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笔下的数学家，哦，以及他们的乌托邦

下面是发在杂志上的书评的原稿。其实，有些话没来得及讲：看这本书，会忽然有点心疼。从数学上来讲，佩雷尔曼是成功地，那些加诸于他身上的磨难，与他的成功应该也有关系吧，虽然这些关系曲折而吊诡。感觉，就如《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一切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性格、行事方式，你可以说是幼稚，不够圆滑，这些缺陷成就了这些天才们，也生生地毁了他们。
这个故事里的坏人们，我不想多说，其实，坏人之所以成为坏人，同样不容易，大概也会有这么长的故事。同期，还看了写关于陶神童的经验回顾文，跟佩雷尔曼比起来，陶神童是个多么幸福的例子，看完这本书，我忽然很期待一本陶神童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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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古怪的数学家佩雷尔曼的传记，英文名Perfect Rigor，中文翻译时把“完美的苛刻”改成了《完美的证明》。作者玛莎•葛森是个绝对的畅销书作家，女性，犹太人，女权主义者，莫斯科同性恋人权运动的活跃分子。她跟科学写作的主要联系包括，她曾是俄国最古老的科普杂志Vokrug Sveta 杂志的主编。2012年，葛森出版了一本普京的政治传记《没有脸的人：不大可能的普京的崛起》，然后，这个女人就被迫辞职了。
葛森没能得以对佩雷尔曼本人进行采访，于是，那本书把开头也是重头放在了苏联的数学，她分析了苏联数学的幸与不幸：数学实在太过艰涩难解了，以至于那些喜欢事事指手画脚的领导人们都对数学不感兴趣——想起了李森科和苏联的遗传学，我们得会心一笑。在苏联，对数学研究最大的阻碍，资源困乏，缺乏物质鼓励，却也因此造就了苏联让人羡慕的单纯的数学社会，“与真实世界中任何地方的任何体制都不一样：在这个纯粹的真实价值体制中，学术成就本身就是数学家们的报酬…”
作为一本由公知书写的数学家的故事，虽然内容的专业深度、准确客观大概得先打个问号，好看却该是必然的。合上书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那些佩雷尔曼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的女人、同性恋、犹太人们栩栩如生，反倒，没有特别体会到数学的美。后来，我去问了一个比较年轻的数学家，他说，其实像彭加莱猜想、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因为过于艰辛，只剩下了艰涩，对普通人，甚至普通的数学家，都远谈不上优美，美好的，只是那些延绵百年的故事罢了。

数学家学校
佩雷尔曼的故事源于一个学数学的女研究生，犹太人，又是30多岁的大龄女。因为该女生早已过了苏联女人的婚育年龄，导师一度认为，她应该已经下定了决心把一生投入到数学中去了，甚至自己做主帮这个女生申请了一个研究职位，就在新的灭绝师太即将诞生的之际，该女生意外地拒绝了这个职位，决定去某中专任教，结个婚，养个娃。很多年之后，那个女生的儿子长大了，该上五年级了，女生带着娃又去找到了他的导师，她说：我不能做数学了，这个孩子很有天赋，您能不能帮他找个老师？
导师给女学生的儿子找了一个很好的奥数老师说服了小孩放下小提琴，至此，世界上再也不存在能够让这个名叫佩雷尔曼的孩子从数学中分心的事情了。
有了数学俱乐部的助力，佩雷尔曼考上了当时的数学实验学校——“第239学校”。这是苏联著名的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柯尔莫哥罗夫一手创办的超常儿童培训学校之一。
柯尔莫哥罗夫是个数学家，他的数学在苏联二战时发挥过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能得到政府的纵容。即使当时的苏联已经宣布男同性恋为非法，柯尔莫哥罗夫跟他也是数学家的同性伴侣一直同居着，所有的学术会议中，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把两人作为“伴侣”来接受。
对数学，柯尔莫哥罗夫本身就是个天才，他的教育理念是与苏联当时基于“统一”的教育体制相左的。苏联的主流教育理念主张让每个人在同一时间，用同样的课本、被教授同样的东西；而柯尔莫哥罗夫则倾向于把高中生根据其在数学上的兴趣和能力分成不同的群组，使天分最好、动力最强的学生能够走得更远、进步更快。
在柯氏的学校里，学生们学习音乐、诗歌，被带去划船、徒步和滑雪，而且，他不喜欢学生们被过多的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
柯尔莫哥罗夫的目标不仅是为有天赋的数学家创造几所精英教育机构，他还研发课程让孩子们摆脱加减乘除等Boring的数学运算，让他们能用清晰有趣的方式来思考数学，他希望给有能力的孩子传授真正的数学。
这种具有着“致命的自由主义特质”的学校像个气泡，抵御住了苏联这个国家的压力。事实上，这些数学学校里不仅保护了那些热爱数学的孩子，还保护了那些并不是特别喜欢数学，却希望能够自由地去学习其他学科的孩子——只要他们能考进数学学校就行。
在数学俱乐部里学习数学是佩雷尔曼的业余爱好。他不是一个行动敏捷的孩子，鞋带老是散开，放弃小提琴后，他曾有段时间迷恋过声乐，但自从听说了阉人歌手的故事，他就再也不喜欢声乐了。
参加奥数对佩雷尔曼而言，只是个他自愿的游戏，他甚至对成绩都不怎么关心，在苏联奥数的市选拔赛，比赛规则是选手如果认为自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就举手示意，然后在教室外给评委老师讲出他的做法。根据佩雷尔曼奥数教练的回忆，他向评委说明了他队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两位评委说，他是正确的，随后打算离开。然后，佩雷尔曼拉住了以为评委的衣角，他说“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三个可能的结果呢？”他一点都没想过，如果自己后面的三个解答是错的？
在当时的苏联，作为一个犹太人，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进入那里一流的大学读书。不过，佩雷尔曼的母亲从不告诉儿子关于犹太人正在受歧视的事实，还好佩雷尔曼拿到了奥数金牌，从而顺利拿到了进入列宁格勒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入场券。

