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知识分子与市场的关系

     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当中指出：现代性导致知识分子的身份受到了挑战-----他们成为打工者从属于现代工业机器，除非有利于“增值资本”提高效用，“没有人会出钱雇佣他们”。一个滑稽的悖论摆在他们眼前：任何观念即使是革命的颠覆性观念本身，“除非能进入市场出售给现代人，否则就无法为现代人所知并改变他们，”因此，“知识分子不仅要为了面包依赖于市场，而且也要为了精神食粮依赖于市场——而他们知道，这种精神食粮的提供是不能依靠市场的。”不管是现代主义者贝尔，还是反现代主义者巴勒斯，都始终在“沸腾而多产的社会和经济大锅的表面上冒泡翻滚。”
   诺齐克则借鉴了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的一章中的写法，称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缘于不成功者的“怨恨”。他指出：是学校教育培养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宠儿”心态，使他们接受了一种按照智力能力分配奖赏的机制。但是，市场社会的标准与学校标准是如此不同，资本主义制度分配个人回报的唯一依据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上其他人的需要，它只问你在经济上带来的收益，而不管所谓的的“个人价值”。所以，即使在学术上春风得意的学者，也会在与市场精英的横向比较中，产生一种心理失衡之感。最令严肃的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是，“市场未必会给那些知识上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以应有的奖赏；它所奖励的是那些公众喜欢的东西。这些可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研究，或者有可能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思想内涵的东西。” 正是这种心理落差，使人文知识分子对于市场产生了“不共戴天”的仇恨。诺齐克指出，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掏钱购买知识产品的公众身上、而不是出在市场机制本身上。
    市场对于知识分子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社会物质的富足是文化发展的前提；而宽容多元的市场体制也为创作自由创造了条件。然而，市场的本质是大众的品位与喜好；而严肃的科学与文化恰恰是与它相对立的---精英文化必定难以顺利走向市场。今日的很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市场体制的受益者，“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人常常非常真诚、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从制度上看，公共知识分子向大众市场提供“符号产品”，往往有迎合之意，常常有哗众取宠的娱乐化表现。
   现代社会由三大系统构成：政治、市场与文化。反观当今中国的情况,中国知识分子曾长期处于政治压力之下，面临着不容置疑的政治教条；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则面临着大众的需求与品位。在几十年的政治压力之下，我们早已丧失了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与知识分子团体；而当今在充斥着功利主义与物欲的市场体制面前，知识人又如何保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领地？这无疑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