了科学院的档案室里，默默地积累灰尘，直到200多年后，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进展，当年的盛事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那一批尘封的档案才终于被翻了出来。1989年，英国学者萨尔门解读了其中的四篇论文，并与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加以比较，认为那四篇论文“均有独到的思想，学术水准不在赫尔德之下，而其推论的严密、行文的谨慎尤胜于赫尔德。可是，除了泰滕斯的一篇外，余者连一句‘写得不错’的评语也未得到”。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那四篇论文见地太超前了，所以当年的普鲁士科学院理解不了吗？
不，萨尔门的推测是：“赫尔德的论文之所以获得科学院评委的一致推许，似乎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坚定地主张人类本源说，绝然否认神造语言的任何可能；二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化语言征服了评委们的心——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一篇论文中用了那么多惊叹号。”
《论语言的起源》一书的中文译本序言讲道：“赫尔德自己在另一处说过：语言若过于诗化，就会损害哲理。既如此，他为什么要用那么激情洋溢的文体呢？的确，今天看来，赫尔德的论证不无漏洞，即便在当时也未必能让众人折服。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在辩驳，不如说是在声讨，与其说在论证一种观点，不如说是在申述一个信念。”（[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p.14.）
【阐释】
孔子有一则著名的故事，是说他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被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境况相当窘迫。孔子就找来子路、子贡和颜回这三个弟子，问他们说：“我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田地，是我推行的‘道’错了吗？”
三大弟子的回答里，颜回的回答最得孔子的喜欢。颜回说的是：“老师的道太大了，以至于天下都容不下，但唯其如此，才显出我们是君子。道若不能修，那才是我们的错；道能修而不见用，这是当权者的错。”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把这个故事做过一番极尽深刻的解读：
颜回像什么人，像官员，而且颜回像那种特别能领会领导意图的官员，……颜回才是真聪明，他马上就想，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前面讲过颜回这人的特点：学习的特点是“闻一而知十”，就是他会举一反三，他会转。颜回就想了，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吾道非焉”，我们的主张不对吗？是老师真认为自己的主义、主张不对吗？不可能，打死他都不会承认，那为什么要问？很清楚，希望我们给出肯定的回答，是明知故问，所有我必须肯定，就回答“夫子之道至大也”。第二个问题，“吾何为于此。”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老师真的想找出路吗？也不是，因为孔子的特点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不会想我怎么改变一下办法，不会想这个问题，那他为什么问，是问自己吗？不是，那他问谁？问学生，为什么要问学生？因为现在人心浮动，军心不稳，因为现在这个组织快解散了。颜回马上就领悟过来，老师要的既不是什么反思自己，这是子路的错误；也不是什么整改措施，这是子贡的错误。老师要什么？要一个说法，要一个既可以肯定自己也能够解释当前困境，然后重新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继续前进的这样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老师为什么自己不说而要问呢？很简单，这个问题在老师那儿不成问题，在学生那儿成问题，所有必须学生自己说自己答，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鼓励自己，自己团结自己，所以他才找学生干部嘛，不就是让你们这些学生干部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嘛，所以颜回就把这个说法给出来了。
我没怎么看过百家讲坛，之所以提起这段内容，是因为身边不断有上进青年拿它来举例子，用来说明什么才叫做入木三分的分析。有人问起我的看法，我说这何止入木三分，就连孔子和颜回肚里的蛔虫都不可能把他们的心思把握得这么清楚。如果这是一部小说，那么作者显然是以上帝视角在写的，对每个角色最隐秘的心理活动都洞若观火，一览无余。
