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廊街上的现代性巴黎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里并不是在写波德莱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波德莱尔是他灵魂选择依附上的一具肉体，他所需要的，是波德莱尔的眼睛和手中的羽毛笔。这本是一部名为《巴黎拱廊街》的鸿篇巨制，波德莱尔本来只是黑色的维吉尔，带着本雅明度过19世纪巴黎的癫狂年代，然而却在阴差阳错间，成为了波德莱尔的自我映画，巴黎真正成为了波德莱尔的巴黎。
拱廊街孕育了巴黎的现代。现代来自于都市，而都市毫无疑问，是从经济飞速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中逐渐崛起。城市的概念从中世纪开始孕育，然而只有到达属于拱廊街的时代，我们才意识到城市不仅仅是人的聚落，而更多的是人的精神家园，影响人，乃至塑造人。在光怪陆离的巴黎街道上，都市正在制造密不透风的框架并开始接纳各种反叛的灵魂，把这些思维和观念在温室中培育起来，变得驯服而温顺。
“煤气灯亮起来了。司灯人穿过拱门街挤满建筑物的通道和夜游症的人群，把幽暗隐晦的街灯点亮。玻璃顶、大理石地面的通道，豪华的商品陈列、赌场、玻璃橱窗……人群的面孔幽灵般显现，他们焦灼、茫然、彼此雷同，拥挤得连梦幻都没有了间隙。 ”这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这段描述使得巴黎闻名全世界，披上的是童话般的外衣和繁复沉重的梦幻。
路边的咖啡馆内的闲谈，画廊，吟游艺人，拱廊街内的百货商店，路边卖艺的波西米亚人，橱窗内的貂皮大衣，赌场内的烟尘滚滚，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巴黎。这是19世纪的世界上最为摩登的地方，浑身每一处带着铜臭味的毛孔在疯狂的诉说自我，他们要抓住一切哪怕是绝望的机会，去向别人炫耀自己领先于时代。
于是我们有了波德莱尔，他无目的的漫游在街道上，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他就是本雅明所说的“闲逛者”之一，尽管他有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但这也改变不了他穷困潦倒的现实。巴黎就是现代，而现代就是商业。所有的东西都商业化了，本雅明不无嘲讽的写道，“他的全部作品不过为他挣了一万五千法郎，而大仲马每年至少是六万三千法郎，欧仁•苏仅《巴黎的秘密》就收益了十万，拉马丁的年薪则是六十万。”
或者我们可以说，在经历了启蒙，理性，共产主义，大革命，反法同盟，复辟运动的冲击之后，法兰西第二帝国终于放弃了血缘，品德这些虚幻的词藻，他们寻找到的评价标准最为精确并可以将一切量化——正是这样的精确促使他们来到了时代的前列：金钱。用金钱去评判一切事物，统一，鲜明，同时也无比公正：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价值冲突，或者是知识文化素质的高下所导致的评判差异，都被一种具备普遍价值的标准所规定了——那么在这个标准下，这个最为先进，不容置喙的标准下：波德莱尔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诗人，他和那些波西米亚人一样，都是这座城市最为悲哀的闲逛者。
本雅明把文人和波西米亚人归入同样的群体，“他们都游手好闲的进入市场，看似只是随意瞧瞧，实际上只是在找一个买主。”闲逛人游离在整个社会体制之外，他们没有创造商业金钱价值，于是他们也同时被商业价值所抛弃。然而实际上，这种遗弃是相互的；被称为“职业密谋家”的波西米亚人，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流浪本身；他们是城市的良心，城市里唯一独立的评判者和观察者，而不是在金钱价值体系里的随波逐流者。
可是这座城市里大多数都是随波逐流者，他们就是所谓的“人群”。人群是个可怕的字眼，如黑暗的血盆大口，吞噬着的是个性，独立的价值，以标准的评判方式，取缔了异议存在的价值。人化作社会劳动的工具，人的作用与机器无异；于是这种逐渐趋同的人性转化，促使了人群的集体性力量；这种统一的乌托邦梦想是如此美妙——以至于摇身一变成为了理想和某种道德与宗教上的价值，于是乌合之众们显得如此理直气壮，毫无愧色。
