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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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朝政府来说，虽然封了吴三桂为平西王，但很显然，这个明朝的降将在他们眼里永远是颗棋子，“平西王”只不过是个给他脸上贴金的称呼而已，奴才必需是奴才，他想翻身做大王，主子怎么可能会同意？而吴三桂之所以会投奔满清朝，却是想借清政府这个跳板一举夺天下。于是他拿着满清的俸禄在云南开藩设府、私养兵将，当势力逼近紫禁城时，皇帝就再也容不下他这颗扎人的眼中钉。平定吴三桂叛乱的这段历史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而这段往事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皇权是多么地至高无上。即便你再有才、再强大，你敢冒犯皇权，下场只能是惨败。这是中国几千年积攒下来的政治哲学，就算当今没有了封建帝制，但这样的哲学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华子孙的细胞里。
照一般人想来，政治就是政治，只有那些野心勃勃想当官的人才需要精通它。而在吴晓波的《大败局Ⅱ》里，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做生意不懂搞政治，根本就做不起。政治，搞好了可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搞不好，辛辛苦苦塔建起的商业帝国会被瞬间沙漠化，经不起风一吹。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因此，《大败局Ⅱ》里的每一个案例，也都被称为了“中国式失败”。
之所以会让我不由得联想起吴三桂的这段历史，是因为《大败局Ⅱ》里，铁本及戴国芳的失败案例处处让影射着这里头深藏着的政治关系。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靠着捡破烂攒下的一点钱办起了一家废旧钢铁冶炼厂，因为经营得好，不起眼的小厂竟然壮大到成为常熟市上缴利税排名第二的优质民营企业，戴国芳也由一个农民变身成为了民营企业家。当一个企业的发展对政府有利时，它与政府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即便它不求助于政府，政府都会主动地利用它，为它大开绿灯，甚至变成加速它壮大的幕后推手，利用政府手中的权利教他如何去钻制度的空子。这就是为什么，戴国芳当初只想上马一个比原来产能高出一倍的新厂项目，后来竟然大大超过了国家批准的规模，一跃扩大到840万吨级，直逼钢铁龙头“宝钢”和“唐钢”的垄断地位。做为民营企业，本该安安分分地扮演好垄断国企的配角，现在做得那么大，分抢起国企在钢铁领域的版图时，它就好像一个被封上“王爷”称号的奴才搞不清身份真把自己当成了爷，最终因势力太强而被主子当成威胁铲除了。帝王要治罪，理由当然可以找出千千万万个。原本那些与政府之间达成默契的“潜规则”，现在却被揪出来当成了犯事的把柄。铁本当初被《焦点访谈》曝光批露时的罪名是违规建设大型钢铁联合项目、企业涉嫌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而最后，戴国芳受到的指控却然变成了“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
其实，对这个案例做进一步分析，戴国芳的失败，第一层是他不懂政治试图抢占国企的垄断市场导致被排挤，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诱导企业违规，当中央政府从宏观上进行整治的时候，中央又不得不保全地方的局势稳定，只好将铁本当成那颗被“杀一警百”的倒霉棋子来治罪。而在这场权利制衡中，又不能以其真实的过错来定罪，于是当故事结尾时，铁本和戴国芳就被安排地扣上了这个几乎可以治死任何一家企业，但其它企业又都能幸免于难，只有它没有逃得过的罪名。
在这个案例的结尾处，吴晓波是如此描写的：“铁本被起诉的理由，是钢铁行业内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的上‘遵守’的潜规则。假设铁本不遵循这个潜规则，铁本的成本就比同行高。而一旦铁本遵守所谓的行规，‘法不责众，但中国的问题是可以选择性责罚’。……铁本却是最‘倒霉’的。”
把这起案例上升来看，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场宫斗场景：皇帝为了巩固它的中央领导权，对犯了事的亲王既威慑又召安，于是“枪打出头鸟”地拎出一个乱了身份的奴才来做警示？
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这本书的精髓全部凝结在了序言的一段话里：“当今中国的商业界仍处于潜规则太多的时期。正如学者余秋雨对中国历史所观察的那样，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对于“中国式失败”的观察，是从一个企业家怎样成功打造其商业帝国的视角来观察的。也有人站的立场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中国式失败”是那些妄想建立商业帝国的人侵吞了国有资产，他们自己做孽才导致的失败。在“德隆”与“中科”的案例中、甚至包括“顺驰”、“托普”的案例里虽然都有大量关于低价收购国有企业，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记载，但如果读者断章取义地看待这样的收购行为，不免会让人形成失败仅源于侵吞国有资产这样的误解。
