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叙事和走向平庸——《万寿寺》的时空建构和历史逻辑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摘要：本文以《万寿寺》为主要分析文本，以对王小波时代背景和写作观念为基础，以叙事学为主要理论，通过对文本结构的再度整理和分析来探讨文本中的时空建构和历史逻辑，以期为对王小波的研究和当代文学提供一种观点
关键词：万寿寺 王小波 多重叙事 整合 游戏景观 时空建构 历史逻辑 自由
序言：
对于王小波来说，时间从1997年他在北京郊外一栋房子中孤独死去起就不再前进了，而与之相反，他的名气、他的著作的影响力却在那一刻开始迅速增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对王小波的讨论、描写和抒情，我们有了他的全部手稿，我们有了供给他贴的标签，我们还有了他足够的信徒（这些信徒中的一部分甚至还出了一本《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但现在问题是，我们仍然不知道王小波在讲些什么。
王小波并不算多产的作家，然而其每部作品给中国文坛带来的影响深远，他的小说继承福柯、杜拉斯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他对文化悖论的表达形式，他自由主义文化逻辑，他的新启蒙叙事，他的知识分子风格，他的时空建构、主体形象，他的浪漫与嘲讽笔法，他对边缘文化的关注……诚然，关于他的作品的研究已有所收获 ，但是还远远不够，不仅是因为研究者的能力，也因为恐惧。我们害怕那些可能穿破（或者戳破）我们内心已经竖起的牢固的东西。鉴于此，本文愿以《万寿寺》的时空建构和历史逻辑为例，分析王小波小说体系中的冰山一角，从而窥测这个大时代和大时代下王小波的文学成就。
《万寿寺》这部作品具有特殊性，它是王小波晚年（1995以后）的一部长篇作品，也是他艺术最为成熟阶段的《青铜时代》三部曲（《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中的最后一部。《万寿寺》继承了《寻找无双》、《红拂夜奔》，而这三部作品又改编自他早期的《唐人故事》中的《红线传》《红拂夜奔》（旧）和未收入集中的《王仙客寻找无双记》。《万寿寺》可谓是他文学上最早和最晚的结合，他文学体系的集大成者 。而这直接体现在小说结构复杂程度上。王小波从《寻找无双》起步，经过《红拂夜奔》的演绎实验，最终在《万寿寺》实现了他写作最繁复小说的万丈雄心 。以此作品作为分析王小波小说时空建构的例子再好不过。不过也正因此，以本文的篇幅难以详细叙述，仅仅是一个较为宽泛和粗糙的分析。
一、整合的走向——《万寿寺》写作逻辑的基础分析
若要分析《万寿寺》的叙述结构，就必须对王小波小说作品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分析。王小波身上具备自由主义精英知识分子身上的特征：理性精神、低调怀疑、赞成民主和启蒙，倘若王小波生活在盛唐，可能是一个可爱的政论家，但是王小波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转型期间，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进入了房伟所说的“文化悖论”，一是各种外来文化价值和功能的矛盾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各种畸形的“主义”，二是个体启蒙者面对牢固的本土文化价值而产生的自身的矛盾，三是哲学层面上外在文化世界与人的建构的悖论 。王小波穿梭于大跃进，饥荒，“文革”，插队，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学潮，多元化的九十年代，走向平庸，众生喧嚣，而这些名词，由于中国的文化代谢的紊乱，往往并不是它的原意而是片面的或者伪装的。最终一向秉持自由、智慧、个体主义的王小波在不断变化的错位时代选择了“整合”的概念——就如同他的小说穿越了历史不同的阶段，停留在自由、想象、性爱和对时间的讲述，整合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冲突和不同的乌托邦。《万寿寺》是以整合的逻辑反思历史与乌托邦这一母题的。了解了这一层面，对《万寿寺》的叙事的研究就有所指向。值得一提的是，王小波的父亲王方明是著名逻辑学家，这对王小波的强时空观念有重要的影响。
