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欲为学修身，宏济时事者，皆当由此书着手。
学籥，顾名思义学习之钥匙也。钱先生一生浸淫学术，今举其成学之心得以告后学者，所以开示入学之门径也。余自私淑先生，立志向学，屡屡抱憾无缘亲聆师训，茫茫书海，不知何处方是涯涘。然读此书，先生若捧卷指示于前，耳提面命于畔， 挦袖执手，步步指点，成学之途恍然呈现，而先生宛然所立卓尔。门径既窥，益知先生之道德学问渊宏博大，实已入化境。今虽无末由也已之叹，然高山仰止，惟笃信奋发，寻溯向前，希图他日稍窥先生项背，亦可谓略知斯文，做一中国读书人。
本书共收录先生论治学方法之论文十二篇，各重学问之一端，皆有精论。今捃摭要点，备列如下。
第一篇《略论孔学大体》
此篇列于全书之首，盖学者欲寻读书之门径，当先从宏观处观察学问之整体，知其范围内容，结构形式，终极目标，然后才方便下手。若不知此，只是一股脑扎进去，徒靡岁月，虽至皓首，亦不知所学。
一、孔学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乎博文、约礼两事。
二、博文之大者，曰六艺，曰诗、书。诗书、六艺当兼习，不可偏废。
三、虽博文，又必约之于礼。礼乃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文徒博而不能致用于事，其博亦未全美。
四、游于艺乃为学之始事，志于道乃为学之终极。游于艺，必尚实习，求实用。依于仁，必施之于人道。据于德，必归之于一己之德行。学必博，乃思以求通，所通者即道也。
第二篇《朱子读书法》
朱子乃孔子后，钱先生甚为推崇之大学问家，所谓博大、精微兼而尽之。朱子去现代较孔子为近，其读书治学之方法尤可资参鉴。就其要领，条陈如下：
一、第一最要法门是虚心，所谓虚心只是不执己见。
二、依本子反复不厌，又要识得本书上训诂文义分明。若骤读一书，便要求明得种种理，有要求于己有所得，此皆是心不静。
三、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着；且放在一边，益更读，以来新见。
四、不是于那疑处看，正须于那无疑处看。
五、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
六、凡读书，且须从一路正路直去。四面虽有可观，不妨一看，然非是紧要。
七、读书不可兼看未读书，却当兼看已读者。
八、读书不贵多，贵使自己精力有余。
九、凡看文字 ，众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
十、读书无疑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有长进。
十一、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罅隙处，方寻得道理透彻。（此言罅隙处，盖作文思路，论证线索，理论结构）
十二、读书须是普遍周满。宁详无略，宁下勿高，宁拙勿巧，宁近勿远。
十三、宽著期限，紧著课程。小做课程，大施工力。
十四、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此处戒人莫要先看史。读经以成己，己有未成，故如负痛在身，非通彻自明而不能须臾有歇。读史以成物，义理既明，典故物事，可劄记以问人而无伤于义理也。）
第三篇《朱子与校勘学》
以前常有一种概念，只要一提到朱子，就会说他是个理学家，只是重视性命天理，其它方面的学问似乎都并不见得如何。看过这一篇方知，以前的认识实在是浅薄的很。钱先生说，做学问要先有知识，才能有理论，有了理论才能做文章。知识可说就要来自于考据，要明白一事物，非得要真知道其源流名状，训诂考据正是为了辩证前人知识。古人称考据训诂为小学，并非说它不重要，而是进学上达的基础。虽然不见得人人都要如清儒般一头扎入故纸堆中，只是做些寻章逐句的功夫，但古人的典籍离我们久了，晦涩生疏，佶屈聱牙，若不明白字义，断不得章句，又如何理解其中义理呢，义理不明，文章自然也就没有根底。所以说不应瞧不起训诂学，但亦应知道其只是做学问的一个工具、一种方法，除非想做一个博士，否则只要善用前人的注疏，通识文章大体，知义理内涵，得辞章之美，也就可以了。如果有余力，为了提高自己的读书能力，让知识来的更扎实，就应该多少掌握一些考据的方法。钱先生在这一篇里，以朱子著《韩文考异》，谈论了考据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途径，甚为綦密精到。自谓性格脾性不耐繁琐，皓首穷经非吾所能为之，故仅列其纲目要领，熟读成诵，略有些名物训解的功夫，以资读书明理之用，至于考误订正，诠释经典不敢妄企为之。