任何一个商人，他永远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从事政治的人，他们追求的却是政绩的高低。当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撑握在政治家手里的时候，企业家就无法仅遵商业的法则来经营企业。他们必需想尽办法地迎合政治家的需求来获取更多可用资源。当企业家的决策与政治家出现分歧，最简单的，就如健力宝的企业转型，如华晨的公司扩张，这些活动因为没有迎合当地政府的口味，政府就使用了手中的政治权利强行的限制了企业的经营行为。这是一方面的“中国式失败”。还有另一方面，政治家们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经营头脑，但他们手里却拥有太多可用资源，他们甚至因为急功近利而被投机商所利用。“德隆”与“中科”就是典型的投机经营案例，他们掌握了政府的心理，顺利低价地从政府手中收购亏损国企，或是制造“炒作概念”求得政府支持，骗取银行信任方便融资。
因为这本书采用的是案例分析，在一个案例里，存在太多的细节，这些细节有证券违法的私募做庄，也有大玩金融手腕进行的各种关联交易……，这些丰富的细节可能会影响到读者关于“中国式失败”的实质理解，所以在序言里吴晓波就总结性地点出，“中国式失败”包含头上三方面要素：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扰、企业家职业精神的缺失。
其实，成功都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大败局Ⅱ》的悲剧不能全怪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不能全怪千年积淀的思维模式，也不能全怪企业家的投机心态和各行业内普遍存在的“潜规则”。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此时，正如吴晓波文章里写的，“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话题……一个国家商业法则的成熟与确立，往往同那一代企业家的实践和遭遇是分不开的。”在我们的法制还有待继续健全的时候，正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和特殊性，才应该是最理性的选择。吴晓波还预言，在未来，中国经济将与政治接触得更加频繁，甚至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资本重组，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营资本的政治博弈技巧将显得更为重要。
照一般人想来，政治就是政治，只有那些野心勃勃想当官的人才需要精通它。而在吴晓波的《大败局Ⅱ》里，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做生意不懂搞政治，根本就做不起。政治，搞好了可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搞不好，辛辛苦苦塔建起的商业帝国会被瞬间沙漠化，经不起风一吹。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因此，《大败局Ⅱ》里的每一个案例，也都被称为了“中国式失败”。
之所以会让我不由得联想起吴三桂的这段历史，是因为《大败局Ⅱ》里，铁本及戴国芳的失败案例处处让影射着这里头深藏着的政治关系。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靠着捡破烂攒下的一点钱办起了一家废旧钢铁冶炼厂，因为经营得好，不起眼的小厂竟然壮大到成为常熟市上缴利税排名第二的优质民营企业，戴国芳也由一个农民变身成为了民营企业家。当一个企业的发展对政府有利时，它与政府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即便它不求助于政府，政府都会主动地利用它，为它大开绿灯，甚至变成加速它壮大的幕后推手，利用政府手中的权利教他如何去钻制度的空子。这就是为什么，戴国芳当初只想上马一个比原来产能高出一倍的新厂项目，后来竟然大大超过了国家批准的规模，一跃扩大到840万吨级，直逼钢铁龙头“宝钢”和“唐钢”的垄断地位。做为民营企业，本该安安分分地扮演好垄断国企的配角，现在做得那么大，分抢起国企在钢铁领域的版图时，它就好像一个被封上“王爷”称号的奴才搞不清身份真把自己当成了爷，最终因势力太强而被主子当成威胁铲除了。帝王要治罪，理由当然可以找出千千万万个。原本那些与政府之间达成默契的“潜规则”，现在却被揪出来当成了犯事的把柄。铁本当初被《焦点访谈》曝光批露时的罪名是违规建设大型钢铁联合项目、企业涉嫌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而最后，戴国芳受到的指控却然变成了“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