总之，《万寿寺》具有向往自由、智慧、生命力的写作倾向和整合历史的写作逻辑，以反乌托邦为出发点对文化悖论进行思考。
二、 游戏景观——《万寿寺》双线叙事和时空语境
《万寿寺》的故事是以“当前”时代的主人公和晚唐时代的薛嵩的故事并行叙事展开的，从字数上来看，叙述主体是晚唐时期叙潞州节度使薛松和青衣红线的故事，素材来源于《太平广记》第一百九十五卷《红线传》，支线是写小说的“我”发生事故后逐渐找回记忆的过程。
但这并不是《万寿寺》所关注的重点，《万寿寺》并不注重故事本身，书中对薛嵩、对叙事者，对小说本身都做了充分的调侃，如
“如前所述，这些人擅长出卖，但现在竟不知把薛嵩出卖个谁。因为没有买主，他们又给薛嵩戴上了头盔。”（第一章•一•4 ）（对薛嵩故事的游戏化）
“她说出一个标准，很简单，但也很使我吃惊：品行好的男人，好女孩就想和他做爱。品行不好的男人，好女孩宁死也不肯和他做爱。我现在的品行已经不好了，这是我陷于绝望之中”（第六章•二•6）（对叙述者故事的游戏化）
“我现在想，在我写的小说定稿时，要把这一段删掉——既然有了这种打算，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写”（第五章•三•2）（这段并没有删，相反是后面有很长的一段议论）（对小说本身的游戏化）
可见在这部小说里叙事本身并不是重点。事实上，这本小说的两条线索可以用很简答的语句概括完，相反，讲述故事的方法花样百出，层峦叠嶂。关于薛嵩的故事，《万寿寺》提出了若干个不同的开头，发展的脉络也不一样。关于叙述者的故事，虽然只有一个，但却是从他“失忆”开始进行倒叙和插叙，失忆意味着时间的断结，所以这些故事都不是完整的故事，而是自由发展不同走向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按这个逻辑重新整理故事的时空，薛嵩作为叙述者笔下的人物出现在手稿里，其中提到了多种薛嵩这件事的可能。随着叙述者跟随“白衣女子”不断找回记忆，薛嵩的故事也不断地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在这里面，薛嵩和作者面临着相同的困惑，即与身边的环境不相适应——薛嵩从长安城中出走，来到凤凰城寨却失望地发现这里不存在任何严肃的内容，叙事者从失忆中恢复过来发现自己生活在无法自由创作的环境中。后文提到叙述者发现失忆前写的最后的段落是薛嵩爬上长安城修理一个出毛病的热水锅炉，而叙述者出车祸前的最后记忆同样是修理出了毛病的热水锅炉。至此之后薛嵩和叙述者之间的身份完全混淆，“我依稀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故事”（第七章•一•1）。至此可以看出薛嵩和叙述者是两个平行时空下的同一个体。
同构的主体的双线叙事所能带来的效果就是营造想象的时空区域，如前所述这个时空并不是为故事服务的，而是为讲故事的方法服务的。
叙述者生活在一个自身矛盾的世界，他的身份是史学实习研究员，但想写的内容与领导的心意完全不同；叙述者想追求走向一个自由发挥的世界，而他的表弟却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叙述者想寻找纯粹的性爱，白衣女子（他的妻子）却逐步引导他走向日常的、沉闷的现实世界。
这些都与薛嵩在晚唐的凤凰城遇到的困惑相似，但是与叙述者同构的薛嵩，因为在虚构的封闭的环境中叙事，能够将叙述者语境中隐藏的游戏场的表征具象化。于是我们看到了薛嵩唐吉可德式形象和拓荒者形象，在凤凰城这个高度虚构想象化的世界中单枪匹马走在上古红色的泥土地中，滑稽地对抗着断层的、对立的时空错位。（小说中也提到叙述者最早就是想讲一个《鲁滨孙漂流记》，其中薛嵩是鲁滨孙，红线是星期五。）这样的写作手法的根本原则：愉悦——主体性生命内在激情力量张扬，而破坏者和游戏者的对抗也变成了游戏，消解了专制性 。在这里一切正常世界不能出现的血腥的、性虐的、关于死亡的都可以出现，而且都被盖上了一层游戏的色彩。双线叙事使得这种完美的游戏场 能够实现对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进行双向建构。“这时，这个最远的虚构的世界与本来的现实世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环相应。最好的作家他们呈现的不是现实世界表象的镜像，而是现实本质的镜像。” 这样的建构形成了相似的时空和语境。
这是某种程度的复调写作。复调是巴赫金评论术语，意指两个成分互相补充，既独立又相关联，结合成一种特殊的非对话体的复调小说。 王小波的小说在这方面类似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兼具诗意和反讽，自由自在，天马行空，又不失前一度述及的整合的历史逻辑。