同样对这个故事，苏轼在《上梅直讲书》里也有提到（不要因此认为我读过《苏轼文集》，我只是读过《古文观止》），也做了一番分析评论。苏轼看出来的东西却和易中天看出来的截然不同。苏轼相当惊叹，说全天下都容不得孔子他们，而孔子师徒还能如此自得其乐，真是太不简单了；我今天才知道，周公之富贵也有不如孔子之贫贱的地方——周公的亲兄弟当中，以召公之贤能，以管叔、蔡叔之亲近，都理解不了周公的苦心，而与孔子一起共贫贱的都是天下的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看易中天的解释似乎不错，看苏轼的解释似乎也对，但这两个解释实在风马牛不相及。当然，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神秘主义风格，我们大可以说两者都对，都道出了事情的某一个侧面，但更讲逻辑、更讲理性的西方读者就不会这么看问题了。
也许我们可以用传说中的苏轼和佛印那个看人是佛还是屎的故事来解释，但其实易中天也好，苏轼也好，结论虽然不同，境界虽有高下，方法论却同样都是以己度人，没有论证，只有感悟。
【卢梭与语言学】
语言学发展的第一步竟然是要挣脱语言神授论的束缚，而为了挣脱这个束缚，思想家们很有一些奇思异想，在今天看起来简直可以说是充满了喜感。卢梭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他有一本长期不曾受到重视的小书，叫做《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他说在原始人的家庭内部，人们是不需要语言的——他们只要有默契的肢体语言和极简单的几个声音就够了，只有和外人交流才用得到语言。那么，最初的语言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呢？
卢梭认为，人类一定起源于温暖的地方，而那温暖的地方如果水草丰茂，那么人们就会以家庭为单位离群索居，不需要和别人交往，连婚姻都是在直系亲属之间完成的。但是，一旦干旱降临，大家就只能联合起来打井取水，还要商量出井的使用方式。“如此一来，在温暖的地方，社会与语言的起源就一定会发生在水井边。”
聪明的读者会一下子联想到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们已经在前边的旅程中遇到过它），似乎真是不同治水的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但卢梭和魏特夫不同，他是一个很感性、很有诗人气质的人，所以他接下来的推理是：
（在水井的旁边）家庭间最初的交往出现了；在这里，男女之间的第一次约会出现了。姑娘们来这里洗衣淘米，小伙子们来这里饮牛饮马。那一双双从小习惯了同样景象的眼睛，在这里开始多了一分喜悦。眼前这些新鲜的人和事让他们怦然心动，一种温柔的、莫名的吸引力生发出来，心灵也因不再孤独而感到喜悦。不知不觉间，水好像变得更加必要了，牲畜们也好像变得更加口渴，人们怀着期待匆匆而来，并带着惆怅默默而去。在那个快乐的史前时代，人们对时间没有概念，不知道计时，也不会计时，时间的唯一尺度就是欢愉和厌烦的交替。在不老的古橡树下，热情的年轻人渐渐失去了他们的野性，并渐渐变得有些腼腆，有些不好意思。为了努力使对方理解自己的意图，他们开始学着表达自己。也是在这里，最早的节日诞生了。脚在欢快地跳着，但这种热切的姿态也不能够满足情感表达的需要，于是需要伴之以富有激情的歌唱，于是欢乐和欲望合二为一。就这样，正是在这些水井周边，终于孕育出了一个民族的真正摇篮，也正是从这晶莹的水井中，流出了最初的爱的火焰。（[法]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吴克峰、胡涛译，北京出版社，2010，pp.60-61.）
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加充满诗意的语言理论，从感情上也真的希望这样的理论能够站得住脚。但没办法，这实在过于诗情画意了，今天哪怕是毫无学术素养的读者在它面前恐怕也会显露出一点恰如其分的狐疑。
不过平心而论，卢梭这本书还是很有一些亮点的，例如分析文字对口语的影响就很能给人启发：
原本指望文字可以固定语言，不料正是文字改变了语言。文字以其表达精确替代了口语的表现力。它不仅改变了语言的语汇，而且改变了语言的灵魂。说话表达的是感觉，而文字表达的是观念。在文字中，每一个词的使用必须根据它们约定俗成的用法。但在言说中，言说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音调、语气的变化而表达不同的意思。因为越是不限制语言的明确含义，一个人的表达空间就越大，因而也就越有力量。并且，一种可以书写的语言，不可能像那种仅仅可以说的语言那样，始终保持它的活力。写下来的是语词，而不是声音。但在一种可以变换音调的语言中，声音、重音和所有的种种声调变化是这种语言的活力的主要源泉。正是由于这些东西，使得某一个在其他情形下的一般表述，成为在这一情形下唯一适当的表达。为克服口语的这种不足而使用的种种方法，倾向于使书面语言变得相当复杂、详尽。而当这些书面语进入口语当中时，又使语言变得苍白无力。
当说一件事情如同写一件事情时，说就变成了朗读。Ibid., pp.27-28.