数学家的价值观
进入大学后，他的大学校长亚历山德罗夫因支持那些“因为意识形态不可靠或身为犹太人而受到抨击的数学家们”而知名。1982年秋天，佩雷尔曼大学毕业，经过了教授们的一些幕后操作，作为一个犹太人，他顺利地升入了研究生院——这也许还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那是在1986年。
1989年，当佩雷尔曼忙活他的毕业论文时，苏联人民正在观看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半民主化的选举以及随后举行的第一次公开议会辩论。之后，苏联开启了大门，佩雷尔曼去美国学习。即使在美国，一切也没有什么改变，佩雷尔曼所在的研究所坐落在一座方形的混凝土塔楼里，这种楼与俄罗斯之前30年里建造的大楼几乎一个样。佩雷尔曼还喜欢走到布鲁克林外围买纯正俄罗斯口味的黑面包和发酵的牛奶，他把那段路当作日常的独处和锻炼。甚至在他的研究所讨论班上，经常出现的也是一些来自苏联的熟面孔…
所以，一直到他证明了那个伟大的定理，佩雷尔曼应该一直觉得，苏联体制施加于学着（特别是犹太学者）身上的种种不公，以及所有那些跟意识形态有关的纷争，与数学研究没有关系，也不能左右数学家的大脑。
然而，盛名之下的时候，事情就变了。佩雷尔曼把自认为已经可以完整的对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群发给了这个领域里的朋友，他觉得该自己干的事儿，他已经做完了，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大量的跟成人世界有关的非数学的事情开始冲击着佩雷尔曼的价值观，数学不再纯洁了，它沾染上了政治的最卑劣的特征。
根据玛莎。葛森的推测，之所以不接受菲尔兹奖，是因为佩雷尔曼认为他们并未声明“佩雷尔曼已经证明了庞加莱猜想”。而拒绝百万大奖则是因为他觉得，发奖金的克雷研究所反应太慢了,他们没有在应该站出来的时刻站出来，时过境迁，一切都晚了。
2005年夏天，已经回到了莫斯科的佩雷尔曼跑到研究所的会计室，质问：为什么自己的工资卡上多了8000卢布。那是捷克洛夫研究所的惯例，当实验室完成了一项研究，一部分研究资金剩余了下来，按照通常的做法，实验室负责人会指示会计室把剩余资金分发给实验室人员……通常，人们知道佩雷尔曼不赞成这个做法，并不会把钱发给他，这一次，有人弄错了。大闹了一场之后，佩雷尔曼退还了那笔钱，半年后，他辞职了，原因不明，也许与这件事情无关。据说，辞职时，佩雷尔曼对研究所的主任说：“我对这里的人没有任何不满，但是我没有朋友。而且无论如何，我对数学已感到失望，想试试去做其他事情了，所以，我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