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向导而非拐杖

文中自己笔记摘抄：
57P：
《史通·断限》云“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一成其例，莫之敢移”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兼裁魏晋，失于断限”
柴师云：于研究刘宋一代制度，有益无损，讥之太过。
昱按：跨千年的文笔官司，刘、晁二公言，史有体例，断限为要。而柴欲责其不识重宝。柴师失之公允，刘晁虽异代，然一处盛世修书之时，一处北宋书繁之世，可见之史料非今日所能想象，缺省某书未必有憾，况于当时，食货虽要，然其非经国之计，宋之货殖往来为历代之盛，其羸弱也大致因此。沈约作此，本为前代所无，故而详述，而刘晁责之，则为史例不明，后世难法。
异代而同责，盖史家往往不欲落前人窠臼，故“一代有一代之学”其义亦覆于斯。
另一个，《汉书·五行志》为班固首创，后代沿袭，直到《元史》才终，史赞也终于此时。
五行志作为一代之玄，可作为官方哲学解释的重镇，缘何单见其蒙昧，而不思其价值——一代有一代之学。为史非评论一代之学，较之前代如何，比之后世如何。任何一代都是历史时空中的一个断面。评估其在历史中的地位，首要存真去伪，今人或许难懂难评，但必有披沙拣金之日。
清儒功夫大抵在考据，但其只做了第一步，而忽略了以文献为何用——转念想，没有清儒两百年的努力，民国学人想看懂流沙坠简和敦煌卷子也未必轻松。
另一例：《宋书》沈约作《索虏传》以代北朝，而魏收作《魏书·岛夷传》，后人每每以魏收“捧之上天，踩之下地”言其为史不正。实质不过是今人欲标榜自己作史以之为鉴，自估身价而已。魏收作书真若“离实千里”，缘何不废？当时已两度修撰。很可能是门阀士族恐其录言撰行，玷辱高门而已。
东拉西扯一大堆，都是三个星期中，写在摘抄之左的按语。
看完之后感慨一句：
作史必作史学史，为学当为文献学。
要树立源流，要巩固根本，史学史和文献学都是最佳的方式，也是能让今代之人看到自己站在怎样的先哲之肩膀上，有愧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