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巴利《长部》杂谈
新译巴利《长部》杂谈
《上海书评》转来徐文堪先生关于新译巴利《长部》的书评，述论精详，令人钦佩。本文打算就徐先生文中没有涉及的地方尝试提出几条批评性的意见，继续扮演“白脸”，发点儿不谐和音。
段晴教授在《有关译文体例的简单说明》里提到：“……需要特别说明，参加《长部》翻译的学生多达九名。每个人的翻译风格会有差异。笔者支持差异的存在，不对翻译风格进行统一。”据了解，段教授的九名学生年龄均在二、三十岁的样子，这让我想到高楠顺次郎监修《南传大藏经》时所组译经团队的年龄结构。以《南传大藏经》第六卷所收巴利《长部》第一册（昭和十年[1935]六月初版）为例，译者分别是荻原云来（1869-1947，《须婆经》）、长井真琴（1881-1970，《阿摩昼经》与《究罗檀头经》）、木村泰贤（1881-1930，《阇利经》与《布吒婆楼经》）、宇井伯寿（1882-1963，《梵网经》）、羽溪了谛（1883-1974，《沙门果经》）、赤沼智善（1884-1937，《摩诃梨经》）、山田龙城（1895-1979，《三明经》）、金仓圆照（1896-1987，《迦叶狮子吼经》）、花山信胜（1898-1995，《露遮经》）、久野芳隆（1898-1944，《种德经》）、坂本幸男（1899-1973，《坚固经》）和平等通昭（1903生，《大本经》）。其中主要的译者都在五十岁以上，书出版时已经成名。像荻原已经过了六十，和高楠属同辈。长井、木村（时已去世）、宇井、羽溪和赤沼都年过五十，而且不是东京帝大的教授（长井、木村、宇井），就是大谷大学或京都帝大的教授（赤沼、羽溪）。山田、金仓、花山、久野、坂本和平等也都在三十五岁上下，金仓已是东北帝大教授。两相比照，我们这边的译经团队是不是有点儿过于年轻化了呢？另外，在译文风格统一这么关键的地方，段教授忽然要支持“学术民主”，尊重个体差异，不求团队统一，这到底是尊重学生人格呢，还是客观上本来就缺乏有效的操作规则，主观上自己又懒得来统一呢？让人看不明白。
我不是巴利佛典专家，无法评价译文的得失。不过，段教授的前言《探径于〈长部〉》，多少还能看懂一些，只是感觉不仅在学术上没有任何发明，而且还有很多错误。比如她把佛教中镇护北方的多闻天王当成在南方（第19页），把道宣写成“道安”（第27页），误认为“玄奘回国，初住在慈恩寺”以及“公元657年，西明寺建成”（第28页，玄奘回国最初住在弘福寺，而西明寺实建成于658年）等等，但这些还都是小问题（有些可能是笔误或印误）。问题较大的是段教授做的那张巴利《长部》和汉译《长阿含》勘同表（第7-8页）。这张表上同时还注出了汉译藏经中一些可与巴利《长部》或汉译《长阿含》勘同的单译经，只可惜应该勘同而却未勘同的漏网之经实在太多了。这些可与巴利《长部》或汉译《长阿含》勘同的单译经，都编进《大正藏》第一册，紧跟在《长阿含》的后面，很容易查到。段教授前言凡引用《长阿含》之处，都是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的电子版，难道说她写前言时始终就没翻过纸本的《大正藏》吗？
巴利《长部》第32经，段教授认为就是已佚的唐那提三藏所译《阿吒那智经》。对这一观点我持保留态度，这里单来说说谁是那提。仿佛故意恶心玄奘似的，今本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后面附有一篇那提小传，讲述了一段那提遭到玄奘排挤打压、所学不得施展的辛酸故事。段教授很同情那提的遭遇，她在前言结语里用的“以期抱麟之士，善言广说”这句话，恐怕就是受了《那提传》“夫以抱麟之叹，代有斯踪，知人难哉”的直接启发。但问题是，能否从“抱麟之叹”打造出“抱麟之士”这样一个词呢？建议段教授去翻翻字典，或者请教一下身边研究古典文学的老师。在撮述完《那提传》的内容后，段教授感慨说“这是在《长部》翻译结束时，在相关题目下，所获得的对历史的新认识”。这只能说是段教授个人“所获得的对历史的新认识”吧。因为那提一事，前人早就讨论多回，已经不“新”了。