一、钱先生论校勘学之宗旨：训诂考订校勘之业，亦复别有本源。凡其所得之浅深高下，将胥视其本原以为定。（校勘只是工具，在于学者之眼光志趣。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
二、本证、旁证之别：本证者，本书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校勘必罗举异文，又必辩其得失。而辩定得失，则多有待于他书之旁证。寻觅旁证，有贴切与否之辨。若得本证，纵然旁证贴切亦不足取也。若旁证杂歧，苟无本证佐之，莫可以私意抉择，当置之以待后学。
三、文理者，字法、句法、章法皆是。字句章节之法变，而文之意义亦随而变；衡平得失，主要在是。从知治校勘，既必精熟文理，又须博涉兼通。
四、校勘之学，固贵于客观之取材，而尤贵乎主观之鉴别。鉴别之深浅高下，则不尽凭乎外在之材料，而实更凭乎校者之心智。而心智有深浅高下，则一视乎其学养所至。
五、治校勘考订，必兼著诸本之异，以明取舍之意，而待读者之自辨。不掩其所从来，此不尽为治校勘者所必守之大例，亦凡治训诂考据之学者所应同具之美德也。
六、校勘考据之学，固贵能得证，然亦有不烦证而可定论者。复又多证转失者，反不如少证无证之得者。此非学养功深，于其所援以为证者先有一鉴别之精心，而徒恃多证为贵，则胥不失之矣。
七、治校勘者，版本固然重要，然不可先持一成见，谓一本为必是，另一本为必非。
八、钱先生于篇末就治学规模之总结：校勘之业，虽曰小道，亦已包括训诂、考据、辞章、义理，而兼通一贯之。而大儒之成学，其宏纤俱举，细大赅备，必审必谨，不遗不苟，亦格物穷理精神之一种具体表现也。
第四篇《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
学者是学术的载体，一代代的学者们用讲学和著作传播和诠释着各自的学术思想，而学术就在这样的生生不息中传承和创新。钱穆先生此篇，从近百年繁星璀璨的学海中选出了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五人，总结和阐述他们做学问的方法。应该注意的是，这五个人虽然都是盛传海内的大学问家，但钱先生选择他们并非仅仅因为学术上的地位和成就，事实近代学术界里有许多名气和学问远逾此五人者。但古圣先贤们的典籍浩如烟海，一生苦读亦难穷尽，正是此五人将各自读书门径、要领和思考纂述成册，指示明路、扭转学风、普化后生，使后学者得以徇阶而上，终有登堂入室之望。
一、陈澧 《东塾读书记》
钱先生一向主张学以致用，反对清儒专以训诂考据为学，认为其偏废而不济世用，乃学问之末流。清代考据学，在乾嘉时期到达鼎盛，成为学术主流，学者皆趋附之。陈澧首开慧眼，看到了其中的锢蔽，因而主张从事学问该从大体上探索义理之表示，将“有用于身”、“有用于世”作为著述讲学的主旨。
陈澧认为近百年来，讲经学者，训诂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这是世道的衰乱的直接原因。此外，专门以训诂考据的兴趣与见解来读书，只求觅得书中一二罅缝，做的一篇经解，博得俗誉虚名。这种风气使得学术界养成了一种懒而且躁的心理，不肯平心静气，精详阅读，而急于成名，掩盖先贤，久而久之全体读书人都受到了此种风气之熏陶，待这些读书人出来领导社会，自然天下大乱不可收拾。
钱先生根据陈澧转移学风，救济时势之意见，对读书为学做了如下阐释：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译，则此路无极，将永无到头之期。如是则读书人永远在搜集材料，为人作工具的准备。永远是一些竹头木屑之收藏，永远无一间半架真建筑。照此下去，尽可遍天下是读书人，而实际并无一读书人，社会上亦不会受到读书人的真效用。纵使经解做的极好，亦无关大义，只成得一个博士，不成为一个士大夫。博士最多能知道了些人家所不知道的，却与做人办事一切世道无关。士大夫则学从读书中明义理，来做社会上一个有用人物。陈澧言：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是也。
钱先生虽然推崇陈澧的卓识，但亦认为其终究还是没有脱离当时的经学范围，仍只能算是个经学家。陈澧让人读经，专要通读注疏，虽然看到了从前人的病痛，但他自己所开的药方，却不见真有力量，未能使此病霍然而去。