从另一方面，《万寿寺》的时空建构又不仅仅限于对同构的双线叙事。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时空是为讲故事的方法服务的。《万寿寺》中的人物形象常常是跳跃的，飘忽的。人物与人物之间发生的关系是移位的。这出现在关于薛嵩的故事的无数种可能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章会有更详细的介绍），事实上，《万寿寺》有一段少有的议论直接体现了这一笔法：我现在是塔里的姑娘，也就是那个后来在凤凰寨里被薛嵩射死的老妓女……后来这个塔里的姑娘离开了长安城……上述故事可以发生在薛嵩到凤凰寨之前，也可以发生在薛嵩离开凤凰寨以后；所以，它可以使故事的开始，也可以是故事的终结。故事里的女人可以使老妓女，也可以是小妓女、红线，或者是另外一个女人。只有薛嵩总是不变。这是以为我喜欢薛嵩。（第七章•一•4-5）
一般来说，暗喻的成分是固定的，但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大量使用了这种转喻的手法。本体在喻体之间不断的转移跳跃。塔里的姑娘象征着自由、智慧和生命力，但在凤凰城中这个意向转移到了红线和小妓女身上。而塔里的姑娘进入凤凰城后又变成了呆板、日常化的象征——老妓女。
总之，《万寿寺》以同构的双线并行叙事结构展开了对游戏场的双向建构，同时使用转喻的方法构建多元的，充满可能性的时空语境，形成对历史的多重叙事方式。
三、 走向平庸——《万寿寺》的历史逻辑
上述部分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万寿寺》的时空语境的设定，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万寿寺》中的历史逻辑。
前文述及，《万寿寺》的叙事逻辑是倒置的，即叙述方式高于故事本身。小说的叙述方式直接涉及到作者对时间和历史的观念。即便在《万寿寺》开篇有这样一句话“因为一部小说在影射什么，作者并不知道。”（第一章•三•3），历史也正是《万寿寺》这本叙述方式高于故事本身的小说的主题之一，“而故事就是故事，不该有寓意。坦白地说，我犯了一个错误，违背了我的本意。既然如此，就该谈谈我有何寓意。这很明显，我是修历史的。我的寓意只能是历史。”
我们再重新来看《万寿寺》的结构：叙述者在一个历史文物万寿寺的工作中，在一次事故中失忆，最后的记忆是叙述者爬上塔楼维修，醒来后在找回记忆的过程中逐渐从特立独行走向顺从。另一方面，晚唐时期的薛嵩爬上了塔楼维修，救出了塔楼中的女子，向往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去遥远的湘西做节度使，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个荒芜之地，陷入了无限的故事发生的可能当中，每一种可能中都会有富有生命力，具有受虐意向的红线，密谋杀他的老妓女和田承嗣（刺客），而每一个故事都止于薛嵩射死了老妓女后红线嘲笑薛嵩的父权主义。而两条线索之间的链接便是万寿寺。“但我知道“万寿寺”也是个典故，这典故是我发明的，人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第五章•一•2）
万寿寺的典故是什么？那便是历史。万寿寺因为老佛爷居住而兴建，如今叙述者的单位临时租用，叙述者在里面写薛嵩的故事。万寿寺承载着时间带来的无数中可能，通过万寿寺，王小波阐述了他历史逻辑。
接下来，我将摘取小说中为数不多的评论性内容，来推测《万寿寺》的历史逻辑：
１.失掉记忆也不全然是坏事。总想着自己丧失了记忆，才全然是坏事。（第一章•二•1）
２.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无主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人失去了记忆。（第一章•一•2）
３.我们所说的就是历史，这根疲软的鸡巴，就是历史的脐带。（第一章•三•2）