按照卢梭的这个说法，我们从古汉语改用白话文，实际上是一个用口语代替书面语，又以文字把口语固定下来的过程，这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不仅改变了语言的语汇，而且改变了语言的灵魂”了。
千万不要感到意外，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匡地被拘押了起来。这其实是一场误会，当地人是把孔子误认作一个名叫阳货的坏人了。匡人对阳货的仇恨很深，所以孔子的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候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这是以周文化的唯一传承者自居，说自从周文王死后，传承周文化的重任就完全落在我的身上，如果上天真想让这个文化断绝，我也没有办法，但只要上天还不想断绝这个文化，匡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用父辈的话说，这就是标准的革命乐观主义。孔子有这种使命感，他坚信自己在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并且这一伟大事业的成败全看他一个人了，他相信上天不会断绝伟大的周文化，所以相信上天一定不会让自己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在匡人手里。
古人梳理孔子的逻辑，认为孔子是这样想的：如果上天真想让周文化断绝，就不会让我做了这么久的传承工作；既然上天让我做了这么久的传承工作，就一定是不想让周文化就此断绝；既然上天不想让周文化就此断绝，就一定会让我好好地活下去。（朱熹《论语集注》
这种自我欺骗的精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一脉相承的，孟子就比孔子表现得还要强烈。孟子在齐国得到了厚待，但没有得到理想中的重用，于是就毅然怀着理想主义离开了齐国，充虞在路上问他，说之前听孟子教导说“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但现在看来，孟子好像有点不大高兴似的，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答道：彼一时，此一时也，世界每隔五百年就会有王者出现，其间必有名闻天下的人，而周代先王开国以来，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上天要是不想平治天下也就罢了，要是想平治天下的话，“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又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等到了唐朝，大儒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原道》，提出了儒家有一个“道统”，传到孟子的时候就中断了，而接续孟子的人会不会出现呢？——已经出现了，韩愈自信满满地说，这个人就是他韩愈自己。
【赫尔德】
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搞了一次有奖征文，主题是论语言的起源，欧洲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场竞赛。一年之后，共有30篇论文呈交科学院，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独揽奖项，成为传世经典，而那些落选篇目虽然也出版过几篇，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大多数作品则存在了科学院的档案室里，默默地积累灰尘，直到200多年后，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进展，当年的盛事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那一批尘封的档案才终于被翻了出来。1989年，英国学者萨尔门解读了其中的四篇论文，并与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加以比较，认为那四篇论文“均有独到的思想，学术水准不在赫尔德之下，而其推论的严密、行文的谨慎尤胜于赫尔德。可是，除了泰滕斯的一篇外，余者连一句‘写得不错’的评语也未得到”。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那四篇论文见地太超前了，所以当年的普鲁士科学院理解不了吗？