二、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
曾公和钱先生皆为我最崇拜之人物，曾公歿后二十三年，钱先生出世，迨至此文，已逾六十载。读此篇，宛若二人并立于前，侃侃而言，畅论学术，吾捧卷随后，亦步亦趋，每闻妙语精言，手舞足蹈，几若癫狂。
钱先生开篇即曰：治近百年史的，轮到人物方面，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推倒曾国藩。曾氏气魄之雄厚，人格之伟大，及其在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之建立，其不可磨灭处，纵然近人有好持异论的，到底也不能不承认。读钱先生著述原以不少，如此在学术和事功两方面皆极力推崇的，恐只曾公一人。
曾公与陈澧为同时代人，因僻居乡野，机缘所幸，曾公从学期间未受到考据学风之影响。此间，钱先生说了一句：任何一学派，一到时髦，则无不有其锢蔽者。在陈澧的一篇里也有类似说法：任何一时代的学术，只要成为时趋，久而久之，未有不成为俗学的。两句话意旨相通。前日，听林存光教授讲课，亦发同样议论。因生疑惑，到底何谓俗学，其锢蔽为何？顾名思义，俗学乃世俗流行之学，苏轼 《送人序》：“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 盖学派之分，各有其长，亦有其短，贵在融会兼取；学术流传，有乘虚不变者，亦须有随时代变而变者。然学派一旦成为时髦，遂成门户之见，别派之说纵有所长，亦不足取，成为僵死教条；学术一旦变为时趋，人尽言之，宛若天理，从而丧失生命。故，做学问，贵乎先于学问之外见学问之全体，而后见识超然，自有定见，循路直去，不为世俗所锢蔽。
钱先生说，曾公三十岁前从事于八股文章，三十岁时才开始讲学，三十二岁时才开始点读《汉书》，故曾公自言“早不自立”，并非自谦。以此计算，曾公于六十一岁歿，故曾公真正从事学问到寿终正寝，不过三十年，而就是在这期间，曾公在学术和事功两方面均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所以，钱先生说：读书运动的对象，不该老是一辈大中小学校里的青年和儿童，或是推车卖浆不识字的贫民；而社会上的中年人物，比较站在领导地位的搢绅士大夫，尤其应该是读书运动的第一对象。另外，曾公一生仕宦戎马，日不暇给，并没有专意读书的条件，然而却在学业上成就了卓绝成就，可见读书并不一定要一种特殊的环境，乃及一种特殊的生活。
钱先生总结曾公读书法，引用了“与其掘数井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的典故，以说明曾公读书的“约”字诀。但同时亦指出，若仅只“约”而注意不在“身心国家大道理”上，则亦謏闻浅见。所以如用“约”字功夫，便须先从“大”处着眼，这是相互为用的两面。曾公的“约”字诀要义如下：
(一）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
（二）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三）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
(四）经则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五）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
（六）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此曾公治学之总括也）
曾公读书既主守约，则选择不可不审，故曰：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而选择的标准，应该“先务乎其大”（大者，身心国家大道理也）。
曾公读书心法已如上述。钱先生评价曾公为学：实能抉破乾嘉以来义理、考据、词章三排之藩篱，俾可兼得三者之精华，庶可谓是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也。愚见以为，所谓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即以身心国家之大眼光为治学目的，有宗派师承，而无藩篱之见，经世致用为上；能精审词章，而不固执于考据，明通义理即可。对于“博士之学”和“士大夫之学”，钱先生以为从学术上来看应各有分工。“博士之学”为少数人专攻，为实践提供理论和素材。“士大夫之学”为多数知识分子所领解，致力于以学问成果改造社会。