然而人群在模糊个体的独立价值的时候，也同时吊诡的为独立个体提供的隐藏的环境和藏匿的洞穴。这就是本雅明所说的“人群中的人”，或者说，就是“闲逛者”的一个更文雅的说法。这些在人群中窥视，凝视，围观，人群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庇护，对他们的排斥从某种角度上又是对他们评判和观察地位的绝佳保护。这就是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处境——他有机会去观察和描述一个波德莱尔的巴黎。
波德莱尔的诗人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本雅明也绝不讳言：他对于日常事物基本上视而不见，毫无了解，漠不关心。他绝不是一个具备如福楼拜那样敏锐而事无巨细的观察力的作家，相反他对任何的事物是否关心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喜好。但是，与此同时，“对理论存在着天生的敏锐，这种敏锐是近乎直觉式的，他能够精当有洞见地提炼出主题，同时把本来存在的主题之间的联系弄得朦胧晦涩。”这就更能证明，对一个诗人的眼光来说，人群只不过是他的庇护所，而并不是他的归宿。他依靠着人群，却时刻提防他们。从他的观察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他自己的思维形态，主观的自我，任何事物都能与他本人有关，从而我们得到的——正是他一个人的巴黎。
但是他始终是无法阻碍现代性的萌芽和爆发的。他只是站在橱窗背后，窥视着别人，同时被窥视，在纸上写下哀婉的长诗悼念过去，却无法抵御时光和潮流将他淹没。不仅是淹没，而且是包容并融为一体；当我们回过头去的时候，他当时的固守有价值的游手好闲，竟成为这个时代的另一种现代；潮流无声寂寞的画了一个圈，我们的精神领地在缩小，但都城和堡垒却又回到了原点。
我们从他的诗作里，发现了“震颤”。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指外在的世界过分强大的能量，刺破人的自我保护层，对人造成的严峻的威胁。然而这恰恰就是诗人审美和表达的基础；波德莱尔在他的闲逛和注视里，寻找到的都是整个现代世界对他的“震颤”。他如实的记录下了他的震惊，他的不解，他的疑惑，他的迷茫。然而或许他意识到了，抑或没有，他是在为拱廊街为符号表征的现代作传；他被刺痛，他的刺点，也正是现代的突破口，现代对过去的战胜宣言，是整个现代性状态的最佳代言。
波德莱尔把现代定义为“过度，短暂，偶然”，这样的震颤促使他塑造出的抒情主人公，反而脱离了古典式范畴而成为一个“叛逆式”的现代英雄。首先他是不为世所容的，他是被时代抛弃的，他如同堂吉诃德般，在一个新的时代鼓吹着过往的故事。这样的英雄只能是“闲逛者”，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被体制所吞没，才会在金钱至上的都市街道上，捡拾一些并不值钱的东西；现代性的英雄必然是特立独行的，只因为他们的不合时宜。
然而我们又会注意到，波德莱尔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古典性的时代英雄一面之外，现代性的潜移默化又如同鬼魅般附身。某种意义上，如同我们怀念民国时期的摩登大上海一般，纸醉金迷的都市本身就具备足够的审美力量。《恶之花》，开创出以恶为美，公然打响唯美主义大旗的波德莱尔，他的观察和窥视，在后代的审美视野中逐渐转移为一种单纯的唯美主义情趣，对于过往的怀念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化过去。当任何一个人，站立在拱廊街的金碧辉煌下，他必然会发觉存在于现代性状态自身的美，而美，是没有道德，没有评判，也没有界限的。他对于时代的反叛，更多地是出自对于固有价值的本能性拥护，对于自我的本能性证明，甚至说，是一种近乎于孩子气的盲目叛逆。
也就是说，波德莱尔不是一个合适的批判者，他只是一个合适的记录者。他用诗人本能所发现的东西，并不能触碰到时代的本质，隔靴搔痒；但他的记录，恰恰就是现代性反攻和占领土地的绝妙证据。这对于特立独行的，企图远离这个时代和体制的波德莱尔来说，到头来是一种绝望的，无法实现的悲哀。