且不说段教授提到的林藜光1935年在《亚洲报》（Journal asiatique）上发表的有关那提的文章，熊十力在1957年写的《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刊于《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段教授显然就没看过。熊十力不像段教授那么单纯，前人说啥就信啥，他是专门来替玄奘辩诬的，因为他觉得《那提传》中的材料有“种种虚造，自露奸诈”，“盖当时旧派反对奘师新译，借那提之事，以造作谣言，诬陷奘师，群情如风波，转相传播，而奘师遂受千古不白之冤”。张建木也发表过一篇《读〈续高僧传·那提传〉质疑》（《现代佛学》1964年第3期，后收进《张建木文选》第42-46页），对传中材料做了全面而透彻的辨析，最后得出结论“《那提传》中的记述最好不要当作信史来征引”。引用《那提传》的人，都要考虑熊十力尤其是张建木的质疑。
段教授的老师季羡林在《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里，曾据《那提传》讽刺玄奘说：“这里的玄奘简直像是一个地头蛇，一个把头……因此，我想借用恩格斯评论黑格尔和歌德的一段话来评论玄奘：‘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 国的庸人气味。’玄奘在自己领域内算得上是一个宙斯。但是他的某一些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庸人习气吗。”和段教授一样，季羡林完全把《那提传》当信史看待，熊十力和张建木的质疑文章，大概他根本就没读过。
从段教授对《续高僧传》中《玄奘传》和《那提传》的引述来看，好些个关键地方她都没有看懂。比如《玄奘传》说玄奘计划翻译《大般若经》时，“不久下敕令住玉华，翻经供给一准京寺，遂得托静不爽译功”，段教授引述说“玄奘便以‘托静不爽译功’为由，遵旨迁往玉华寺了，并在那里完成了《大般若经》的翻译”。原文“遂得托静不爽译功”，说的是玄奘迁到玉华寺（玉华宫）后，有安静的环境可以托身，所以才能顺利译完《大般若》，表述的是一种结果。但是照段教授的理解，这几个字却变成玄奘迁居玉华的理由了。
再如《那提传》中提到那提对于“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韦陀论，莫不洞达源底”，段教授转述成“无论小乘五部，还是毗尼外道，以及四韦陀论，莫不洞达源底”。按“毗尼”是“律”字音译，佛灭后小乘部派兴诤，律藏随之裂为五家，即法藏部《四分律》、说一切有部《十诵律》、迦叶遗部《解脱律》、弥沙塞部《五分律》和大众部《摩诃僧祇律》（《翻译名义集》卷十“律分五部篇第四十一”）。这就是“小乘五部毗尼”，“毗尼”不可与下文“外道”连读，再说“毗尼外道”的意思也不通嘛。“外道”两字应与“四韦陀论”连读，指佛教视为“外道”的婆罗门教的四《吠陀》。我还是那句话，连汉文佛典都看不明白，要想在梵巴佛典上有发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就我所知，较早在国内教授巴利《长部》的学者是汤用彤，《内学》第一辑已有他在支那内学院开设巴利语《长阿含·游行经》（《长部·大般涅槃经》）课程的记录。最近我又有机会在友人赵建永的帮助下参观汤用彤藏书，虽未见到与巴利《游行经》有关的材料，却看到一份有学术史料价值的支那内学院油印讲义。这部油印讲义包含六篇文稿，即《楞伽疏决》（欧阳渐撰，定稿刊于《内学》第二辑）、《杂阿含经颂长行略系——蕴品》（聂耦庚撰，凡例刊于《内学》第一辑）、《异部宗轮论参考》（题“鹙子辑”，“鹙子”是吕澂的号）、《答马济中唯识缘生净土三疑》（未题作者名，似是欧阳渐手笔）、《阿含经序》（欧阳渐撰，定稿刊于《海潮音》和《佛化新青年》）和《小乘所传释尊行化时方略表》（题“吕澂剏稿”，此略表即《东方杂志》第21卷第22号[民国13年11月25日]上吕澂《释迦一代教化时地考》最后所附表格），其中《异部宗轮论参考》尤其关涉到中国早期巴利佛典研究的历史。