不，萨尔门的推测是：“赫尔德的论文之所以获得科学院评委的一致推许，似乎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坚定地主张人类本源说，绝然否认神造语言的任何可能；二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化语言征服了评委们的心——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一篇论文中用了那么多惊叹号。”
《论语言的起源》一书的中文译本序言讲道：“赫尔德自己在另一处说过：语言若过于诗化，就会损害哲理。既如此，他为什么要用那么激情洋溢的文体呢？的确，今天看来，赫尔德的论证不无漏洞，即便在当时也未必能让众人折服。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在辩驳，不如说是在声讨，与其说在论证一种观点，不如说是在申述一个信念。”（[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p.14.）
【阐释】
孔子有一则著名的故事，是说他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被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境况相当窘迫。孔子就找来子路、子贡和颜回这三个弟子，问他们说：“我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田地，是我推行的‘道’错了吗？”
三大弟子的回答里，颜回的回答最得孔子的喜欢。颜回说的是：“老师的道太大了，以至于天下都容不下，但唯其如此，才显出我们是君子。道若不能修，那才是我们的错；道能修而不见用，这是当权者的错。”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把这个故事做过一番极尽深刻的解读：
颜回像什么人，像官员，而且颜回像那种特别能领会领导意图的官员，……颜回才是真聪明，他马上就想，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前面讲过颜回这人的特点：学习的特点是“闻一而知十”，就是他会举一反三，他会转。颜回就想了，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吾道非焉”，我们的主张不对吗？是老师真认为自己的主义、主张不对吗？不可能，打死他都不会承认，那为什么要问？很清楚，希望我们给出肯定的回答，是明知故问，所有我必须肯定，就回答“夫子之道至大也”。第二个问题，“吾何为于此。”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老师真的想找出路吗？也不是，因为孔子的特点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不会想我怎么改变一下办法，不会想这个问题，那他为什么问，是问自己吗？不是，那他问谁？问学生，为什么要问学生？因为现在人心浮动，军心不稳，因为现在这个组织快解散了。颜回马上就领悟过来，老师要的既不是什么反思自己，这是子路的错误；也不是什么整改措施，这是子贡的错误。老师要什么？要一个说法，要一个既可以肯定自己也能够解释当前困境，然后重新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继续前进的这样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老师为什么自己不说而要问呢？很简单，这个问题在老师那儿不成问题，在学生那儿成问题，所有必须学生自己说自己答，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鼓励自己，自己团结自己，所以他才找学生干部嘛，不就是让你们这些学生干部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嘛，所以颜回就把这个说法给出来了。
我没怎么看过百家讲坛，之所以提起这段内容，是因为身边不断有上进青年拿它来举例子，用来说明什么才叫做入木三分的分析。有人问起我的看法，我说这何止入木三分，就连孔子和颜回肚里的蛔虫都不可能把他们的心思把握得这么清楚。如果这是一部小说，那么作者显然是以上帝视角在写的，对每个角色最隐秘的心理活动都洞若观火，一览无余。
同样对这个故事，苏轼在《上梅直讲书》里也有提到（不要因此认为我读过《苏轼文集》，我只是读过《古文观止》），也做了一番分析评论。苏轼看出来的东西却和易中天看出来的截然不同。苏轼相当惊叹，说全天下都容不得孔子他们，而孔子师徒还能如此自得其乐，真是太不简单了；我今天才知道，周公之富贵也有不如孔子之贫贱的地方——周公的亲兄弟当中，以召公之贤能，以管叔、蔡叔之亲近，都理解不了周公的苦心，而与孔子一起共贫贱的都是天下的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看易中天的解释似乎不错，看苏轼的解释似乎也对，但这两个解释实在风马牛不相及。当然，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神秘主义风格，我们大可以说两者都对，都道出了事情的某一个侧面，但更讲逻辑、更讲理性的西方读者就不会这么看问题了。