４.我现在想，在我写的小说定稿时，要把这一段删掉——既然有了这种打算，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写。在我看来，整个历史可以浓缩成一个场景：一个贤者坐在君王面前，君王问到：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控制天下的苍生？这个智者、夫子，或者叫做傻逼，为了炫耀他的聪明，就答道：有的。这就是控制大家的意志。说他是智者，是因为他确实有这种鬼聪明。说他是傻逼，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也是天下苍生的一份子，自己害起自己来了。从那一天开始，不仅天下苍生尽被控制，连智慧也被控制。有意志的智慧坚挺着，既有用，又有趣，可以带给人极大的快感；没有意志的智慧软塌塌的，除了充当历史的脐带，别无用处了……所谓学院派，就是被历史的脐带缠住的流派……（第五章•三•2）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万寿寺，就是王小波所说的“历史的脐带”或者“软掉的鸡巴”，就是苍生思想被控制后，软掉的那些思想，也就是学院派，也就是万寿寺中住着的那些领导。
在《万寿寺》里，历史不是一个延续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含多重可能性的概念，这并非是由于事实的改变，而是由于回忆的不确定性。“.失掉记忆也不全然是坏事。总想着自己丧失了记忆，才全然是坏事。……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无主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人失去了记忆。”记忆是《万寿寺》中一个充满矛盾的词汇，记忆一旦遗失，再次找回就会变得模糊，就如同关于薛嵩的故事不断被改写。
万寿寺是所有记忆的汇接，就像一台处理器，汇集了来自各种各样的过去和未来，汇集了历史的无数种可能。关于记忆的话题，常常出现在第三世界文学当中，尤其出现在经历过集权统治的国家当中，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旦思想被控制，记忆的意义便不复存在。思想便成为“软掉的鸡巴”，“历史的脐带”。
总的来看，《万寿寺》的历史逻辑便是历史由当权者决定，记忆可以被更改。如果思想被控制，进入体制内，就成为“历史的脐带”，不再具有智慧。
写到这里，我们还可以推测王小波在此书中的立场。
小说有一个细节，叙述者一旦不按照领导的做，就会流鼻血，白衣女子说他以前经常留鼻血，以此可以推测出叙述者以前也是作为自由派出现的，反对一切的无趣、死板，也就是反对杀人者说“打死是我们的工作，不用你自己来做。”在后文中，叙述者明确提出来一个概念——“所谓自由派，就是不能忍受现状的人。”也说“ 我是现代派，而非学院派。现代派可以不评助研，但不能坐视大粪四处蔓延。”
这里我们考虑三个同步的时间转折点（如果将小说的顺序调整过来），那就是叙述者在维修铁塔的路上遭遇车祸失了忆，来到了开篇如梦如幻的医院病床上，另两个是两个不同的薛嵩（将领和木匠）的结局，一个是被刺客追杀和红线在丛林中躲了一个晚上，天亮的一刻发现周围全是敌人，他只能杀掉老处女（叙述者失忆前写的版本）。另一个是薛嵩杀掉了老处女，屈服于红线的嘲笑中，对男性的气质失去了信心（叙述者时候后重写的版本）。
这三个时间点有很多的暗示，一些人甚至怀疑甚至是在影射柳丝政治风波（修理出毛病的东西，失忆——抹去历史，晚上与第二天天亮，血光，失去了独立精神等符号），至于对不对我们也很难对证，但是这些时间点至少证明发生在《万寿寺》中的无数种通向历史的可能最后走向了沉寂，而代表“自由派”的薛嵩和叙述者在不同时代走向了沉默。正如叙述者在最后跟随者白衣女子上楼的时候的思考（坚持辞职做管子工修好万寿寺的下水道），第一层时他想：自己的是对的，对今天的世界不能理解；第二层时他想：对眼前的事情不能理解；第三层：自己是出了毛病。
在最后叙述者对白衣女子承认自己之前是失去了记忆，愿意“不再修理任何东西”，“没有记忆的生活虽然美好，但我需要记忆。”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抵抗：“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
不过“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凤凰寨的不归路。薛嵩要到那里和红线会和，我要回到万寿寺和白衣女人会和。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至此，《万寿寺》中一切美好的岁月已经结束了。
参考文献：
房伟 《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7月第1版