《参考》分六节，第五节“研究各部异义应用之典籍”和第六节“南传部执一览”，与发表在《内学》第二辑的《南传小乘部执》有密切关系。《南传小乘部执》题何载阳译，文末有编者尾跋：“右稿为何君昨年在研究部译出。现始得闲为之详校，因附弁言编入刊内。编者识。”熟悉内学院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个编者肯定就是吕澂，但苦无直接证据。《参考》第五节“研究各部异义应用之典籍”里有这么一段话：
《说事论》（佛灭后二百二十八年至九百年间所出）
南方七种毗昙之第五。巴利文曰《迦他跋偷》（Kathavatthu），相传为第三次华氏城结集时上座目犍连子帝须所撰（佛灭后二百二十八年）。口传于锡兰，至佛灭后四百年大寺结集时，始有定本。又五百年，觉音为之注解。于论中各种异义，十九皆能详其部别。于是数百年来南方所传小乘部执之异同大略尽矣。西纪一九一五年，缅甸学者谢庄恩与英国达维夫人校译此论告竣，系以叙文目次，由英伦巴利圣典学会印行。今勘此译，可见原书凡十三品，二百十六题，皆上座部假设他宗异义而闢之。虽自部别无所立，但从所破亦约略可见其主张也。论出异宗凡十七部之多，其间有甚后起者。帝须集论之时，不应预为破斥故，此论中必多后人掺入之文也。依达维氏之说，觉音注释于正量、一切有、鸡胤、贤胄、饮光、犊子、僧祇、化地八部宗义，多用彼部现作如是说等词，故当其时应仍存在云。藉此亦可考见各部先后兴衰之一斑。
这段话大同于《南传小乘部执》的弁言，可见编者正是吕澂。《参考》最后所附《南传部执一览》，与《南传小乘部执》的正文一样，是译自巴利论书《说事论》（亦译《论事》）的英译本。吕澂的译稿与他修订的何载阳译文几乎句句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在研究上逐步纠正错误取得进步的痕迹，毕竟他那时还只是个三十不到的青年。北大方面将来肯定也会把巴利《论事》提上翻译日程，但这书可不是好玩的，一定要有遭遇滑铁卢的心理准备。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11/25/899253.shtml）
这是原稿，有几处小改动，编辑没调整过来。
《上海书评》转来徐文堪先生关于新译巴利《长部》的书评，述论精详，令人钦佩。本文打算就徐先生文中没有涉及的地方尝试提出几条批评性的意见，继续扮演“白脸”，发点儿不谐和音。
段晴教授在《有关译文体例的简单说明》里提到：“……需要特别说明，参加《长部》翻译的学生多达九名。每个人的翻译风格会有差异。笔者支持差异的存在，不对翻译风格进行统一。”据了解，段教授的九名学生年龄均在二、三十岁的样子，这让我想到高楠顺次郎监修《南传大藏经》时所组译经团队的年龄结构。以《南传大藏经》第六卷所收巴利《长部》第一册（昭和十年[1935]六月初版）为例，译者分别是荻原云来（1869-1947，《须婆经》）、长井真琴（1881-1970，《阿摩昼经》与《究罗檀头经》）、木村泰贤（1881-1930，《阇利经》与《布吒婆楼经》）、宇井伯寿（1882-1963，《梵网经》）、羽溪了谛（1883-1974，《沙门果经》）、赤沼智善（1884-1937，《摩诃梨经》）、山田龙城（1895-1979，《三明经》）、金仓圆照（1896-1987，《迦叶狮子吼经》）、花山信胜（1898-1995，《露遮经》）、久野芳隆（1898-1944，《种德经》）、坂本幸男（1899-1973，《坚固经》）和平等通昭（1903生，《大本经》）。其中主要的译者都在五十岁以上，书出版时已经成名。像荻原已经过了六十，和高楠属同辈。长井、木村（时已去世）、宇井、羽溪和赤沼都年过五十，而且不是东京帝大的教授（长井、木村、宇井），就是大谷大学或京都帝大的教授（赤沼、羽溪）。山田、金仓、花山、久野、坂本和平等也都在三十五岁上下，金仓已是东北帝大教授。两相比照，我们这边的译经团队是不是有点儿过于年轻化了呢？另外，在译文风格统一这么关键的地方，段教授忽然要支持“学术民主”，尊重个体差异，不求团队统一，这到底是尊重学生人格呢，还是客观上本来就缺乏有效的操作规则，主观上自己又懒得来统一呢？让人看不明白。