然后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身体中释放出来，离开了他的视角，再也没能更进一步。或者我们可以说，本雅明就像站在天堂门口的但丁，刚刚游历了地狱和炼狱，而波德莱尔就是他身边的维吉尔。维吉尔不能把他带上天堂，而本雅明也就没有更进一步。他回过头去，只听见从波德莱尔的书页里，缓慢响起的新时代的狂笑，奏起的对于逝去岁月的挽歌。
拱廊街孕育了巴黎的现代。现代来自于都市，而都市毫无疑问，是从经济飞速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中逐渐崛起。城市的概念从中世纪开始孕育，然而只有到达属于拱廊街的时代，我们才意识到城市不仅仅是人的聚落，而更多的是人的精神家园，影响人，乃至塑造人。在光怪陆离的巴黎街道上，都市正在制造密不透风的框架并开始接纳各种反叛的灵魂，把这些思维和观念在温室中培育起来，变得驯服而温顺。
“煤气灯亮起来了。司灯人穿过拱门街挤满建筑物的通道和夜游症的人群，把幽暗隐晦的街灯点亮。玻璃顶、大理石地面的通道，豪华的商品陈列、赌场、玻璃橱窗……人群的面孔幽灵般显现，他们焦灼、茫然、彼此雷同，拥挤得连梦幻都没有了间隙。 ”这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这段描述使得巴黎闻名全世界，披上的是童话般的外衣和繁复沉重的梦幻。
路边的咖啡馆内的闲谈，画廊，吟游艺人，拱廊街内的百货商店，路边卖艺的波西米亚人，橱窗内的貂皮大衣，赌场内的烟尘滚滚，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巴黎。这是19世纪的世界上最为摩登的地方，浑身每一处带着铜臭味的毛孔在疯狂的诉说自我，他们要抓住一切哪怕是绝望的机会，去向别人炫耀自己领先于时代。
于是我们有了波德莱尔，他无目的的漫游在街道上，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他就是本雅明所说的“闲逛者”之一，尽管他有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但这也改变不了他穷困潦倒的现实。巴黎就是现代，而现代就是商业。所有的东西都商业化了，本雅明不无嘲讽的写道，“他的全部作品不过为他挣了一万五千法郎，而大仲马每年至少是六万三千法郎，欧仁•苏仅《巴黎的秘密》就收益了十万，拉马丁的年薪则是六十万。”
或者我们可以说，在经历了启蒙，理性，共产主义，大革命，反法同盟，复辟运动的冲击之后，法兰西第二帝国终于放弃了血缘，品德这些虚幻的词藻，他们寻找到的评价标准最为精确并可以将一切量化——正是这样的精确促使他们来到了时代的前列：金钱。用金钱去评判一切事物，统一，鲜明，同时也无比公正：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价值冲突，或者是知识文化素质的高下所导致的评判差异，都被一种具备普遍价值的标准所规定了——那么在这个标准下，这个最为先进，不容置喙的标准下：波德莱尔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诗人，他和那些波西米亚人一样，都是这座城市最为悲哀的闲逛者。
本雅明把文人和波西米亚人归入同样的群体，“他们都游手好闲的进入市场，看似只是随意瞧瞧，实际上只是在找一个买主。”闲逛人游离在整个社会体制之外，他们没有创造商业金钱价值，于是他们也同时被商业价值所抛弃。然而实际上，这种遗弃是相互的；被称为“职业密谋家”的波西米亚人，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流浪本身；他们是城市的良心，城市里唯一独立的评判者和观察者，而不是在金钱价值体系里的随波逐流者。
可是这座城市里大多数都是随波逐流者，他们就是所谓的“人群”。人群是个可怕的字眼，如黑暗的血盆大口，吞噬着的是个性，独立的价值，以标准的评判方式，取缔了异议存在的价值。人化作社会劳动的工具，人的作用与机器无异；于是这种逐渐趋同的人性转化，促使了人群的集体性力量；这种统一的乌托邦梦想是如此美妙——以至于摇身一变成为了理想和某种道德与宗教上的价值，于是乌合之众们显得如此理直气壮，毫无愧色。
然而人群在模糊个体的独立价值的时候，也同时吊诡的为独立个体提供的隐藏的环境和藏匿的洞穴。这就是本雅明所说的“人群中的人”，或者说，就是“闲逛者”的一个更文雅的说法。这些在人群中窥视，凝视，围观，人群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庇护，对他们的排斥从某种角度上又是对他们评判和观察地位的绝佳保护。这就是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处境——他有机会去观察和描述一个波德莱尔的巴黎。
