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什么是现代社会？
人们一般用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作为传统和现代的分野，将农业社会看成传统社会，市场经济的工商业社会则是现代社会。但是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罗马帝国就基本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商业社会；而南北战争前的美国虽然有相当部分的生产基于奴隶制度，却是现代社会。（对于这一看法，当然还可以追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为罗马帝国不是现代社会而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是，不过如果从直觉判断来看，由上述提问提出矛盾所在，还是可以认可的。）

现代社会也不是仅仅基于是否具有民主制度或者发达的生产力来判断，前者有一些古希腊城邦为反例，后者有古罗马的大规模集体奴隶生产为反例。而且技术发展是连续的过程，今天发达社会的技术和17世纪的蒸汽机、风车的差别可能一点不小于后者与希腊罗马时代的技术差别，为什么仅凭此技术进步就可以认为17世纪的欧洲已经是现代社会？（我个人感觉欧洲的现代性判断，尤其是由modern这个词的适用范围考量，可能还是有当代欧美人的主观看法的因素）

从20世纪中叶开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将现代化视为全球化，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无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化的本质”。Karl Polanyi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在于为“卖”而“买”。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人类经济依附于其社会关系之下，而现代社会则是市场关系无限扩充以至于占领所有领域的社会，因此他称现代社会为市场社会。哈耶克则把现代市场经济定义为人类可以不断扩展的自发合作秩序。马克思的看法和Polanyi的有相似之处。但是马克思典范的问题在于“它只给出现象的描述，而不能回答超增长的本质”。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科技应用和市场组织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到一切领域而导致全球化，从而人类的生产水平呈现出超高增长呢？“哈耶克把现代社会视为自发合作秩序不断扩张也是正确的，但同样没有解决有关机制问题”。

金观涛认为，在传统社会，“除了天灾、疾病等自然因素造成生产力停滞外，经济不能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应用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传统社会的停滞恰恰是因为其技术和治理水平不能令其有效应对天灾、疾病的巨大消耗，难以积累起社会资源的大量盈余？）。由此，金观涛认为，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和市场机制的无限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理解现代性，必须回到人的价值系统上来。因此需要从扩大的卡尔马克思典范转到广义的马克思韦伯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上来。



章二，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

现代性意味着两种全新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涌现：一是“工具理性”称为社会行动（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二是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韦伯把现代性视为工具理性的扩张。
理性包括三个层面：目的、手段和评价方式。工具理性不包括目的——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工具理性中终极关怀和理性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如果这样看，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神学中用逻辑理性证明终极意义的努力，是否就不是工具理性？）

理性精神在古希腊罗马已经弧线，但是他们的理性是神的一种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中，神和理性没有呈现二元分裂。

为什么二元分裂重要？因为如果加入一个人的理性是由信仰推出来的，那么当信仰变化的时候，理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变成不稳定的。这样一来，信仰就会对理性构成限制，使得理性不能贯彻到一切社会行动中，妨碍了理性（包括科技）在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无限制应用。而只有如西方17世纪，发生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之后，两者才互不相干，理性才可以稳定地称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而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真的吗？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什么对基督教社会产生了那样大的冲击？）

书中提到，Kitto说，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发现传统道德体系在逻辑上没有基础；这是否可以认为是那时候的人没有发现道德的理性基础（犹如后来英国的边沁等人做的）？我个人至今倾向于认为道德是具有实用考量的具有工具理性基础的东西，虽然这种工具理性的考量未必是个人有意识地作出的，而有可能是一代代的人面对一些情景挑战试错、博弈而逐渐形成的。

书中认为，工具理性在新教精神形成之前，科学无限制地发展都会和信仰冲突。不过哪怕新教精神形成之后的19世纪乃至20世纪，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达尔文的学说和信仰（起码是相当一些人的信仰）产生的紧张关系又是个挑战。

社会制度和行动的理性化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社会行动分为个人行动和群体组织的行动两类。群体组织和制度的工具理性化是官僚化、科层化。群体组织行动理性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军队的兴起。荷兰的Maurice of Nassau亲王强调了三件事：用铁铲挖防御沟；将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分解为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一一命名；训练士兵步伐正气整齐。从而使得当时的荷兰可以战胜西班牙，并开始遏制奥斯曼帝国。

金观涛认为现代性的第二个核心，则是个人权利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具有道德含义，但是非好或坏，是崭新的概念；并且他认为在十七世纪之前没有个人自主性为正当的观念（诚然？）。并且因为个人追求不同，现代社会因为保护个人权利必然要主张价值多元（但会不会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权力和权威的分散化和流动化，使得难得有绝对的定对错优劣的力量，因此人们追求多元？）。而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必须区别价值和事实，社会秩序需要用超越个人价值的形式法规维持，即实行法制和法治（可不可以看作，法治是一方面对各种社会许可的价值观取公约数，另一方面对各种价值观存在争议但是必须做出裁决的原则性问题，则付诸辩论与博弈？）。

金观涛承认被默认的个人权力（个人自由）自古存在，正如市场经济自古存在一样。但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在于将个人权力作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而在道德论证中应然不能被实然（事实上如何或者怎样可以增加人们的利益）代替。