韩袁红《批判与想象——王小波小说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王福湘《复调小说——王小波的一种解读》（《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关键词：万寿寺 王小波 多重叙事 整合 游戏景观 时空建构 历史逻辑 自由
序言：
对于王小波来说，时间从1997年他在北京郊外一栋房子中孤独死去起就不再前进了，而与之相反，他的名气、他的著作的影响力却在那一刻开始迅速增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对王小波的讨论、描写和抒情，我们有了他的全部手稿，我们有了供给他贴的标签，我们还有了他足够的信徒（这些信徒中的一部分甚至还出了一本《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但现在问题是，我们仍然不知道王小波在讲些什么。
王小波并不算多产的作家，然而其每部作品给中国文坛带来的影响深远，他的小说继承福柯、杜拉斯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他对文化悖论的表达形式，他自由主义文化逻辑，他的新启蒙叙事，他的知识分子风格，他的时空建构、主体形象，他的浪漫与嘲讽笔法，他对边缘文化的关注……诚然，关于他的作品的研究已有所收获 ，但是还远远不够，不仅是因为研究者的能力，也因为恐惧。我们害怕那些可能穿破（或者戳破）我们内心已经竖起的牢固的东西。鉴于此，本文愿以《万寿寺》的时空建构和历史逻辑为例，分析王小波小说体系中的冰山一角，从而窥测这个大时代和大时代下王小波的文学成就。
《万寿寺》这部作品具有特殊性，它是王小波晚年（1995以后）的一部长篇作品，也是他艺术最为成熟阶段的《青铜时代》三部曲（《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中的最后一部。《万寿寺》继承了《寻找无双》、《红拂夜奔》，而这三部作品又改编自他早期的《唐人故事》中的《红线传》《红拂夜奔》（旧）和未收入集中的《王仙客寻找无双记》。《万寿寺》可谓是他文学上最早和最晚的结合，他文学体系的集大成者 。而这直接体现在小说结构复杂程度上。王小波从《寻找无双》起步，经过《红拂夜奔》的演绎实验，最终在《万寿寺》实现了他写作最繁复小说的万丈雄心 。以此作品作为分析王小波小说时空建构的例子再好不过。不过也正因此，以本文的篇幅难以详细叙述，仅仅是一个较为宽泛和粗糙的分析。
一、整合的走向——《万寿寺》写作逻辑的基础分析
若要分析《万寿寺》的叙述结构，就必须对王小波小说作品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分析。王小波身上具备自由主义精英知识分子身上的特征：理性精神、低调怀疑、赞成民主和启蒙，倘若王小波生活在盛唐，可能是一个可爱的政论家，但是王小波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转型期间，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进入了房伟所说的“文化悖论”，一是各种外来文化价值和功能的矛盾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各种畸形的“主义”，二是个体启蒙者面对牢固的本土文化价值而产生的自身的矛盾，三是哲学层面上外在文化世界与人的建构的悖论 。王小波穿梭于大跃进，饥荒，“文革”，插队，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学潮，多元化的九十年代，走向平庸，众生喧嚣，而这些名词，由于中国的文化代谢的紊乱，往往并不是它的原意而是片面的或者伪装的。最终一向秉持自由、智慧、个体主义的王小波在不断变化的错位时代选择了“整合”的概念——就如同他的小说穿越了历史不同的阶段，停留在自由、想象、性爱和对时间的讲述，整合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冲突和不同的乌托邦。《万寿寺》是以整合的逻辑反思历史与乌托邦这一母题的。了解了这一层面，对《万寿寺》的叙事的研究就有所指向。值得一提的是，王小波的父亲王方明是著名逻辑学家，这对王小波的强时空观念有重要的影响。
总之，《万寿寺》具有向往自由、智慧、生命力的写作倾向和整合历史的写作逻辑，以反乌托邦为出发点对文化悖论进行思考。
二、 游戏景观——《万寿寺》双线叙事和时空语境