除了见识超卓外，对于曾公的学术地位，钱先生亦甚推崇，尤其是对曾公的古文造诣颇有追述。曾公私淑姚鼐，推宗桐城派，力主诗文应以声调为本，探取作者性灵，使读者精神与作者精神相訢合。劝人学诗应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方能不汩没性灵。钱先生认为，研攻诗文应结合自身的性灵特点，若刚直倔强，当读恬淡之文；若闲散怠惰，当读雄强之文，纵使不以诗文名家，亦可切就己身，释回增美。
三、张之洞
钱先生认为张之洞并不能算是个学者，但其编纂的《书目答问》和《劝学篇》却代表了一种时代价值和风气。但钱先生并非推崇此两部书，尤其认为《书目答问》要不得，根本算不得是个指导人学问门径的书，只是开列了一堆书目便于翻检的参考书。钱先生提出了一部指导人做学问的书，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要摆出学问的结构体系，并指示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本末。
(二)、指出研究该项学问所必需的工具书。
(三)、指出作此学问所能达到的目标和功用。
从以上三个条件来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并不具备上述三种条件，只是罗列了二千余种，十数万卷的书籍典章，叫人无从下手。除非其人先对某一种学问稍知门径了，再来翻看此书，或会有些益处，否则只是一种目录学和收藏的功夫。
《书目答问》刊布于光绪元年（1875年），当时的清朝政权还算稳固，但已经露出了衰亡的迹象。待到二十四年后《劝学篇》成书（1899年），清王朝内忧外患，已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甲午战争1894年，戊戌变法1898年）。面对乱世，张之洞对于治学的观点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劝学篇》里他抛弃了以往教人读书浩繁务博的态度，提出了“守约施博”，“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的概念，较之《书目答问》徒求“博杂浩瀚”，在见识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钱先生评价该书“有几许通明的见解”。然而时局的败坏，多少让这位一代名臣心灰意懒，以至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意苟简”。为求速成，他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奸辑览》、《文献统考详节》。钱先生评价说，到了这种程度，已不能叫做守约，而只能算是居陋了。
四、康有为
钱先生深刻反对清儒以考据为学的风气，认为近百年来真正能够开创新学风的人，只能说是康有为。康氏的学术历程按其讲学和著述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广州万木草堂，代表作《长兴学记》，第二阶段是桂林讲学，代表作《桂学答问》。按照钱先生的评价，康氏在《长兴学记》表现出了对旧风气的强烈反抗精神，指示了一条使学问回归义理实用的道路。然而由于受到廖平的误导，康氏转而批判古文经学，上托董仲舒之公羊，提出了所谓新经学（钱先生特别批判《伪经考》是野狐禅），进而在《桂学答问》里又回归到了考据学的老路上去了。下面分别对康氏两个阶段的学术做一个简述：
（一）康氏之《长兴学记》
万木草堂时期的康有为，显然对旧学术具备强烈的批判性，力主开创一种新的学术。梁启超评价这一时期康氏的讲学精神：“以孔学、佛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钱先生以为，这是一种极大的眼光和智慧，“依稀是回复到晚明遗老之矩矱”，比之陈澧和曾公均高明许多，张之洞则根本未入门径。钱先生把陈、曾、张等人的学术称为“经籍书本”之学，而把康氏的学术称为“人文知行”之学，可见推崇之高。
（二）康氏之《桂学答问》