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道德正当性，只能从个人权力导出。因为为了增大自身利益进行的交换和分工这样就是正当的，保证交换和分工的市场制度也就是正当的。是个人权力导致市场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决定了个人权力的正当性。

为避免自主的个人发生冲突，每个人交出部分权利形成公共权力，而这种公共权力因为来自人民委托，人民在不满意时有权更换这种委托，这则是民主政治的根据。

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力，这两个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相互结合，就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契约论：制度的建立必须基于每个人的同意。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将社会视为独立个人之间的契约，而非一般契约。

由此，金观涛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组织原则的本质差别在于：组成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个人，组织机制是契约（包括法律）；而传统社会是有机体，为认同某种珙桐价值的社群，文化和血缘等天然有机的联系比契约在社群结合上作用更大。


人类社会要真正成为一个契约共同体，还需要第三个基本要素，就是作为民族国家基础的现代认同。


章三，现代性的第三要素：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

有效契约必须依赖于法律而存在。因此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契约和契约组织，一为经济和社会的，一为政治的，后者的存在是前者稳定的前提。

建立政治的契约组织需要所有人立约，但是这里的所有人当然不是全人类（起码迄今）。在个人权力至上的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走到一起建立统一政治共同体。现代认同及其上建立的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产生的。

金观涛认为传统社会中人界定自我都是依社会有机体，而非个人。比如古希腊城邦中，妇女、儿童、努力被认为不具备参政道德，不可能是公民，外乡人亦非公民，没有公民身份的人被归于家庭内部。而罗马则把公民权给予各城邦的家长，形成虚拟的公民社群，罗马社会的组织单元依然是合法的家庭，代表为作为家长之公民。金观涛认为用individual指涉社会组织中的个人发生在16世纪，并认为西方个人观念之形成导致的认同变化，是现代性进一步成熟的标志。

金观涛强调，判断民族观念是否属于现代思想必须要看它是否建立在个人观念至上。中国人有个人观念和个人权力的挂念是在1900年以后，因此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在1903年前后，比西方晚了近两百年。

西方的民族主义在西方社会现代转型中的重要性，在两件大事中有重要体现。一件事是美国独立，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另一件事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性的三大价值基本上在西方得以确立，这一切为经济的超增长提供了制度框架。因此和法国革命同步发生的是西方工业革命，随即印发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

P. 24-25页，有一些第一次现代化的一些重要事实数据。


章四，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三个子系统：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现代价值系统，和民族国家的现代认同和政治共同体
三者耦合，互为支撑

独立的个人为实现各自目的通过契约形成组织的重要性：是保障生产力超增长的基础（现代社会确立的标志）。

社会领域的出现：17世纪之前，societas从未被用来指涉人类设g活在其中的组织系统。

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在私领域和国家之间，在这里可以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将个人意见和选择合成为公共意见和选择（这个机制在传统社会中没有吗？所谓习俗又是否与之存在类似之处呢？）

“在讨论英国17世纪的经济起飞原因时，1980年代兴起的制度经济学将其归为国家立法保护私有产权。...在20世纪中期，Polanyi的研究已经证明：现代市场经济在英国的成长绝非来自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自发扩展，而是由国家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推行一系列立法造就的。即使19世纪上半叶促使西方经济超增长的廉价雇用劳动力市场出现，也是英国在经济自由主义指导下废除大锅饭式的济贫法Speenhamland Act的结果。”

国际层次：建立国家间的契约组织，三个子系统：民族主义、全球贸易和国际法。

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两个大问题：现代性的发生问题，和现代性发生社会影响下其他社会的应变和转型过程（从而导向民族国家群和世界契约共同体的出现）。



章五，追溯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不同方面刻画了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过程：始于文艺复兴，完成于宗教改革。

并且新教最早具备个人权利观念，甚至支持社会契约论。

不同范畴中的观念怎样被结合在一起的？新教在反对天主教，特别是批判经院哲学中形成；新价值可以源于对原有价值的否定，但是新价值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却是因为有一个孕育它的母体。这里，铸造该母体的历史力量，是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被纳入基督教。

现代权利观念来自盛行于16世纪的自然权利，而规定自然权利的是自然法。自然权利具有终极正当性，前提是法律高于道德和统治者意志。

中国学术界长期有误解，将西方法治的建立归为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兴起的结果；实际上，早在中世纪西方已经形成法律高于政治的传统。早已存在的法律精神，为17世纪基于契约的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起源创造了条件。

Harold J. Berman揭示了教会法和教廷与法的统治及现代政府之间的关系。他的《法律与革命》一书指出，西方法律精神源于11世纪的教皇革命——两件事，一是1059年教会会议首次禁止世俗当局任命主教，而宣布罗马红衣主教任命教皇（之前的教皇大多数由皇帝指派）；二是1075年教皇格利高利七世拟定教皇敕令，从罗马法中为教皇不受世俗权力约束找到根据，形成了法律作为形式规则高于政治，以及修改法律必须依靠法则的西方法律传统。