《万寿寺》的故事是以“当前”时代的主人公和晚唐时代的薛嵩的故事并行叙事展开的，从字数上来看，叙述主体是晚唐时期叙潞州节度使薛松和青衣红线的故事，素材来源于《太平广记》第一百九十五卷《红线传》，支线是写小说的“我”发生事故后逐渐找回记忆的过程。
但这并不是《万寿寺》所关注的重点，《万寿寺》并不注重故事本身，书中对薛嵩、对叙事者，对小说本身都做了充分的调侃，如
“如前所述，这些人擅长出卖，但现在竟不知把薛嵩出卖个谁。因为没有买主，他们又给薛嵩戴上了头盔。”（第一章•一•4 ）（对薛嵩故事的游戏化）
“她说出一个标准，很简单，但也很使我吃惊：品行好的男人，好女孩就想和他做爱。品行不好的男人，好女孩宁死也不肯和他做爱。我现在的品行已经不好了，这是我陷于绝望之中”（第六章•二•6）（对叙述者故事的游戏化）
“我现在想，在我写的小说定稿时，要把这一段删掉——既然有了这种打算，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写”（第五章•三•2）（这段并没有删，相反是后面有很长的一段议论）（对小说本身的游戏化）
可见在这部小说里叙事本身并不是重点。事实上，这本小说的两条线索可以用很简答的语句概括完，相反，讲述故事的方法花样百出，层峦叠嶂。关于薛嵩的故事，《万寿寺》提出了若干个不同的开头，发展的脉络也不一样。关于叙述者的故事，虽然只有一个，但却是从他“失忆”开始进行倒叙和插叙，失忆意味着时间的断结，所以这些故事都不是完整的故事，而是自由发展不同走向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按这个逻辑重新整理故事的时空，薛嵩作为叙述者笔下的人物出现在手稿里，其中提到了多种薛嵩这件事的可能。随着叙述者跟随“白衣女子”不断找回记忆，薛嵩的故事也不断地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在这里面，薛嵩和作者面临着相同的困惑，即与身边的环境不相适应——薛嵩从长安城中出走，来到凤凰城寨却失望地发现这里不存在任何严肃的内容，叙事者从失忆中恢复过来发现自己生活在无法自由创作的环境中。后文提到叙述者发现失忆前写的最后的段落是薛嵩爬上长安城修理一个出毛病的热水锅炉，而叙述者出车祸前的最后记忆同样是修理出了毛病的热水锅炉。至此之后薛嵩和叙述者之间的身份完全混淆，“我依稀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故事”（第七章•一•1）。至此可以看出薛嵩和叙述者是两个平行时空下的同一个体。
同构的主体的双线叙事所能带来的效果就是营造想象的时空区域，如前所述这个时空并不是为故事服务的，而是为讲故事的方法服务的。
叙述者生活在一个自身矛盾的世界，他的身份是史学实习研究员，但想写的内容与领导的心意完全不同；叙述者想追求走向一个自由发挥的世界，而他的表弟却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叙述者想寻找纯粹的性爱，白衣女子（他的妻子）却逐步引导他走向日常的、沉闷的现实世界。
这些都与薛嵩在晚唐的凤凰城遇到的困惑相似，但是与叙述者同构的薛嵩，因为在虚构的封闭的环境中叙事，能够将叙述者语境中隐藏的游戏场的表征具象化。于是我们看到了薛嵩唐吉可德式形象和拓荒者形象，在凤凰城这个高度虚构想象化的世界中单枪匹马走在上古红色的泥土地中，滑稽地对抗着断层的、对立的时空错位。（小说中也提到叙述者最早就是想讲一个《鲁滨孙漂流记》，其中薛嵩是鲁滨孙，红线是星期五。）这样的写作手法的根本原则：愉悦——主体性生命内在激情力量张扬，而破坏者和游戏者的对抗也变成了游戏，消解了专制性 。在这里一切正常世界不能出现的血腥的、性虐的、关于死亡的都可以出现，而且都被盖上了一层游戏的色彩。双线叙事使得这种完美的游戏场 能够实现对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进行双向建构。“这时，这个最远的虚构的世界与本来的现实世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环相应。最好的作家他们呈现的不是现实世界表象的镜像，而是现实本质的镜像。” 这样的建构形成了相似的时空和语境。
这是某种程度的复调写作。复调是巴赫金评论术语，意指两个成分互相补充，既独立又相关联，结合成一种特殊的非对话体的复调小说。 王小波的小说在这方面类似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兼具诗意和反讽，自由自在，天马行空，又不失前一度述及的整合的历史逻辑。