我不是巴利佛典专家，无法评价译文的得失。不过，段教授的前言《探径于〈长部〉》，多少还能看懂一些，只是感觉不仅在学术上没有任何发明，而且还有很多错误。比如她把佛教中镇护北方的多闻天王当成在南方（第19页），把道宣写成“道安”（第27页），误认为“玄奘回国，初住在慈恩寺”以及“公元657年，西明寺建成”（第28页，玄奘回国最初住在弘福寺，而西明寺实建成于658年）等等，但这些还都是小问题（有些可能是笔误或印误）。问题较大的是段教授做的那张巴利《长部》和汉译《长阿含》勘同表（第7-8页）。这张表上同时还注出了汉译藏经中一些可与巴利《长部》或汉译《长阿含》勘同的单译经，只可惜应该勘同而却未勘同的漏网之经实在太多了。这些可与巴利《长部》或汉译《长阿含》勘同的单译经，都编进《大正藏》第一册，紧跟在《长阿含》的后面，很容易查到。段教授前言凡引用《长阿含》之处，都是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的电子版，难道说她写前言时始终就没翻过纸本的《大正藏》吗？
巴利《长部》第32经，段教授认为就是已佚的唐那提三藏所译《阿吒那智经》。对这一观点我持保留态度，这里单来说说谁是那提。仿佛故意恶心玄奘似的，今本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后面附有一篇那提小传，讲述了一段那提遭到玄奘排挤打压、所学不得施展的辛酸故事。段教授很同情那提的遭遇，她在前言结语里用的“以期抱麟之士，善言广说”这句话，恐怕就是受了《那提传》“夫以抱麟之叹，代有斯踪，知人难哉”的直接启发。但问题是，能否从“抱麟之叹”打造出“抱麟之士”这样一个词呢？建议段教授去翻翻字典，或者请教一下身边研究古典文学的老师。在撮述完《那提传》的内容后，段教授感慨说“这是在《长部》翻译结束时，在相关题目下，所获得的对历史的新认识”。这只能说是段教授个人“所获得的对历史的新认识”吧。因为那提一事，前人早就讨论多回，已经不“新”了。
且不说段教授提到的林藜光1935年在《亚洲报》（Journal asiatique）上发表的有关那提的文章，熊十力在1957年写的《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刊于《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段教授显然就没看过。熊十力不像段教授那么单纯，前人说啥就信啥，他是专门来替玄奘辩诬的，因为他觉得《那提传》中的材料有“种种虚造，自露奸诈”，“盖当时旧派反对奘师新译，借那提之事，以造作谣言，诬陷奘师，群情如风波，转相传播，而奘师遂受千古不白之冤”。张建木也发表过一篇《读〈续高僧传·那提传〉质疑》（《现代佛学》1964年第3期，后收进《张建木文选》第42-46页），对传中材料做了全面而透彻的辨析，最后得出结论“《那提传》中的记述最好不要当作信史来征引”。引用《那提传》的人，都要考虑熊十力尤其是张建木的质疑。
段教授的老师季羡林在《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里，曾据《那提传》讽刺玄奘说：“这里的玄奘简直像是一个地头蛇，一个把头……因此，我想借用恩格斯评论黑格尔和歌德的一段话来评论玄奘：‘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 国的庸人气味。’玄奘在自己领域内算得上是一个宙斯。但是他的某一些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庸人习气吗。”和段教授一样，季羡林完全把《那提传》当信史看待，熊十力和张建木的质疑文章，大概他根本就没读过。
从段教授对《续高僧传》中《玄奘传》和《那提传》的引述来看，好些个关键地方她都没有看懂。比如《玄奘传》说玄奘计划翻译《大般若经》时，“不久下敕令住玉华，翻经供给一准京寺，遂得托静不爽译功”，段教授引述说“玄奘便以‘托静不爽译功’为由，遵旨迁往玉华寺了，并在那里完成了《大般若经》的翻译”。原文“遂得托静不爽译功”，说的是玄奘迁到玉华寺（玉华宫）后，有安静的环境可以托身，所以才能顺利译完《大般若》，表述的是一种结果。但是照段教授的理解，这几个字却变成玄奘迁居玉华的理由了。