Berman指出，西方几乎所有近代事物均起源于1050－1150年这一时期，包括近代的法律制度、近代的法治政府、近代的城市、近代的大学等等。

因为法的统治背后的价值是理性，法律纳入基督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全面被基督教吸收，出现经院哲学，称为孕育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以及种种现代价值的母体。理性和信仰的统一保证了古代理性精神通过基督教得到传播和普及，亦创造了日后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同步形成的思维模式。（不解：这里怎么又谈到理性和信仰的合一了？不是说现代性的特点是理性和信仰的分离吗？）

促使现代个人观念出现的最关键一步，是14世纪后唯名论思潮对经院哲学（Aquinas神学体系）的解构，特别是奥卡姆Ockham掀起的唯名论革命Nominalist Revolution。他认为普遍理念作为一种共相，只是将具体事物归类的一个名称而已（大抵意思是之前的西方人认为抽象的种属更为本质，具体个体比较次要；而奥卡姆引领的思想则认为反之，具体的个体更本质，抽象归类是次之的）。是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Gillespie论述，这种来自唯名论的本体论个人主义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形成，在三个方面发生持久影响。第一，从此之后寻找真理不在指向修辞和三段论议论之语言分析，因为共相非真实，而是转向自然界；第二，唯有个体才真实的观念和自然法结合，形成了个人权利和privacy等近代观念。第三，它直接促成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

更重要的是，唯名论否定共相的真实性，由此类和属组成的宇宙等级之树只是人的想象，也不可能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启示的真理和理性必须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


章六，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

城市中出现市场经济、代议制政治和现代价值相互耦合的系统相对容易，后两者的元素其实在教会中都有所存在；因此第一个现代社会出现在16世纪末的尼德兰。但是现代社会组织规模要超越城市范围，把众多城市群体还有广大农村包含进来，就需要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建立过程漫长艰巨。美国正是因此，独立发生在殖民地开始建立一个多世纪之后（此例子合适？是否这还是因为需要时间让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开始和英国人产生诸多方面的分化？）。

通常建立统一政治共同体需要强大持久的王权。而受到臣民制约的王权的出现，最早唯有英国有条件，因为那里自从13世纪之后就形成王权、诸侯和市民的三角均势，频频两两结盟以防一方独大。议会就是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Wig和Tory两党也从而产生，Wig旨在用议会制约王权，而Tory则维护君主制度，从而随着封建诸侯力量的消失，导致议会政治中两党制的起源。

相比之下，法国则由于市民和诸侯力量不足，结果变为绝对君主制国家；而且因为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没有宗教改革的洗礼，确立现代价值就需要思想文化变革，是既启蒙运动。

两国间的这一区别也导致了两国启蒙思潮的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只是将新教内部的现代价值体系化，综合为自由主义哲学（果然如此？），并没有改变新教中理性和信仰二元分裂的状态，以及自然权利和基督教不矛盾的基本结构。

法国启蒙运动则需要在冲破天主教权威过程中确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将现代价值体系视为和宗教传统相对立的东西。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改变法国人的终极关怀，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激烈反传统的过程。

法国大革命实现价值输出，引发欧洲和拉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三波革命浪潮。



章七，现代社会第二个层面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传统社会没有的现代思想，是因为自我认同存在两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我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而在其之上存在着终极关怀层面。在传统社会，第二层面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第一层面自我意识上的，终极关怀压倒了社会组织的认同。

“终极关怀，指人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考虑生存的意义，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终极价值”。其前提是超越突破，是轴心时代的贡献（古希腊罗马、中国春秋战国、南亚佛教兴起的时代）。以往对轴心文明有四种分类，而在这里用另一种方式还是将其分为四种。一看是依靠外部力量还是依靠自身修炼，二看是关注于离开此世还是进入此世。于是，则依靠外力离开此世的世希伯来宗教类型，依靠外部力量进入此世的为希腊型超，依靠自己的修炼离开此世的为印度宗教的类型，而依靠自身修炼进入此世的为中国型。（窃以为这样的划分怕是太过大概，可能不够确切；不过该书P. 62－63页注释还是蛮有启发性的。其中提到，基督教比犹太教更出世，更对此世没有兴趣；而伊斯兰教则在此基础上追求两世吉庆，除了对一神皈依、求得灵魂得救，还要在此世建立公正的社群。而对比希腊和中国的哲人，则关于向善，在中国人而言主要是意志问题，对于古希腊哲人则主要是认识问题，终极价值为追求知识）。

和基督教的“世界共同体学说”一样，中国的天下观、印度教的社会组织蓝图是由道德或者种姓而非民族决定的。

种族（民族）自古就存在，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却是近代的事物。

民族主义的起源：民族主义“提供一种准则，而且往往是终极的原则，以确立一个社群能够恰当建立它独有的国家政府行使政治权力，并自组一个政治社会的正当性”。

两种类型的民族国家：第一种把国家等同于主权，主权是由个人的权利合成的，来自一个个独立的个人权利的让渡与合成。第二种则把国家看作认同规定的“我们”（民族）组成之实体，立法权（主权）被视为该实体（国家）的属性。这时主权和参加该政治共同体的个人权利无关。

