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惆怅

        一直以来都有一份墨家情结。
       墨子墨家学说在战国时期显赫一时，一度与儒家学说并驾齐驱，并称“显学”（《韩非子》）。然而到了秦汉时期，墨家传承却突然断绝，墨学思想从此在中国主流思想中隐没不见，不仅无法与儒学的传承相提并论，对于古代士人平民的影响甚至无法及得上道家和法家等学派。墨家传承因何突然中断？这是我长久以来一直觉得遗憾而又对此感到颇为困惑的地方。读完此书，多少缓解了我疑惑之处，但遗憾却更为添增了吧。
      由于“兼爱”与“仁爱”这种两家立学根本观点之间的对立，儒、墨二学派陷入了长期的争执之中。平心而论，以现代观点来看，显然墨家的“兼爱”之说更为接近博爱的普世价值观，其思想中所蕴含的民粹主义和平等博爱的精髓值得现代人们的深思。然而墨家作为当时下层平民立场的代表，他们从平等观出发提出人际交往的原则——“兼相爱，交相利”，必定不会为统治阶级所能接受。相反，掌握着实际政治权力的贵族阶层对儒学的倾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导致了墨家传承的困难性加剧。而以汉武帝独尊儒术为标志，这一象征着儒家在政治上大获全胜的事件也暗示着墨家学说不被统治阶层所接受的悲剧。诚然，自汉以降 ，封建统治者们倒也未必真心心向孔孟，但儒家学说对维护他们的统治绝对有着相当大的利用价值。
       墨家由于和儒家天然存在的种种思想矛盾，在儒家被封建统治阶级选择作为“一家之言”后，处境自然困难，而其自身所包含的对统治者不利的思想也深深被统治者所忌惮。然而，抛却这些不提，墨家自身可能也存在着种种的自相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墨家学说理想与社会实际的差异，而墨家团体的内部瓦解则无疑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墨家为人民谋，结果却是“君权重于民权”。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简单了。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们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人民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们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结果，按照墨家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众从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同时让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评价一种思想和学说，不能只看立场和出发点，还得看最后的结果。墨家由自身理论出发，推演后最终得到的结果却和自己的立场出发点完全相反。墨家显然把问题看简单了。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墨家是信奉“利”的，这恐怕就陷入了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在他们看来，人类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需求，这就是物质需求；只应该有一种生产，这就是物质生产；也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这就是物质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什么思想权利，什么言论权利，当然都可以不要。但这也顶多只是思想言论权利可以交出而已，为什么还必须交出，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呢？因为非如此而不能“尚同”。这就是墨家主张“君权重于民权”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按照墨子的观点，人民群众如果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岂非“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弄得“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没大没小，乱成一团，“如禽兽然”（《墨子·尚同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人民群众将思想言论的权利交给统治者，自己只承担反映情况提意见的义务。毫无疑问，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败笔。也是其自相冲突的最深刻的体现。”
       总之，墨家传承的消亡使中国传统上失去了一种与儒家相牵制的力量。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越来越偏向儒家的轨道,儒家的道德至上论和理想主义渗透到传统的各个方面,这种偏食造成的思想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传统思想的营养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