再如《那提传》中提到那提对于“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韦陀论，莫不洞达源底”，段教授转述成“无论小乘五部，还是毗尼外道，以及四韦陀论，莫不洞达源底”。按“毗尼”是“律”字音译，佛灭后小乘部派兴诤，律藏随之裂为五家，即法藏部《四分律》、说一切有部《十诵律》、迦叶遗部《解脱律》、弥沙塞部《五分律》和大众部《摩诃僧祇律》（《翻译名义集》卷十“律分五部篇第四十一”）。这就是“小乘五部毗尼”，“毗尼”不可与下文“外道”连读，再说“毗尼外道”的意思也不通嘛。“外道”两字应与“四韦陀论”连读，指佛教视为“外道”的婆罗门教的四《吠陀》。我还是那句话，连汉文佛典都看不明白，要想在梵巴佛典上有发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就我所知，较早在国内教授巴利《长部》的学者是汤用彤，《内学》第一辑已有他在支那内学院开设巴利语《长阿含·游行经》（《长部·大般涅槃经》）课程的记录。最近我又有机会在友人赵建永的帮助下参观汤用彤藏书，虽未见到与巴利《游行经》有关的材料，却看到一份有学术史料价值的支那内学院油印讲义。这部油印讲义包含六篇文稿，即《楞伽疏决》（欧阳渐撰，定稿刊于《内学》第二辑）、《杂阿含经颂长行略系——蕴品》（聂耦庚撰，凡例刊于《内学》第一辑）、《异部宗轮论参考》（题“鹙子辑”，“鹙子”是吕澂的号）、《答马济中唯识缘生净土三疑》（未题作者名，似是欧阳渐手笔）、《阿含经序》（欧阳渐撰，定稿刊于《海潮音》和《佛化新青年》）和《小乘所传释尊行化时方略表》（题“吕澂剏稿”，此略表即《东方杂志》第21卷第22号[民国13年11月25日]上吕澂《释迦一代教化时地考》最后所附表格），其中《异部宗轮论参考》尤其关涉到中国早期巴利佛典研究的历史。
《参考》分六节，第五节“研究各部异义应用之典籍”和第六节“南传部执一览”，与发表在《内学》第二辑的《南传小乘部执》有密切关系。《南传小乘部执》题何载阳译，文末有编者尾跋：“右稿为何君昨年在研究部译出。现始得闲为之详校，因附弁言编入刊内。编者识。”熟悉内学院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个编者肯定就是吕澂，但苦无直接证据。《参考》第五节“研究各部异义应用之典籍”里有这么一段话：
《说事论》（佛灭后二百二十八年至九百年间所出）
南方七种毗昙之第五。巴利文曰《迦他跋偷》（Kathavatthu），相传为第三次华氏城结集时上座目犍连子帝须所撰（佛灭后二百二十八年）。口传于锡兰，至佛灭后四百年大寺结集时，始有定本。又五百年，觉音为之注解。于论中各种异义，十九皆能详其部别。于是数百年来南方所传小乘部执之异同大略尽矣。西纪一九一五年，缅甸学者谢庄恩与英国达维夫人校译此论告竣，系以叙文目次，由英伦巴利圣典学会印行。今勘此译，可见原书凡十三品，二百十六题，皆上座部假设他宗异义而闢之。虽自部别无所立，但从所破亦约略可见其主张也。论出异宗凡十七部之多，其间有甚后起者。帝须集论之时，不应预为破斥故，此论中必多后人掺入之文也。依达维氏之说，觉音注释于正量、一切有、鸡胤、贤胄、饮光、犊子、僧祇、化地八部宗义，多用彼部现作如是说等词，故当其时应仍存在云。藉此亦可考见各部先后兴衰之一斑。
这段话大同于《南传小乘部执》的弁言，可见编者正是吕澂。《参考》最后所附《南传部执一览》，与《南传小乘部执》的正文一样，是译自巴利论书《说事论》（亦译《论事》）的英译本。吕澂的译稿与他修订的何载阳译文几乎句句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在研究上逐步纠正错误取得进步的痕迹，毕竟他那时还只是个三十不到的青年。北大方面将来肯定也会把巴利《论事》提上翻译日程，但这书可不是好玩的，一定要有遭遇滑铁卢的心理准备。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11/25/899253.shtml）
这是原稿，有几处小改动，编辑没调整过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