从另一方面，《万寿寺》的时空建构又不仅仅限于对同构的双线叙事。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时空是为讲故事的方法服务的。《万寿寺》中的人物形象常常是跳跃的，飘忽的。人物与人物之间发生的关系是移位的。这出现在关于薛嵩的故事的无数种可能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章会有更详细的介绍），事实上，《万寿寺》有一段少有的议论直接体现了这一笔法：我现在是塔里的姑娘，也就是那个后来在凤凰寨里被薛嵩射死的老妓女……后来这个塔里的姑娘离开了长安城……上述故事可以发生在薛嵩到凤凰寨之前，也可以发生在薛嵩离开凤凰寨以后；所以，它可以使故事的开始，也可以是故事的终结。故事里的女人可以使老妓女，也可以是小妓女、红线，或者是另外一个女人。只有薛嵩总是不变。这是以为我喜欢薛嵩。（第七章•一•4-5）
一般来说，暗喻的成分是固定的，但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大量使用了这种转喻的手法。本体在喻体之间不断的转移跳跃。塔里的姑娘象征着自由、智慧和生命力，但在凤凰城中这个意向转移到了红线和小妓女身上。而塔里的姑娘进入凤凰城后又变成了呆板、日常化的象征——老妓女。
总之，《万寿寺》以同构的双线并行叙事结构展开了对游戏场的双向建构，同时使用转喻的方法构建多元的，充满可能性的时空语境，形成对历史的多重叙事方式。
三、 走向平庸——《万寿寺》的历史逻辑
上述部分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万寿寺》的时空语境的设定，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万寿寺》中的历史逻辑。
前文述及，《万寿寺》的叙事逻辑是倒置的，即叙述方式高于故事本身。小说的叙述方式直接涉及到作者对时间和历史的观念。即便在《万寿寺》开篇有这样一句话“因为一部小说在影射什么，作者并不知道。”（第一章•三•3），历史也正是《万寿寺》这本叙述方式高于故事本身的小说的主题之一，“而故事就是故事，不该有寓意。坦白地说，我犯了一个错误，违背了我的本意。既然如此，就该谈谈我有何寓意。这很明显，我是修历史的。我的寓意只能是历史。”
我们再重新来看《万寿寺》的结构：叙述者在一个历史文物万寿寺的工作中，在一次事故中失忆，最后的记忆是叙述者爬上塔楼维修，醒来后在找回记忆的过程中逐渐从特立独行走向顺从。另一方面，晚唐时期的薛嵩爬上了塔楼维修，救出了塔楼中的女子，向往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去遥远的湘西做节度使，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个荒芜之地，陷入了无限的故事发生的可能当中，每一种可能中都会有富有生命力，具有受虐意向的红线，密谋杀他的老妓女和田承嗣（刺客），而每一个故事都止于薛嵩射死了老妓女后红线嘲笑薛嵩的父权主义。而两条线索之间的链接便是万寿寺。“但我知道“万寿寺”也是个典故，这典故是我发明的，人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第五章•一•2）
万寿寺的典故是什么？那便是历史。万寿寺因为老佛爷居住而兴建，如今叙述者的单位临时租用，叙述者在里面写薛嵩的故事。万寿寺承载着时间带来的无数中可能，通过万寿寺，王小波阐述了他历史逻辑。
接下来，我将摘取小说中为数不多的评论性内容，来推测《万寿寺》的历史逻辑：
１.失掉记忆也不全然是坏事。总想着自己丧失了记忆，才全然是坏事。（第一章•二•1）
２.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无主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人失去了记忆。（第一章•一•2）
３.我们所说的就是历史，这根疲软的鸡巴，就是历史的脐带。（第一章•三•2）
４.我现在想，在我写的小说定稿时，要把这一段删掉——既然有了这种打算，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写。在我看来，整个历史可以浓缩成一个场景：一个贤者坐在君王面前，君王问到：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控制天下的苍生？这个智者、夫子，或者叫做傻逼，为了炫耀他的聪明，就答道：有的。这就是控制大家的意志。说他是智者，是因为他确实有这种鬼聪明。说他是傻逼，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也是天下苍生的一份子，自己害起自己来了。从那一天开始，不仅天下苍生尽被控制，连智慧也被控制。有意志的智慧坚挺着，既有用，又有趣，可以带给人极大的快感；没有意志的智慧软塌塌的，除了充当历史的脐带，别无用处了……所谓学院派，就是被历史的脐带缠住的流派……（第五章•三•2）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万寿寺，就是王小波所说的“历史的脐带”或者“软掉的鸡巴”，就是苍生思想被控制后，软掉的那些思想，也就是学院派，也就是万寿寺中住着的那些领导。