《桂学答问》成书于《长兴学记》四年后，然而康氏学术思想却因为廖平的误导，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一头钻进了公羊春秋。钱先生评价其“钻进了牛角尖，更无出路”，因此将长兴讲学所积累起的新风气完全摧毁了。康氏也从“士大夫之学”，终于还是蜕变成了“博士之学”，回过头来开始推崇《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俨然变成了一介经师，完全丧失了当年的风采。
对于康氏前后的转变，钱先生认为源于学问不牢固。虽然处处以圣人自居，但惶惶于利禄政治，并木能在学术上做作出些贡献来。戊戌政变后，康氏流亡海外，其学术生命也就宣告终结了。
五、梁启超
梁启超为康氏门生中最出色者，不仅是康有为政治上的盟友，也是康氏学术继承和大发扬者。钱先生对梁启超十分推崇，认为其学术成就已远超其师，只是囿于师门之传，始终不敢逾越康氏之外，是故终究难成圆满。读此一片，首先一个观念是，先儒学思敏捷，少年时即已具备超卓见识，远非今日人可比。
梁启超二十二岁，跟随康有为讲学桂林，遵康氏嘱咐编制《读书次第表》。于是开出了经、史、子、理、西六门功课单，搁置科学价值不谈，但说其于文史典籍涉猎之广，认识之深，已实在让人叹服。至于说《读书次第表》，按照康梁的意见，照此读书，六个月间，学者盖能学通中西，微言大义无所不晓。然而钱先生对此深不以为然，对比程氏家塾之《读书分年日程》，八岁入学，快则二十三四岁，慢则要三十岁，盖二十年左右方算初成，认为如此方能玩索精熟，透彻融会，为将来学术进境奠定基础。依康梁读书法，快则快矣，然有两大流弊，一则意思迫促，不能有沉潜深细之乐；二则滋生浮躁，易于养成傲慢和轻率的毛病，所以很是要不得。
三年后，梁启超入湖南，于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时任湖南督学徐仁铸所编《輶轩今语》，据说出自梁启超之手，此书将治学读书的门类分为经学、史学、诸子学和宋学四个方面，并精语点破各门要领。
（一）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
(二）史学以通知历朝掌故沿革得失为主，不可徒观治乱兴亡之迹。
（三）史学以官制、学派二端为最要。（官制为一朝政治之所出，学派为一朝人才之所出，二者皆之乱兴衰之大原也。）
又历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远走海外，旧有的学术体系逐渐被人摒弃。辛亥革命胜利后，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一场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古文典籍却以“整理国故”的名义重新走上了学术的舞台。梁启超在这个背景下，编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对于这本书，钱先生十分看重，认为它读书方法的阐述比陈、曾、张、康等百年来学者之意见都高明的多，有众家之长处而无其短疵。该书共收录典籍一百六十中，分为五类，其中梁启超最看重的是修养、政治史和韵文三类。他认为考据不应自成为一种学问，而是各项学问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抛弃了康门既有的公羊教法，摆脱了师门锢蔽，认为史学是国学中最重要部分。梁启超著书的目的是着力培养能在中国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均有益的人才，而非某一方面的专家。
梁启超非常强调“熟读成诵”的作用。他对后学有这样一段话：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能熟读成诵，才是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著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社会共同意识生隔阂，应事接物的时候，常常也要仗他给我们的光明。
第五篇 学术与心术
钱先生以为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心术者，学者治学之意态；风气者，社会公认之流行。学术与风气互为表里，各为因果，心术变化带来了风气变化，而风气变化亦会影响心术。然而，二者之间较为重要的，毕竟还是心术。只要心术正，即便风气败坏，终究还是可以挽救。对于心术问题，钱先生在此篇中主要谈及了四个方面：一是对考据和义理的评判；二是对为学入与出的条理；三是对学术和时务的认识；四是对中学、西学的取舍。