也许我们可以用传说中的苏轼和佛印那个看人是佛还是屎的故事来解释，但其实易中天也好，苏轼也好，结论虽然不同，境界虽有高下，方法论却同样都是以己度人，没有论证，只有感悟。
【卢梭与语言学】
语言学发展的第一步竟然是要挣脱语言神授论的束缚，而为了挣脱这个束缚，思想家们很有一些奇思异想，在今天看起来简直可以说是充满了喜感。卢梭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他有一本长期不曾受到重视的小书，叫做《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他说在原始人的家庭内部，人们是不需要语言的——他们只要有默契的肢体语言和极简单的几个声音就够了，只有和外人交流才用得到语言。那么，最初的语言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呢？
卢梭认为，人类一定起源于温暖的地方，而那温暖的地方如果水草丰茂，那么人们就会以家庭为单位离群索居，不需要和别人交往，连婚姻都是在直系亲属之间完成的。但是，一旦干旱降临，大家就只能联合起来打井取水，还要商量出井的使用方式。“如此一来，在温暖的地方，社会与语言的起源就一定会发生在水井边。”
聪明的读者会一下子联想到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们已经在前边的旅程中遇到过它），似乎真是不同治水的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但卢梭和魏特夫不同，他是一个很感性、很有诗人气质的人，所以他接下来的推理是：
（在水井的旁边）家庭间最初的交往出现了；在这里，男女之间的第一次约会出现了。姑娘们来这里洗衣淘米，小伙子们来这里饮牛饮马。那一双双从小习惯了同样景象的眼睛，在这里开始多了一分喜悦。眼前这些新鲜的人和事让他们怦然心动，一种温柔的、莫名的吸引力生发出来，心灵也因不再孤独而感到喜悦。不知不觉间，水好像变得更加必要了，牲畜们也好像变得更加口渴，人们怀着期待匆匆而来，并带着惆怅默默而去。在那个快乐的史前时代，人们对时间没有概念，不知道计时，也不会计时，时间的唯一尺度就是欢愉和厌烦的交替。在不老的古橡树下，热情的年轻人渐渐失去了他们的野性，并渐渐变得有些腼腆，有些不好意思。为了努力使对方理解自己的意图，他们开始学着表达自己。也是在这里，最早的节日诞生了。脚在欢快地跳着，但这种热切的姿态也不能够满足情感表达的需要，于是需要伴之以富有激情的歌唱，于是欢乐和欲望合二为一。就这样，正是在这些水井周边，终于孕育出了一个民族的真正摇篮，也正是从这晶莹的水井中，流出了最初的爱的火焰。（[法]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吴克峰、胡涛译，北京出版社，2010，pp.60-61.）
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加充满诗意的语言理论，从感情上也真的希望这样的理论能够站得住脚。但没办法，这实在过于诗情画意了，今天哪怕是毫无学术素养的读者在它面前恐怕也会显露出一点恰如其分的狐疑。
不过平心而论，卢梭这本书还是很有一些亮点的，例如分析文字对口语的影响就很能给人启发：
原本指望文字可以固定语言，不料正是文字改变了语言。文字以其表达精确替代了口语的表现力。它不仅改变了语言的语汇，而且改变了语言的灵魂。说话表达的是感觉，而文字表达的是观念。在文字中，每一个词的使用必须根据它们约定俗成的用法。但在言说中，言说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音调、语气的变化而表达不同的意思。因为越是不限制语言的明确含义，一个人的表达空间就越大，因而也就越有力量。并且，一种可以书写的语言，不可能像那种仅仅可以说的语言那样，始终保持它的活力。写下来的是语词，而不是声音。但在一种可以变换音调的语言中，声音、重音和所有的种种声调变化是这种语言的活力的主要源泉。正是由于这些东西，使得某一个在其他情形下的一般表述，成为在这一情形下唯一适当的表达。为克服口语的这种不足而使用的种种方法，倾向于使书面语言变得相当复杂、详尽。而当这些书面语进入口语当中时，又使语言变得苍白无力。
当说一件事情如同写一件事情时，说就变成了朗读。Ibid., pp.27-28.
按照卢梭的这个说法，我们从古汉语改用白话文，实际上是一个用口语代替书面语，又以文字把口语固定下来的过程，这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不仅改变了语言的语汇，而且改变了语言的灵魂”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