民族国家必须立宪，民族主义往往和立宪主体同时出现。西方民族国家大多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早在基督教神学中，人民res populi一度被视为政治共同体koinonia politik，即国家主体，但是国家主权由人民赋予的观念出现前西方没有民族主义。对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和自由、人权和民主不仅部矛盾，而且相互联系。但是第二种民族国家，主权并不依赖于人权，民族国家的建立只需工具理性与形成民族认同，和个人认同无关，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靠压制人权建立的。（个人以为这段将两类民族国家如此做对比是否有牵强之处，第一种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候可能更多依靠个人自由，但是形成之后同样可以压制个人自由？）

金观涛认为第一种民族国家形成以英美为代表，而第二种民族国家之代表有德国与日本，而这两种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二十世纪的大战和冷战。



章八，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学习、立宪与内部整合

工具理性与个人权利的观念并不能从市场经济发展中自发产生出来（诚然？），而需要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并且证明上述观念为正当从而确立现代制度。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正当性标准没有改变之前，几乎不可能大规模引进现代社会制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

P. 79注解提到有意思的一点，南北美殖民地的不同。北美殖民地是现代性起源的国家，基于平等个人间的契约关系，因此不包括原住民和黑奴；而南美则是天主教殖民地的等级社会，土著得以被吸收融入。众所周知，传统上，在国家比如巴西，黑人和白人的隔阂和地位差别没有在美国那样严重，这里的解释倒是耐人寻味。


印度在漫长的被殖民历史中形成了终极价值在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后退，而伊斯兰世界则更难。唯有土耳其通过世俗化政权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而代价是奥斯曼帝国的不复存在，只剩下基于民族主义的土耳其。

日本则是特别的例子，虽然传统上并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契约社会，但是传统上就存在基于神道教的天皇和基于程朱理学的将军幕府的二元统治；并且在江户时代，气论对朱子学的解构产生了伹徕学，其中已发生了政治理性和道德的二元分裂。理性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使得日本一方面可以迅速学习西方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王政复古建立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

然而德国和日本类型的民族国家中，国家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的，而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或最高文化价值的实现。这样造成了不同的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和追求。

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诸如中国和俄国——面对的挑战：如果新出现的现代社会组织不能实现社会整合，则出现危机，但是这和不能建立民族国家出现的无序不同，后者是不能接受现代价值，前者是学习现代价值后出现的危机。应对方式，则是要么重构学习来的现代价值，意味着新价值的出现；要么建立新的社会有机体取代民族国家。

俄国和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便与此有关。



章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三大来源恰恰刻画了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对现代性（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现代认同）的怀疑以至否定的思潮。

德国古典哲学：康德从观念论角度对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作出了总结，指出了理性的能力和局限，建立了信仰（道德）和理性（科学）的二元分裂，为工具理性提供了正当性。

费希特则因拿破仑大军的入侵怀疑法国启蒙价值的普世性，主张德国民族精神，提倡主体（包括理性、意志和情感——怎么包括的？）的主观精神论。

谢林将费希特的主观一元论转化为客观的精神一元论。

黑格尔顺着构建出精神不断发展、以民族国家建立为理性最高实现的宏大体系。只要把外部世界看作人控制和改造的对象，世界就可以看作是精神的实现。当理性和信仰都作为绝对精神存在的时候，上帝的存在亦得到证明。因为终极关怀可以从精神中推出，则理性和信仰再次达到统一。

新柏拉图主义或亚里士多德哲学也在某种意义上是观念一元论（工具理性正是建立在唯名论对经院哲学的否定上的）。黑格尔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到新柏拉图主义，但它是和托马斯主义完全不同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

黑格尔认为，当精神创造出相应现实后，精神还可以再一次对被创造的现实进行反思，产生对上述过程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更高一级观念的诞生。精神通过反思处于不断演化中。据此黑格尔提出精神进步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诸如理性的确立、理性的实现或异化、对理性实现的反思使理性达到更高阶段）。为了将正、反、合表达为包罗万有之内在发展法则，黑格尔将自我矛盾作为其方法论。他认为规定性A和其否定非A是同时存在的，因此这个世界是内在发展的。近日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理论体系中存在悖论，则这个体系中任何想要的结论均可推出。这使得理论体系可以抗拒证伪，具有巨大的随时代需要而应变的能力。

西方哲学传统中本来存在的朴素唯物论不能回答理性在物质世界的位置，因此在17世纪前只是辅助性观念系统。只有在黑格尔唯心主义产生后，一元论才有力量和心物二分论理性主义抗衡。故一旦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是物质世界的反映，马克思就立即可以将黑格尔辨证法颠倒，结合黑格尔的辨证法和唯物论，建立辩证唯物论哲学。

西方现代价值系统的第二个核心是个人权利，以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对政治经济制度作合理性论证，就是自由主义。Polanyi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有三个要素，由市场决定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金本位制，和货品的国际自由流通不受阻挠。金观涛认为还应该有第四个要素，即来自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金观涛认为这四个要素并不自洽，其互动导致了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产生（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从而经济自由主义的演化本身隐含着对个人权利作正当性最终标准的否定（？）。