（一）考据、义理之辩
考据、义理，孰本孰末的问题，千年来学派纷争，门户对垒，纠弹未决。看重考据的，认为学问当窄而深，重视专门，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看重义理的，认为学问当济世用，主张明体达用，因此菲薄考据。钱先生则居中调合，认为考据义理：“合则两美，分则两损。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冶之于一炉”。虽寥寥数言，然定理已分明无疑。
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评判是非之准的，无考据则义理不明。然专务考据而无高瞻远瞩之气魄，无异于“见树不见林”，即便能有所得，亦无关与学问大体（身心国家）与民物大伦，难免于玩物丧志之讥也。故考据、义理各有所用，不可偏重，亦不可偏废。
（二）为学之入与出
然即言考据与义理并重，亦有先后之别乎？欲求学问当从考据入，抑或由义理入？学者所以为学，虽各有从入之门，然途辙之正关乎成就之大小。因此，钱先生对于此问题做了一番大议论。首先谈到的是为学之轨辙：必先有学问而后又只是，必先有知识而后有理论。学问入下种，理论犹之结实。不经学问而自谓有知识，其知识终不可靠。不先有知识，而自负有理论，其理论终不可恃。分而言之，谈到学者之始事：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信者必具虚心，乃能虚己从入。先治一家学问，由其门户，沿其蹊径，就其思想而为思想。迨于表里精粗无不通透，所谓心知其意，此始於信奉一家之思想，姑悬为我学问之对象（掌握思想方法，形成理论基础）。惟学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研穷一思想，又循次研治别一家，然其虚心亦如从前。两家思想或有从违，疑起于两信不能决，乃求之于考据，如是方笃信一家，或兼采两家（入乎一家，虚心学问之事）。第三，谈到学问之上达：故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实下功夫处在学问，确有了解处是知识。在学问与知识之不断进程中而遇有疑难，于是不得不运用我解决此项疑难之考据与思想。由考据与思想之所得，则成为一种理论（超乎专门，成就义理之学）。
（三）学术与时势
钱先生以为：学问非以争奇而炫博，非以斗胜而沽名。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此真学问从入之大道。可见，学术始于学问，终于义理，本体即成，必付诸于实用，方为真学术。然学术之于时务，其事可相通而不必尽相合。时势之变，瞬息万状，若一意追随时变，转若曲学阿世。与其哗众取宠，不如潜心学术，经年有成，亦可宏济时艰。
然学术与时代脱节，事终不美（其义见后篇《谈当前学风之弊》）。学者隐身事外，以专家绝业自专，以考据明确自诩，若不食人间烟火，则思想潮流操纵于少数空心虚谈之人，一国之众皆陷于惶恐迷惑之中。学者不能肩负领导思想之责任，如坚瓠之不可食，此岂社会之所望。
（四）中西学术之贯通
中学与西学之争，百年来未曾稍息，分疆割席，泾渭分明，若水火之不容。钱先生于此问题亦持中论，认为西学义理因国别、宗派、时代不同而各有歧义，非建诸不悖、四海皆准，故不应以片言只辞奉为金科玉律。而中国旧有义理，亦有与西学大义相通，于本国国情相合，有其独特妥当融洽之处，可推陈出新，保存而广大。故当以考据、义理并重，中学、西学以平等法融于一炉。
第六篇 学问之入与出
此篇对上篇“入与出”之论进一步引申，做更加详尽的讨论，使读者更加深刻的了解学术的轨辙。钱先生语：讲做学问，如何跑进去，与如何走出来。
学问入门始于“知之”，进而“好之”，再而“乐之”，至是则学问与生活达成一片，方算是真正跑进学问里。“知之”亦有大、小、偏、全之分，德、言、政、文之别，学者当各就其才性择一而从入。所以“知之”的方法，就儒家传统言，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人生实践中“知之”，另一方面从读书穷理中“知之”。此两方面缺一不可，必如人之行路，两脚交替，方可前行。然而钱先生着重指出，人生实践是为学的最先起步处，亦是为学之最后落脚处。所谓人生实践，不外洒扫应对进退，孝悌忠信仁义，离开人生讲学问，只是自欺欺人。
