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中国
以前只是影影绰绰的知道辜鸿铭是清末的一个“怪才”，是有名的铁杆“保皇派”；便想当然的以为他不过是个腐朽的封建遗老，能背点四书五经，吟那么一首两首的风月诗词；历史的洪流把他抛弃，将他所有的言论都擦个干干净净，也应当不会有任何遗憾处。读了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才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莽撞和浅薄无知。
当然并不是要认同他的早就脱离潮流的主张--在当今世界，应该没有人会把‘君权神授’的皇帝制度当作严肃的政治制度之备选。但他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洞见确实是发人深省的；而即便是他的保皇，如果仔细想来，也有他的深具逻辑的道理，并不全然是既得利益者维护自己权益的不真诚的主张。
中国社会从来不是宗教社会，中国人也从来没有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大规模的组织严密的宗教信仰，这一点实际上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知道他生下来就是要死的，那么，如果不给他一点存活的意义，赋予他的生活一定的实在感和永恒感，这样的生活就将是一件虚无的让人恐惧的事情。宗教是件便利的工具，通过人格化的神的存在，解决了死后的难题：今生在此，为的是敬好上帝，以待死后进入天国，永享那里的美好。但在中国的文化里，尽管也有多神的存在，但并不特别严肃的认定来世的价值。相反的，我们有比较独特的祖先崇拜的习俗，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仰。儒家的传统事实上是用了一种颇为符合进化论的解说来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崇拜祖先，他们是我们的来源；我们重视子女后代，他们是我们的归宿--祖先、我们、后代，现世的我们在中间，串起了这整个的过程，使得我们生活的意义存在于使这个链条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上。即便我们死了，我们知道我们熟悉的一切都还在我们的后代身上延续下去，这样也就能死的心安了。所以，按照辜鸿铭的说法，儒学（或称儒教）大致的是介于柏拉图式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之间。柏拉图的哲学是学者的学问，不能推之到大众；宗教则需要人格化的神来满足大众的需要。儒教不需要额外的假设便有效的解决了人存活意义的难题，算是中国人高明的创造。
这样的儒教使得我们不鼓励变化，崇古，尊老爱幼，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大的链条。社会的基本存在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和宗族。与之相反的，西方人的救赎要靠自己在上帝前的表现，与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本质的关联，所以西方的社会要由单个的人作为其基本单位。如果进而推广之，这应当是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的来源，而这些价值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以来，中国与西方在社会组织形态上的不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儒教所教给的，是一套完整的社会规范，“仁义礼智信”构成了儒教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人在社会中应当处于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情，强调应当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与之相对应，个人主义的西方则发展了自由权利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只要不影响他人，个人有权利有自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因为每个人都有如此的权利自由，则民主协商成为社会组织的必须。按照辜鸿铭的说法，儒教所传授的，是“做好公民的律法”，而基督教所要求的，是“做好人的律法”--当然，这里对“公民”的理解可能与我们现在的理解并不相同，大致的是“社会中的人”的意思吧。
很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辜鸿铭由此推断出儒教文化的优点，提出当时处在战争中的欧洲各国应当来学习中华文明。这个建议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有些武断，甚至是荒谬，但如果仔细想来，有让人思考的地方。尽管现在大多认定自由、权利、民主这些可以算作是普世的价值观，但在一百年前，决绝的这样认为还是需要些勇气的。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欧洲，处于极端个人化的经济、政治等行为所带来的种种丑恶当中；尽管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但贫富分化、道德恶化、战争等等的丑恶让人怀疑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反推中国，虽然贫弱，但道德上并不比千年以前差多少。这样说来，学贯中西并非思想狭隘的辜鸿铭认定儒教文化反而优胜，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不是以自由权利民主这些外来的价值观为基础，而只是考虑以何样的文化可以维持一个道德上更加正义的社会，辜鸿铭所谓的“崇尚忠诚”的儒教文化倒真的应当是他眼光中的唯一之选。
另外辜鸿铭也谈及了对中国妇女的看法。他是支持“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当然，这是个很大的靶子，让他的论述放到现在的话就没法看。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个主张背后的逻辑。他认为，妻子当完全效忠他的丈夫，这是她在社会上的责任；而同时，社会并不那么简单的男尊女卑，作为男人，也需要承担他对于宗族对于皇帝的义务。是男女双方都对自己应尽的义务做良好的承担，社会才会完美的运行好。
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的运行良好作为第一重要的目标，那么儒教实际上是为了这个目标为每个人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行为规范。而西方文明则是以简单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基础，并不对这个运行做特别的设计。现在的这个世界似乎是表明了，人类有目的的设计似乎并不特别有效，反而是放任一些的有了更好的结果。
辜鸿铭死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我不知道如果他活到现在，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是否会有改变。但就算不变化，也许并不需要太过吃惊。文化和社会究竟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很多时候很难看出其中的主导因素是什么。我们现在认为普世真理的一些东西，放到一两百年前可能就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总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完全正确的东西，也许会被一两百年后的人嘲笑。慎重一点谦虚一点才会让人稍微心安一点吧。