在不受干预的市场中，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金本位制使得货币供应受到限制，而经济自由主义不允许国家通过增加公共开支以刺激有效需求，必然同时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和大量工人失业。从而表现为基于个人权利的自愿交换，结果却是不公正的。从而人们容易对此解释为权利是阶级的权利，而个人权利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不再是普世价值。

一旦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受到怀疑，社会契约论就开始崩溃。人们呼吁合理的社会从个人间的契约产物重返社会有机体。这就是各式社会主义思潮。金观涛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来源是空想社会主义，这源于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有机体解体导致的贫困问题。各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均为各式各样重建无产阶级社群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并且从否定个人权利的最终正当性，进到了否定民族主义，主张工人无祖国，主张高于个人的彻底的世界主义。

马克思的宏大体系：首先将黑格尔的辨证法颠倒，用矛盾斗争、否定之否定解释宇宙演化法则，是乃辩证唯物论。然后将其运用到人类社会，得到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然后用唯物史观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剩余价值论，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最后推出科学社会主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来临。

金观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剩余价值说——之间并无逻辑联系。从辩证唯物论推出经济决定论，需要把经济等同于物质，这是语言含混造成的错误（这个观点有意思，我没有研究过
，有待求教），而由经济决定论进一步推出剩余价值说，必须依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也并不正确。马克思主义使用的黑格尔哲学方法使得其论证含混，推导具有任意性。马克思主义是强大的，但是是逻辑上不严密的，反而让人们觉得能用来解释一切。


章十，在俄国革命的背后

马克思主义想要转化成为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实践，需要两个前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和存在用意识形态整合政治社会的传统。东正教俄国和儒家中国都具备这两个条件（不过古巴怎么解释呢？）。

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结构：


和中国社会具有皇权官僚机构、自治乡绅和家庭三层次结构类似，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也形成了皇权、服役贵族和基层农村公社——米尔——这三层次结构。以沙皇为中心的官僚机构通过服役贵族统治农村基层社会。俄国军功贵族被赐予的土地被称为米尔，米尔名义上属于服役贵族（其农民是贵族的农奴），但是服役贵族没有米尔土地所有权，只能掌握米尔的部分农产品作为自己的收入。米尔土地属于国家。

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差异：

中国传统社会里，虽然家族有族产和某些管理族人的基层政府功能，但是核心家庭是各自经济独立的。米尔却是集体所有制，甚至是公有制。因此帝俄中央政府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能力远高于中华帝国。（私注：近代的现代化进程中，沙皇俄国通过剥削农村实现的工业化卓有成效，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的国防现代化相当成功；而晚清政府则由于税收太过薄弱，中央政府只能拿农业剩余的4％，建立现代国防不可能，没能取得现代化、工业化的大规模成就。）

两国社会整合的中层也存在差异。19世纪末，俄国共有35万个米尔，管理者在百万，其中层人数和清代绅士差不多，但是性质完全不同。中国绅士是基层组织的利益代表，而服役贵族和米尔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代表村社共同体利益（这是不是和秦汉以前的受封贵族与他们的采邑的关系有些相似？）。帝俄的官僚机构和国家军队远比中国庞大。中国绅士可以经商，近代化过程中很多人变为商人和产业主，而俄国的贵族在社会现代转型中多转化为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很少变为商人。

两国社会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各自将三个层次整合起来的文化价值系统。儒学依靠忠孝同构，由家庭伦理推出王权的正当性。但是需要的时候可以实现忠孝断裂，形成政治理性（公理）和终极关怀（儒家道德）的二元分裂，与西方工具理性造成的信仰和理性的分裂同构（都是理性针对社会层面，终极关怀针对家庭或私人层面？）。金观涛认为，儒家绅士阶层在公共领域引入西方现代价值的时候可以颠覆万贯，建立儒学式公共空间或共和国。

俄国维系沙皇、服役贵族和米尔三层次的整合力量是东正教。东正教只有希伯来精神，没有包含古希腊理性主义和罗马法律传统，因此实现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比儒学还困难。金观涛提到，俄罗斯特有的思想方式，认为人可以通过冥想接近上帝，这和天主教差异很大，和新教更是南辕北辙；在思维结构上，这类似于黑格尔的观念一元论；虽然黑格尔主义还是理性的，但是毕竟比工具理性容易为俄罗斯精神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注释中提到，俄罗斯东正教和犹太教的区别在于不那么重视作为人和上帝的契约（道德戒律），而接受了斯拉夫村社传统的习惯法和道德。排除理性在接近上帝过程中的意义。俄国东正教有所谓“圣愚”，把理性和信仰对立起来。由于认为真理已经被揭示，只能通过虔诚和苦行来接近，因此俄国没有经院哲学，俄国教会没有发展任何世俗学问的研究机构，俄国没有教会大学，甚至先前的神学院和研究员都已经停办。

从而沙皇俄国建立的民族国家属于德意志帝国和日本这一类型。

中俄两国现代化转型中的相似性，在于两国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发生了社会整合危机，而且两国都缺乏法治传统，是通过意识形态或宗教实现社会整合。当社会整合被摧毁后，就可以用新的意识形态建立党国，重新实现社会整合。

