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被忘却的左拉

文学史上有许多不公平：真正有成就的大作家往往很长时间内默默无闻，直到被独具只眼的批评家“重新发现”。夏志清就曾自豪地指出，他重新确定了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三个大作家的地位；北大严家炎也可以自豪地说，他重新确立了新感觉派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地位。李劼人（1891－1962）的命运恰相反，这位在三十年代创作了宏篇巨制《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三部曲的作者，有不少名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尽管反复全力推崇：郭沫若称他为“中国的左拉”，巴金称他为“鲁迅，茅盾之后第一人”，艾芜称他为“了不起的大作家”。如果说这三位四川老乡有偏爱，或者说三个人都是左翼作家，对社会小说情有独钟，那么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中认为《大波》可以与《战争与和平》媲美，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里认为李劫人“风格沉实，规模宏大，…有直逼福楼拜，托尔斯泰的气派”；东京大学教授竹内实花了十年时间翻译《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日本评论家花田清辉认为可以与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岛崎藤村并肩……刘再复的评价可能是最高的，他认为李劼人是中国“应该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死水微澜是个“奇迹”，是“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和《家》”的“最精致完美的长篇”。这个揄扬者名单还可以开下去，但是李劼人的历史地位始终没有被确认，许多现代文学史，还是会漏掉这位三十年代卓然不群的作家。港台海外读者可能认为李劼人是“社会写实派”，专门写四川辛亥革命，比较隔膜。而大陆读书界，可能觉得李劼人的小说大部分篇幅描写下层市民生活，男女关系，个人恩怨，流氓荡妇，情场吃醋，“历史斗争有分量的东西太少，作品格调不高”。总之，虽然有些评论家喊好，批评界大部分人却不置可否。……李劼人一生恐怕一直落在左右不讨好的窘境，生前身后，从来如此。 他于1891年生在成都一个祖业教私塾并行医的家庭。父亲以积蓄在江西捐了一个典史指分江西候补，到任后父母相继病重，10岁的李劼人就在印刷局做学徒。14岁时，父亲暴病卒，他以长子身份扶柩归川。 李在四川高等学堂附中就读时，与郭沫若同班，郭称之为“同学中的佼佼者”。1910年李劼人卷入支持四川省咨议局“中会情愿代表团”的活动。1911年，三千人到督署请愿，遭川督赵尔丰枪击屠杀，这一件事成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线。亲身经历的历史风暴，以及酿成事变的社会变迁，成为李劼人一生想用小说写出的题材。 附中毕业后，李劼人在成都主持《川报》。1918年6月，李大钊、曾琦、王广祈、周大玄等七人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李劼人成为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主持人。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高潮时期，曾琦和李璜在法国办巴黎通社，人手不够，信召李劼人。8月李到重庆乘船赴上海，年底赴法，在法国前后共四年。 李劼人先在巴黎主持《华工旬刊》。1920年春重病，在一家贫民医院治疗两个月，变卖一切。出院后羸弱不堪，遂到阿尔卑斯山小城拉密尔找朋友，边疗养边学法文，数月后，入地中国边的蒙北烈大学。 由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吴玉章等前辈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开始就有严重的问题：摊子铺得太大。广告说无论学历程度高低都可以参加，只要愿意进工厂半职工作即可。当时一呼百应，各省纷纷报名的中国学生每年有2000之谱。但是在参加的学生中，完全没有收入必须完全做工者，与一部分有较稳定收入的“知名人士”（如曾琦、李璜身份为海外记者，周大玄为《华侨日报》编辑，何鲁之为华法教育协会秘书）之间，立即产生“阶级斗争”式的分化。入工厂的，如周恩来，赵世炎（李劼人的同乡好友）等，则成了共产主义派;不必入工厂的后来大都成了国家主义派。那些家境较好可以不必做工的（如诗人李金发，画家林风眠），则置身事外。曾、李的《工余》与周、赵等的《赤光》二刊论战激烈。尤其当法国出现经济萧条，工厂无法提供工作时，斗争立即转向如何分配有限的补助金。留法青年已有多次学潮，要求提高津贴。1921年7月则有“拒款运动”，9月发生争夺原定为中国学生专校的里昂大学的远动。主持方面，则以“程度太差”，要让新招学生代替已经在工厂做工的“左倾”学生。结果“左倾‘学生南下，抢占里昂大学，被法国警察押解回国。由此，这场阶级斗争式的勤工俭学，为中国共产党造成一批基本干部。 李劼人的经济状况似在两派之间。由于他在四川文化界已有名声，他为国内搞翻译，写通讯，靠国内版税补贴生活。好友卢作孚此时主持《川报》，李劼人靠写稿有较稳定的补贴。有时候他也穷到无法买任何食品，只有买条面包，斟酌切成若干份，饥时用冷水泡着吃一份。只是没有穷到进工厂做工，所谓俭学而不勤工。