当然并不是要认同他的早就脱离潮流的主张--在当今世界，应该没有人会把‘君权神授’的皇帝制度当作严肃的政治制度之备选。但他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洞见确实是发人深省的；而即便是他的保皇，如果仔细想来，也有他的深具逻辑的道理，并不全然是既得利益者维护自己权益的不真诚的主张。
中国社会从来不是宗教社会，中国人也从来没有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大规模的组织严密的宗教信仰，这一点实际上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知道他生下来就是要死的，那么，如果不给他一点存活的意义，赋予他的生活一定的实在感和永恒感，这样的生活就将是一件虚无的让人恐惧的事情。宗教是件便利的工具，通过人格化的神的存在，解决了死后的难题：今生在此，为的是敬好上帝，以待死后进入天国，永享那里的美好。但在中国的文化里，尽管也有多神的存在，但并不特别严肃的认定来世的价值。相反的，我们有比较独特的祖先崇拜的习俗，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仰。儒家的传统事实上是用了一种颇为符合进化论的解说来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崇拜祖先，他们是我们的来源；我们重视子女后代，他们是我们的归宿--祖先、我们、后代，现世的我们在中间，串起了这整个的过程，使得我们生活的意义存在于使这个链条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上。即便我们死了，我们知道我们熟悉的一切都还在我们的后代身上延续下去，这样也就能死的心安了。所以，按照辜鸿铭的说法，儒学（或称儒教）大致的是介于柏拉图式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之间。柏拉图的哲学是学者的学问，不能推之到大众；宗教则需要人格化的神来满足大众的需要。儒教不需要额外的假设便有效的解决了人存活意义的难题，算是中国人高明的创造。
这样的儒教使得我们不鼓励变化，崇古，尊老爱幼，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大的链条。社会的基本存在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和宗族。与之相反的，西方人的救赎要靠自己在上帝前的表现，与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本质的关联，所以西方的社会要由单个的人作为其基本单位。如果进而推广之，这应当是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的来源，而这些价值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以来，中国与西方在社会组织形态上的不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儒教所教给的，是一套完整的社会规范，“仁义礼智信”构成了儒教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人在社会中应当处于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情，强调应当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与之相对应，个人主义的西方则发展了自由权利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只要不影响他人，个人有权利有自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因为每个人都有如此的权利自由，则民主协商成为社会组织的必须。按照辜鸿铭的说法，儒教所传授的，是“做好公民的律法”，而基督教所要求的，是“做好人的律法”--当然，这里对“公民”的理解可能与我们现在的理解并不相同，大致的是“社会中的人”的意思吧。
很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辜鸿铭由此推断出儒教文化的优点，提出当时处在战争中的欧洲各国应当来学习中华文明。这个建议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有些武断，甚至是荒谬，但如果仔细想来，有让人思考的地方。尽管现在大多认定自由、权利、民主这些可以算作是普世的价值观，但在一百年前，决绝的这样认为还是需要些勇气的。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欧洲，处于极端个人化的经济、政治等行为所带来的种种丑恶当中；尽管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但贫富分化、道德恶化、战争等等的丑恶让人怀疑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反推中国，虽然贫弱，但道德上并不比千年以前差多少。这样说来，学贯中西并非思想狭隘的辜鸿铭认定儒教文化反而优胜，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不是以自由权利民主这些外来的价值观为基础，而只是考虑以何样的文化可以维持一个道德上更加正义的社会，辜鸿铭所谓的“崇尚忠诚”的儒教文化倒真的应当是他眼光中的唯一之选。
另外辜鸿铭也谈及了对中国妇女的看法。他是支持“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当然，这是个很大的靶子，让他的论述放到现在的话就没法看。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个主张背后的逻辑。他认为，妻子当完全效忠他的丈夫，这是她在社会上的责任；而同时，社会并不那么简单的男尊女卑，作为男人，也需要承担他对于宗族对于皇帝的义务。是男女双方都对自己应尽的义务做良好的承担，社会才会完美的运行好。
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的运行良好作为第一重要的目标，那么儒教实际上是为了这个目标为每个人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行为规范。而西方文明则是以简单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基础，并不对这个运行做特别的设计。现在的这个世界似乎是表明了，人类有目的的设计似乎并不特别有效，反而是放任一些的有了更好的结果。
辜鸿铭死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我不知道如果他活到现在，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是否会有改变。但就算不变化，也许并不需要太过吃惊。文化和社会究竟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很多时候很难看出其中的主导因素是什么。我们现在认为普世真理的一些东西，放到一两百年前可能就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总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完全正确的东西，也许会被一两百年后的人嘲笑。慎重一点谦虚一点才会让人稍微心安一点吧。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