18世纪，俄国打败瑞典称为欧洲军事强国。国防现代化的成功使得俄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要到19世纪下半叶，西方民族国家普遍建立的时候，才感到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俄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对米尔制度下被禁锢的农民的悲惨生活产生的同情，促使民粹主义在知识界传播，称为俄国独特的近代传统。

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战败，死亡60万人中的一半是俄国人，促使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推行改革，将沙皇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农村推行私有制，将服役贵族转化为现代科层制官僚机构。引进西方现代价值，东正教退出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将沙皇、军队和官僚机构的通知合法性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这导致了1860年后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兴起。

泛斯拉夫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主义一样，都指向第二类民族国家。但是问题是东正教不同于德国新教，不存在individual观念，不接受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因此东正教退出、统治正当性转化为民族主义时，米尔面临瓦解，俄国农民又很难接受契约社会的正当性；由于帝俄没有法治传统，基层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导致整个俄国社会的整合危机。

1861年改革不彻底：东正教没有随着民族主义兴起退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废除农奴制没有破坏米尔结构。改革一方面造成了大量贵族私人占有了米尔土地，另一方面使得米尔村社称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部分。服役贵族和米尔的分离下，贵族不再是村社主，大规模转化为经营地主和知识分子，从而导致了俄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

村社土地由于贵族变成地主而减少，国家的榨取下米尔农民生活更为悲惨，不平等和阶级对立更为严重。和俄国民族主义兴起同时，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俄国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温床。1868年秋，资本论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就出现在圣彼得堡。

日俄战争后，1905年沙皇开始立宪改革。和中国预备立宪不同，中国是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几乎所有社会中层的绅士都参与其中，成为立宪主体；而俄国没有形成精英阶层的公共空间，沙皇是立宪主体，不可能发生社会中层请愿开国会，不服从中央乃至颠覆王权这样的事情。改革进一步将沙皇和官僚统治的正当性从东正教转向泛斯拉夫主义，结果出现米尔完全破产，社会整合解体。

中华帝国的社会整合解体是绅士公共空间扩张的结果，是绅权颠覆皇权。俄国则不存在中层上移颠覆皇权的问题。俄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社会整合危机，表现为对外战争失败引发的沙皇权威崩溃和基层社会骚动的互动。


泛斯拉夫主义使得俄国参与任何斯拉夫民族的解放，从而更深地卷入了欧洲的国际纷争（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建立民族国家引起），进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在一战中战败，与德国签订单方面和约为民族主义所不容，只有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下，这才不是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被用来整合俄国社会，需要依靠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方式。列宁主义三要点：帝国主义说、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列宁式政党继承了民粹主义的遗产），和土地国有化（并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反而是等于复辟了沙俄时期的政策，35万个米尔和35万个集体农庄在数目和功能上如出一辙）。


章十一，现代价值的危机和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


一战爆发揭示出现代社会基本结构的第二个层面出现了扰动：多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可能互相冲突，比如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都认为本民族最优秀，而日本民族主义不认可国际法统治下的民族国家集合，而想象存在和西方并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从1880年代后期开始，民族国家只见的军备竞赛开始（私以为这十分重要，说明一战的到来不是没有来头的），P.122页举出了一些国家的增兵数据。

同时，国际法本来属于自然法，是天主教现代转型的产物，其权威原则上只在基督教世界才有效；而越来越多的非基督教传统社会转为现代民族国家，国际法的约束力受到破坏（有怎样的例证呢？）

世界政府形成之前，维持世界秩序靠的是现代性起源社会（大英帝国）的实力与霸权。而列强的崛起使得一国的霸权受损，需要靠民族国家的同盟关系保持稳定。变动中的结盟有助于维系均势，但是也会在发生战争时导致盟国纷纷卷入，将国家间冲突转化为世界战争。

另外贸易体系也出现了问题，新的强国对老的强国占有大量殖民地而自己收获甚少感到不公。

一战之后，巴黎和会试图重建民族国家秩序，但是因为苏联建立，不可能成功：苏联的建立意味着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对抗。

同时，一战后现代社会的第一层面也出现了新问题，其稳定性开始减弱。周期性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出现了全盘否定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核心也受到怀疑。

由于传统社会有机体的消失，在完全由个人组成的契约社会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市场生存。当有机体解体而市场不够发达的时候，大量穷人流离失所。

P. 128页末段讲到的有趣例子涉及经济和军事的关系。1873年西方发生金融恐慌，德国从1874年到1883年没有经济增长，社会几乎回到野蛮状态（不知道有多野蛮？）。全靠1880年代的各国军备竞赛结束了萧条。到一战结束，军备竞赛结束，经济危机再次来临，情况比1870年代更可怕。余以为一般人只知道二战前的大萧条，却不知道原来除去军备竞赛的背景，经济萧条的时间竟然这么久。是不是可以认为军备投入作为那个小政府时代的具有正当性的政府财政支出投资方式，如果不使用军备投入的方法，则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必然为周期性大萧条所困？一般人们谈论的是政治家发动战争解决政治问题，但是从更长周期的经济表现角度来看待军事的长期投入和战争爆发的关系，可能更有意义。