他对这场斗争颇为头疼，两边的领袖中，都有他的同乡好友，他只好远避到外省上大学，不与政争。当时他与攻读动物学的周大玄同住，潜心学习法国文学。王广祈等搞无政府主义，李也不参与。看来他得罪了所有的文人，未能讨任何一派高兴。 但是，远避而读书，在蒙北烈大学三年，李选择了不少法国古典与现代文学课程，熟读了雨果、左拉等人的作品，仅翻译过的作家就有十多位。虽然他的论文题目很深《法国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实际上他受自然正义潜移默化，影响至深，以至于自己动笔时，左拉的《小酒店》、《饕餮的巴黎》和《萌芽》等细腻描写下层市民的小说，幽灵般徘徊在他的笔尖。 李劼人回国后，由挚友黄仲苏举荐到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但李坚辞不就，不愿与复古主义的“《学衡》派”同列。他回成都再任《川报》编辑。当时四川杨森标榜“新文化”，周围有一权势赫赫的“洋秘书团”，均“洋其服而手其杖”。李对此系人有不恭之辞，罹祸被捕，《川报》被封，幸得好友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资助方得释放。出狱后李劼人改从实业，为民生机器厂厂长，依然因人事倾轧而辞职，1935年退出学界、报界、实业界，闭门读书，从事写作。到1937年，他完成了他的三部曲巨作，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增添了一个大作家。1935年的《死水微澜》，写19世纪末四川市镇生活，一直写到庚子年间事；1936年写出《暴风雨前》，写一个半官半绅家庭与改良立宪风潮；第三部《大波》自身有四卷，写四川保路风潮引发辛亥革命。1937年抗战爆发前写出三卷，第四卷未能完成。 这三部曲，越到后面，历史材料的分量越重，到《大波》，几乎是在写“报告文学”，真实人物的历史大事穿插小人物生活，二者并未融合，明显是为了互相映衬而已。而第一部《死水微澜》几乎没有任何大事，最多是教民之争，显然是义和团事件在四川的些许回音。而主要人物却是一个市镇女子，渐渐醒悟到她应当掌握自己的命运。 《死水微澜》受法国社会小说影响最重，我认为是李劼人无可怀疑的最优秀的作品。有人认为是李劼人自己翻译的《马丹波娃利》（即《包法利夫人》）给了他写作模式（其实福楼拜这本名著是李劼人1941年所译，远在《死水微澜》写成之后），我觉得让我想起的是左拉的《小酒馆》，在市民琐事中有一股沉郁苍凉之气，其社会场面之开阔，与福楼拜的小说甚为异趣。甚至，某些对李劼人的“批评”，例如情节枝蔓松散，不必要的细节过多等等，也可以用到左拉身上：这些恰恰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这三部曲，几乎每本都有一个“四川辣妹”形象。《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应当是李劼人笔下最生动最立体的人物：美貌而泼辣，心直口快，好出风头，敢于偷情养汉，也敢于拿主义。她是中国市镇新出现的资产妇女，既敢于为爱欲罔顾舆论，又干敢于为实利出卖色相。左拉笔下的娜娜如果到了成都，或许也会如此行事，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浑浑噩噩。这种女性形象，几乎每本李劼人小说中都有，只是越到后来，越成为历史的陪衬。

抗战开始后，李劼人重新回到实业界，担任乐嘉纸厂经理。从他一生经历来看，他的主要事业实际上是资本家，写作只是偶然的事。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角色配置。李劼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经理作家。银行家诗人王辛迪是此种例外的另一位。 在文学界，李劼人也是不党不群，独来独往。实际上成都虽是文化之都，新文化的名人实在是很少。抗战初期，朱光潜、卞之琳、沙汀、陈翔鹤等人来到成都，李劼人成为成都作协主席，四周热闹起来。但是进入文化界，并没有对他的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1944年他的另一长篇《天魔舞》，写抗战期间四川奸商，就很像矛盾的《子夜》加张天翼的《华威先生》。 解放后，李劼人成为成都“第二副市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参加了政治学习，回头重看三部曲，“就想深入运动的本质”。1954年改写前二部，此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要求，全力改写《大波》。 八年时间，前后四稿，到1962年李劼人去世，依然未能改完。新稿《大波》或许在故事结构上圆润了些，但是加了大量“革命党人”的起事活动史料，结果是“报告”与小说的脱节更为明显。旧稿至少给人印象：群众自发势力“盲目“地推动了历史进程，实际上，历史也许真是如此进行的。 李劼人之所以反被遗忘，对他的反对或批评，都无法成为定论，我想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贯穿始终的主张，也没有前后一致地努力。三部曲的耀眼光泽，淹没在“大历史”的话语洪流之中，反复修改，只能越改越死板。好在妙手偶得一气呵成的杰作《死水微澜》不可能被改动以迎合时代精神。这不仅是李劼人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学史的大幸。 ——摘自赵毅衡的《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扩编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个别字句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