其次再说另一只脚：“读书穷理”的方法，此段议论最当与本书第二篇《朱子读书法》互参。然此篇记载前儒读书之议论，亦别有新见，可资启迪者，备列如下：
（一）苏东坡读书“分类以求”，是以不畏“苦难记忆”。读一遍时，注意某一问题。待到读第二遍时，再注意另一个问题。
（二）柳宗元教人学文章应“参其洁”。每读一家、一部书，必应撷取其精华所在而师法之。
（三）学问入门，绝非只有一门。可自此门入，而亦可以自另一门入，但不能两门同入。方其入一门时，此一门即是当时专门之学。要入一门，即专读一门书即可。
（四）读一部书，可转为读一个人。如读《论语》后，可再读《春秋》，此时即是由“专门”演成“通学”了。对一人著作求会通后，进而读此一家一派之著作，再求会通。一家一派会通后，进而读别家别派，求大会通。
综上所述，进入学问步骤有四：
第一步：治专门之学。
第二步：求淹博会通。
第三步：复归专门之学。（各就才性、偏好，择一而执）
第四步：成家而化。
学问除了要能在一家一派、各家各派中求会通，以至于成家而化，最终要能于“时代”相会通，学问方有真价值。
第七篇 推寻与会通
上篇提到，始学于专门，而后当求会通。钱先生恐后生难觅要领，故为此篇，再做申论。此外，先生在“会通”之前，别又加了一个“推寻”，并特别之处此“推寻”与“推想”大有不同。现下，就其不同处记述如下：
（一）何为推想？
听人讲说，可自旁面，反面推想。如听人说此是甲，即知其非乙、非丙。如此推之，却变成闻一知百、知千、知万，实则并未有真知实得，超所听闻之外者。如知此物是甲，此属真知。若推知其非乙、非丙，实则非属真知，亦可说是一种强不知以为知。此段意思可参考《论语新解》中先生对“知之为知之”的训释，抄列如下：如知马，始知非马，但不知其究为何物。然则我所谓知此物非马者，乃仅知我之不知其究为何物而已。人多误认此不知为知，是非之辨，遂滋混淆。
（二）何为推寻？
教授讲学不能一语遍尽全体，端待学者从所讲，自己反身自求。颜渊之“退而省其私”即此谓也。苦思之后还要能有所启发（亦足以发之义），要另开一路，或另辟一方面说之。比如说“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当试问：“除汉高祖外，其它天子是何身份？”，由此可知汉高祖后还有明太祖为平民得天子，此即新知。进一步将各个开国天子，按身份加以分类，又会得到新知。于是再问：“何以平民开国仅此二人？”，如此推寻，问题迭出，新知亦无穷。
由“汉武帝以平民为天子”这一个问题，愈推俞广，把历代开国帝王全部推尽，再把一两语来加以说明，用一条线索来贯穿了，使千头万绪合成一束，这便是“一以贯之”，便是“会通”了。
推寻和会通的原理已备述于上。钱先生为了将“金针度人”，使学者不仅明白原理，还能揣摩其具体应用，专门的举了自己的研究实例，让学者可以循着先生的针脚起落，领会其中精妙。然而知识推之无尽，穷老尽气亦不能归宿，因此钱先生再次提出，做学问要懂得如何运用其智慧及思想，也是就治学的“大眼光”，要知道如何取舍别择。
第八篇 谈当前学风之弊
第五篇《学术与心术》中，钱先生已提及“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的问题，但该篇专重于讨论了心术问题。此篇，正是延续了上篇的讨论，对于学术与风气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而学术在时代的转变中，既有随风气变化而变化者，亦有传承不变者。此传承不变者，即学术之内在不灭之价值。此种价值，每与当代之风气不相并立。故有随俗媚世的学术和学者，即便能成为一时煊赫，但终归与其时代同归消灭。而一代大学者，必能卓越流俗，违抗风气，而有所建立与转移。想要不为风气所攘夺，确立学术内在不灭之价值，则有必要知悉每一时代当前学风之弊。这就是钱先生做此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钱先生认为，当前（此文著于1988年，言之当前亦不过也）学风之最大弊端，在于“为学”与“为人”两相分离。而中国学术传统中，“为学”与“为人”必须紧密相连，不相违离。抑且以“为人”为主，以“为学”为副。“为人”是“为学”的目的，“为学”是“为人”的手段与目的。
对于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局面，钱先生以为可以追溯到清代道光、咸丰时期。康有为主张今文经学，实则托古改制；章太炎主张古文经学，然则崇佛贬儒，进而开启了后来的“疑古运动”。