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过剩时出现普遍失业的凯恩斯主义解释，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边际效率崩溃造成的（待学习）。经济繁荣时，乐观心理下，出现过分投资，造成生产过剩。同时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这个确切地是怎么个解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或储蓄相当高时），社会购买力疲软，生产相对消费出现过剩。同时由于工资和价格不可能无限降低（刚性），生产过剩时失业大量出现（劳动力的被浪费），过剩商品被浪费。

经济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等同于经济能力（确乎？），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市场中失业就宣布该价值的不可欲性。“在其庄严的平登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丽池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等权利。”（Anatole France)

从而，1930年代大萧条带来了思想的全面左倾，基于个人权利的市场经济之万能性的观念被视为荒谬甚至罪恶。

在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进行调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尽可能斩断人的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现代性起源国家的反映大多属于这种，从而仍可坚持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根据，支持法治和代议制政治。只是放弃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用行政和立法手段解决市场危机。从此，开始了福利国家，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

P. 132提到罗斯福新政虽然有助于经济，但是政府干预经济缺乏理论上的正当性，在自由主义看来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披上自由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1935年和1936年联邦最高法院分别判决《国家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违宪。


而另一种调整方向，则是否定个人权利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从而政治组织不应该再是个人契约的产物，必然是有机整体或别的什么东西。从而出现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形形色色意识形态，包括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兴起，二战爆发。



章十二，否定个人权利以及种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法西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见长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关于怎样建立一个新社会，则很笼统，只是指出从市场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具有无限创造能力，可以通过自由联合组成社会；却忽略了社会组织机制。

金观涛认为，“人们是否根据马列主义建立合理新社会，往往不是取决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看是否存在一个建构不同于市场社会新秩序的潜在方案。该方案相当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支配。俄国知识分子信服于马列主义，出于东正教传统对二元论的拒绝，以及对帝俄社会不平等的痛恨。而苏联1930年代建立集体农庄，汲取农业剩余实现工业化，该结构却和帝俄社会相同。中国知识分子拥抱马列主义，则是基于革命乌托邦理想，革命乌托邦本身是对宋明理学的价值逆反。而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把世界大同视为现代民族国家进一步演化的方向。一个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都是因为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独特的和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

大多数国家不一定存在这些因素，特别是当二元论思维方式根深蒂固时，人们更倾向于在民族主义中寻找新社会建构的方向。一战造成对战前文化的幻灭，文化本身不受尊重（有怎样的具体史实支撑这种说法？），基于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要改变形态。在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形态保持基本不变，而第二种民族国家发生了文化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的转向。

种族主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一直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但是到了19世纪末，白人优越的观念凸显。

两次世界大战性质不同：一战可以归为民族主义膨胀导致现代社会世界秩序解体，二战则是现代性原本建立在个人权利认同上的民族主义畸变为否定个人权利正当性的民族主义导致的黑暗面显现。种族压迫和灭绝代替了民族解放和捍卫国家主权。

阿伦特指出，19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反犹主义，不是缘自中世纪以来基督徒对异教徒的排斥，而是伴随着民族国家转化为帝国主义产生的。随着西方社会由基督教共同体转化为民族国家，犹太人获得民族国家中的国民地位，不再是一个和基督徒对立的有机体。但是终极关怀依然是现代民族国家中道德感的来源。这时对异教徒的反感转化为指责犹太人道德低下，畸形的种族主义形成了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

纳粹德国的杀人机器，是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消失之后，畸形的种族主义下，通过工具理性实现的。
当现代性三要素中抽离了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时，不仅个人不重要了，建立在个人之上的终极关怀也可有可无了。人的自主性消失，道德人格被摧毁，这是自轴心时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由于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的核心，法律是民族国家中所有人的契约，法的统治一直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当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高于法律的意识形态统治是不可思议的。而法西斯主义盛行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不再建立在法律之上，这在西方是全新的事物：从团体到国家都变成了光天化日下的黑社会。

极权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的六个特点：第一，以某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提供全社会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第二，信仰该意识形态的核心分子组成一个政党，领袖独裁，一党专政；第三，国家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第四，人民的通讯工具为党和政府垄断；第五，军备和武装被掌握在党和官僚手中；第六，中央控制经济活动。

金观涛认为用阿伦特分析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得到的理论，对于苏联只有部分适用，对于五四之后的中国，则大多不适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是有根本的不同。他认为后者体现了现代社会的黑暗面，而前者则体现了力图克服现代性黑暗面的一种追求。另外中国和俄国在用马克思主义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实践，都运用了过去的社会组织的传统，这和纳粹德国不同。



章十三，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

冷战将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共产主义阵营里意识形态超越民族国家，而自由世界阵营中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到战前的民族国家结构，而是面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了大幅度改进。西方社会的政府职能被重新界定，不仅在于原来的立法和保护私有产权，还控制货币供给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与就业。从而周期性经济危机得到控制，个人权利可欲性得到恢复，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一层面恢复后再次可以支持生产力的超增长，从而使得在1960年代消费社会到来。