波德莱尔的诗人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本雅明也绝不讳言：他对于日常事物基本上视而不见，毫无了解，漠不关心。他绝不是一个具备如福楼拜那样敏锐而事无巨细的观察力的作家，相反他对任何的事物是否关心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喜好。但是，与此同时，“对理论存在着天生的敏锐，这种敏锐是近乎直觉式的，他能够精当有洞见地提炼出主题，同时把本来存在的主题之间的联系弄得朦胧晦涩。”这就更能证明，对一个诗人的眼光来说，人群只不过是他的庇护所，而并不是他的归宿。他依靠着人群，却时刻提防他们。从他的观察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他自己的思维形态，主观的自我，任何事物都能与他本人有关，从而我们得到的——正是他一个人的巴黎。
但是他始终是无法阻碍现代性的萌芽和爆发的。他只是站在橱窗背后，窥视着别人，同时被窥视，在纸上写下哀婉的长诗悼念过去，却无法抵御时光和潮流将他淹没。不仅是淹没，而且是包容并融为一体；当我们回过头去的时候，他当时的固守有价值的游手好闲，竟成为这个时代的另一种现代；潮流无声寂寞的画了一个圈，我们的精神领地在缩小，但都城和堡垒却又回到了原点。
我们从他的诗作里，发现了“震颤”。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指外在的世界过分强大的能量，刺破人的自我保护层，对人造成的严峻的威胁。然而这恰恰就是诗人审美和表达的基础；波德莱尔在他的闲逛和注视里，寻找到的都是整个现代世界对他的“震颤”。他如实的记录下了他的震惊，他的不解，他的疑惑，他的迷茫。然而或许他意识到了，抑或没有，他是在为拱廊街为符号表征的现代作传；他被刺痛，他的刺点，也正是现代的突破口，现代对过去的战胜宣言，是整个现代性状态的最佳代言。
波德莱尔把现代定义为“过度，短暂，偶然”，这样的震颤促使他塑造出的抒情主人公，反而脱离了古典式范畴而成为一个“叛逆式”的现代英雄。首先他是不为世所容的，他是被时代抛弃的，他如同堂吉诃德般，在一个新的时代鼓吹着过往的故事。这样的英雄只能是“闲逛者”，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被体制所吞没，才会在金钱至上的都市街道上，捡拾一些并不值钱的东西；现代性的英雄必然是特立独行的，只因为他们的不合时宜。
然而我们又会注意到，波德莱尔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古典性的时代英雄一面之外，现代性的潜移默化又如同鬼魅般附身。某种意义上，如同我们怀念民国时期的摩登大上海一般，纸醉金迷的都市本身就具备足够的审美力量。《恶之花》，开创出以恶为美，公然打响唯美主义大旗的波德莱尔，他的观察和窥视，在后代的审美视野中逐渐转移为一种单纯的唯美主义情趣，对于过往的怀念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化过去。当任何一个人，站立在拱廊街的金碧辉煌下，他必然会发觉存在于现代性状态自身的美，而美，是没有道德，没有评判，也没有界限的。他对于时代的反叛，更多地是出自对于固有价值的本能性拥护，对于自我的本能性证明，甚至说，是一种近乎于孩子气的盲目叛逆。
也就是说，波德莱尔不是一个合适的批判者，他只是一个合适的记录者。他用诗人本能所发现的东西，并不能触碰到时代的本质，隔靴搔痒；但他的记录，恰恰就是现代性反攻和占领土地的绝妙证据。这对于特立独行的，企图远离这个时代和体制的波德莱尔来说，到头来是一种绝望的，无法实现的悲哀。
然后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身体中释放出来，离开了他的视角，再也没能更进一步。或者我们可以说，本雅明就像站在天堂门口的但丁，刚刚游历了地狱和炼狱，而波德莱尔就是他身边的维吉尔。维吉尔不能把他带上天堂，而本雅明也就没有更进一步。他回过头去，只听见从波德莱尔的书页里，缓慢响起的新时代的狂笑，奏起的对于逝去岁月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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