其实，对这个案例做进一步分析，戴国芳的失败，第一层是他不懂政治试图抢占国企的垄断市场导致被排挤，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诱导企业违规，当中央政府从宏观上进行整治的时候，中央又不得不保全地方的局势稳定，只好将铁本当成那颗被“杀一警百”的倒霉棋子来治罪。而在这场权利制衡中，又不能以其真实的过错来定罪，于是当故事结尾时，铁本和戴国芳就被安排地扣上了这个几乎可以治死任何一家企业，但其它企业又都能幸免于难，只有它没有逃得过的罪名。
在这个案例的结尾处，吴晓波是如此描写的：“铁本被起诉的理由，是钢铁行业内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的上‘遵守’的潜规则。假设铁本不遵循这个潜规则，铁本的成本就比同行高。而一旦铁本遵守所谓的行规，‘法不责众，但中国的问题是可以选择性责罚’。……铁本却是最‘倒霉’的。”
把这起案例上升来看，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场宫斗场景：皇帝为了巩固它的中央领导权，对犯了事的亲王既威慑又召安，于是“枪打出头鸟”地拎出一个乱了身份的奴才来做警示？
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这本书的精髓全部凝结在了序言的一段话里：“当今中国的商业界仍处于潜规则太多的时期。正如学者余秋雨对中国历史所观察的那样，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对于“中国式失败”的观察，是从一个企业家怎样成功打造其商业帝国的视角来观察的。也有人站的立场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中国式失败”是那些妄想建立商业帝国的人侵吞了国有资产，他们自己做孽才导致的失败。在“德隆”与“中科”的案例中、甚至包括“顺驰”、“托普”的案例里虽然都有大量关于低价收购国有企业，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记载，但如果读者断章取义地看待这样的收购行为，不免会让人形成失败仅源于侵吞国有资产这样的误解。
任何一个商人，他永远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从事政治的人，他们追求的却是政绩的高低。当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撑握在政治家手里的时候，企业家就无法仅遵商业的法则来经营企业。他们必需想尽办法地迎合政治家的需求来获取更多可用资源。当企业家的决策与政治家出现分歧，最简单的，就如健力宝的企业转型，如华晨的公司扩张，这些活动因为没有迎合当地政府的口味，政府就使用了手中的政治权利强行的限制了企业的经营行为。这是一方面的“中国式失败”。还有另一方面，政治家们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经营头脑，但他们手里却拥有太多可用资源，他们甚至因为急功近利而被投机商所利用。“德隆”与“中科”就是典型的投机经营案例，他们掌握了政府的心理，顺利低价地从政府手中收购亏损国企，或是制造“炒作概念”求得政府支持，骗取银行信任方便融资。
因为这本书采用的是案例分析，在一个案例里，存在太多的细节，这些细节有证券违法的私募做庄，也有大玩金融手腕进行的各种关联交易……，这些丰富的细节可能会影响到读者关于“中国式失败”的实质理解，所以在序言里吴晓波就总结性地点出，“中国式失败”包含头上三方面要素：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扰、企业家职业精神的缺失。
其实，成功都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大败局Ⅱ》的悲剧不能全怪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不能全怪千年积淀的思维模式，也不能全怪企业家的投机心态和各行业内普遍存在的“潜规则”。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此时，正如吴晓波文章里写的，“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话题……一个国家商业法则的成熟与确立，往往同那一代企业家的实践和遭遇是分不开的。”在我们的法制还有待继续健全的时候，正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和特殊性，才应该是最理性的选择。吴晓波还预言，在未来，中国经济将与政治接触得更加频繁，甚至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资本重组，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营资本的政治博弈技巧将显得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