在《万寿寺》里，历史不是一个延续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含多重可能性的概念，这并非是由于事实的改变，而是由于回忆的不确定性。“.失掉记忆也不全然是坏事。总想着自己丧失了记忆，才全然是坏事。……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无主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人失去了记忆。”记忆是《万寿寺》中一个充满矛盾的词汇，记忆一旦遗失，再次找回就会变得模糊，就如同关于薛嵩的故事不断被改写。
万寿寺是所有记忆的汇接，就像一台处理器，汇集了来自各种各样的过去和未来，汇集了历史的无数种可能。关于记忆的话题，常常出现在第三世界文学当中，尤其出现在经历过集权统治的国家当中，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旦思想被控制，记忆的意义便不复存在。思想便成为“软掉的鸡巴”，“历史的脐带”。
总的来看，《万寿寺》的历史逻辑便是历史由当权者决定，记忆可以被更改。如果思想被控制，进入体制内，就成为“历史的脐带”，不再具有智慧。
写到这里，我们还可以推测王小波在此书中的立场。
小说有一个细节，叙述者一旦不按照领导的做，就会流鼻血，白衣女子说他以前经常留鼻血，以此可以推测出叙述者以前也是作为自由派出现的，反对一切的无趣、死板，也就是反对杀人者说“打死是我们的工作，不用你自己来做。”在后文中，叙述者明确提出来一个概念——“所谓自由派，就是不能忍受现状的人。”也说“ 我是现代派，而非学院派。现代派可以不评助研，但不能坐视大粪四处蔓延。”
这里我们考虑三个同步的时间转折点（如果将小说的顺序调整过来），那就是叙述者在维修铁塔的路上遭遇车祸失了忆，来到了开篇如梦如幻的医院病床上，另两个是两个不同的薛嵩（将领和木匠）的结局，一个是被刺客追杀和红线在丛林中躲了一个晚上，天亮的一刻发现周围全是敌人，他只能杀掉老处女（叙述者失忆前写的版本）。另一个是薛嵩杀掉了老处女，屈服于红线的嘲笑中，对男性的气质失去了信心（叙述者时候后重写的版本）。
这三个时间点有很多的暗示，一些人甚至怀疑甚至是在影射柳丝政治风波（修理出毛病的东西，失忆——抹去历史，晚上与第二天天亮，血光，失去了独立精神等符号），至于对不对我们也很难对证，但是这些时间点至少证明发生在《万寿寺》中的无数种通向历史的可能最后走向了沉寂，而代表“自由派”的薛嵩和叙述者在不同时代走向了沉默。正如叙述者在最后跟随者白衣女子上楼的时候的思考（坚持辞职做管子工修好万寿寺的下水道），第一层时他想：自己的是对的，对今天的世界不能理解；第二层时他想：对眼前的事情不能理解；第三层：自己是出了毛病。
在最后叙述者对白衣女子承认自己之前是失去了记忆，愿意“不再修理任何东西”，“没有记忆的生活虽然美好，但我需要记忆。”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抵抗：“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
不过“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凤凰寨的不归路。薛嵩要到那里和红线会和，我要回到万寿寺和白衣女人会和。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至此，《万寿寺》中一切美好的岁月已经结束了。
参考文献：
房伟 《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7月第1版
韩袁红《批判与想象——王小波小说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王福湘《复调小说——王小波的一种解读》（《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