计划经济虽然可以用国家管制和分配保证每个人有工作，但是不能阻止有特权的管理者演变成新的阶级，从而导致其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丧失。

从政治上，社会主义对现代化后进社会的利用国家加速工业化和建立民族国家可能有帮助，特别反映在伊斯兰教社会的现代转型上。伊斯兰教很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也做不到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因此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伊斯兰世界分崩离析，广大地区沦为西方的托管国或殖民地，不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政府。因为民族认同的形成需要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需要引进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这会遭到伊斯兰教的坚决抵制。而社会主义本来就主张社会有机体，不需要建立在独立个人之上，这样使得引进的现代制度不与伊斯兰教规定的原有社会生活方式冲突，使得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取得独立，开始现代化。

也因此，伊斯兰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根本不同，其社会政治制度正当性根据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伊斯兰教之上的观念系统。各自主权独立的伊斯兰国家都依然指向超越民族国家的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泛阿拉伯主义勃兴。

下面的一部分金观涛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包括文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力下不可欲的革命的看法，对中苏不同情况进行了比较。


章十四，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长二十世纪：从法国大革命到一战爆发，现代社会结构形成和第一次全球化

短十九世纪：从一战到1989, 现代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危机

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第一层面：现代价值（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等）、民族国家和市场经济
第二层面：民族主义、国际法／国际联盟和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秩序


法西斯主义的教训：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的后果。现代性三要素中某一核心价值的缺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另一个教训则更为深刻：单凭批判和否定现代性价值系统，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短20世纪中的反思和怀疑，多方面痛苦的尝试，使得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都得到巨大改进。

首先是民族主义被改进：主权和人权不可分离，只有与普通人权自洽的民族主义才是健康的。
一个例子：巴黎和会时还尽量使民族国家的国界符合民族分布的疆界。二战后，国家边界再不是由种族分布决定。（怎样理解这个例子？）

民族国家组成的政治组织——联合国的重要性日增。确立了主权不应高于人权的大原则（金观涛认为以科索沃战争为标志）。

现代价值体系的第二个重大调整：怎样做到既肯定个人权利，又避免人权各项内容对穷人不可欲的困难？目前的办法是将个人权利中自主性和达到权利清单各项内容的能力区分开来，把个人能力与后天条件看作并非必然和个人自主性相连。实践上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分配的干预。

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问题的解决：把正确(right)和权利(rights)区分，社会制度正当性建立在正确而非权利之上。这就是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现在契约建立在个人自主性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经济自由主义被政治自由主义取代。普遍的契约论变成有条件的契约论，必须假定无知之幕的存在（人在立约时对自己能力和后天条件一无所知），从而社会契约不能越出正义的框架。这就是罗尔斯《正义论》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有条件的契约论得到差异原则，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只有当对市场中最弱势群体有利时才是正当的。

金观涛认为人类重新肯定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这三大现代价值之后，乐观的形势下出现了两朵乌云：消费主义导致的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抵抗。前者由于现代社会找到了人的社会组织不断随生产力增长而改变自己固有形态的方法，从此生产力增长不受限制；但是社会建构是建立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组织作为类似于有机体的耦合系统，对能包含在内的组织成长有固定的容量。如果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则从长程的历史眼光看，现代社会结构未必是合理的。

伊斯兰社会的问题，金观涛认为是由于伊斯兰教在希伯来超越突破之上实现了第二次突破，发生了入世转向，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为什么？）。一方面穆罕默德作为封顶使者，向人类宣读古兰经，是神和人的最后一次对话。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义主张建立公正的社群，圣训规定不能政教分离，也不能将信仰变成私领域的生活。金观涛认为，一定程度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抗意味着超越视野对工具理性的反抗，这实际上是工具理性这一价值开始发生问题了。

金观涛对终极关怀退出公共领域、称为私领域的价值表示忧虑。因为私人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而且可能不可通约甚至很难沟通，从而终极关怀可能被多元文化淹没，表现为消费社会中人类对思想的冷漠。金观涛认为这可能是轴心时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困境。终极关怀退回到私领域虽然有助于克服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但是当其变为纯粹私人价值时，可能不能保持长久稳定。Charles Taylor讨论当今的世俗化倾向时候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信仰的状态中。”

金观涛提出，这首先可能造成道德沦丧，因为道德均是建立在终极关怀之上的（确乎？），甚至服从契约的精神力量也和终极关怀有关（难道服从契约不可以是纯粹的利益权衡之考量？），因此终极关怀的瓦解可能导致法治传统和契约精神的危机。更重要的，现代自我认同存在终极关怀层面，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起源来源于唯名论斩断终极关怀层面自我与共同体层面自我之间的联系（不过是不是这只是对以前的不太合适的一种观念的纠正，只存在过程的必要性而非永久的必要性？），因此终极关怀的消失之长期影响必定会冲击现代个人观念（确乎？），而这将是比法律取代道德更为重大的变化。

金观涛认为，当今的人们需要重构个人观念和自由观念的基础，用新的理性精神去驾驭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中国人还应该用科学精神去突破常识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