（康有为避难海外，既远离政治，其学术影响亦逐渐消失，故仅为一时代人物。然其门弟子梁启超，学识眼光有远逾其师者。在欧陆一战时，著有《欧洲战役史论》及《欧游心影录》，对欧战成因及西方文化之疾病进行了讨论和批评，多有真知灼见，堪为深慕西方文化者一忠告，。尤其是其主张，中国传统政治乃“礼治”，与西方之“法治”相对立，当为一极大见识和贡献。）
五四运动以及随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催生了一股打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号，彻底抛弃和摧毁传统文化的潮流，“全盘西化”竟成了一种全国的风气。但实际情况是，只知道破坏而不知道创建，只言方法而不指途径，徒具形式而无实在内容，尽取了些西方文化的外表甚至是糟粕，但于其实质精髓却未见收获，所谓西化于是仅有专门之别而无通盘大义。此种风气之下，不仅不再讲求中国传统，实际上于西方文化，亦属自立门户，自作聪明。
国人欲求救国，虽一意追随西方，然苦无专门而完整的学术做为指导，故士杰大众皆惶惑不知所以。此时，马克思主义传入，因其结构完善、思想系统，因而很快即为国内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就此占据了学术的主流地位。
至于抗日流亡，九州陆沉，学人困顿，风气亦一贯而下。近代中国处在一学术衰退时代中，仅见有时代影响，不见超时代之学术；仅属时代风气，并无学术内容，对时代毫无影响，甚至添加了坏影响。
钱先生指出此一时期学术界五大病灶：
其一，截断旧传统；
其二，轻视前人成绩；
其三，门户之见；
其四，浅薄之时代论；
其五，学术与社会群众分离为二。
近代学术思想一语概括，只“空洞”二字可包括尽净。
钱先生于近代学术流传及其弊端之讨论要点已备列如上。既然西学东渐已成为一大趋势，不可能忽视西学存在和影响，抑且西学确亦有其内在不灭之价值可资借鉴，中西融会，明体达用是今后学术必然的方向。惟不可妄自菲薄，出主入奴，若尽弃传统，以为中学不灭，西学不流，则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乎。是以钱先生，在此篇中对中学和西学的异同、长短亦进一步进行了讨论。要点如下：
（一）大体而论，中国文化传统栽培人物，主要在学术性，非时代性。而西学则正相反，可谓其看重时代性超过了其学术性。惟其如中国，人物之学术性超过了其时代性，故能文化绵延，以达于五千年之久。
（二）西方之所谓时代人物，都是从潮流中产生。中国之所谓学术人物，虽在此时代中出现，但由传统中产生。然近代中国时代变换，目不暇接，时势纷乱为人类历史所罕见。故时代新，潮流新，亦未来得及酝酿出新人物，新学术，未能应付此时代，乃为近代国人所轻视。
（三）学术随时代而起灭，则无独立性，亦无“承先启后”之传统性可言。亦可谓仅有其当时之适应性与反抗性，而无历长期永传之存留与持续性。今人仅知重视革命性，但革命非即开创，非即建设。自中国传统言之，须能真开创、真建设，乃得成为真革命。此种革命性的学术，其在时代中转若有一种破坏性，而在历史大流中看，则有一种传统性与建设性。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前启后之意义与价值。在西方学术界，乃仅言开创，不重师道传统。重开创、轻传统、此诚中西文化之大相异处。
（四）西方宗教家在自然变化中，必求建立承认一上帝，一切变化始有生命实质，始有内容意义。中国文化传统则并无明白提出此一上帝之名称，只以人生情感，即德性、仁道、师承作为宇宙主宰。故中国有师道，而无宗教，此又中西文化一大相异处。
（五）西方自然科学亦是超时代，有师承，有传统的。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属外，一属内；一唯物，一唯心。西方唯物与中国尊师重道之重于各自一人之内在唯心者大不同。此乃世界人类学术真生命之两大端，一为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一为西方传统之“物质精神”。
钱先生此篇中围绕学术与风气进行讨论，自然对何谓学术及其特征亦兼有阐发。余试将其加以梳理。
（一）学术有师承，乃有传统，有传统乃有独立性，方能超然于时代风气之上，不随时代起灭，有承先启后的价值。
（二）学术传统必须要与时代问题相结合，既有传承，又有创建。若与时代问题两相隔离，则学术亦失去发展和生命。
（三）学术是时代的灵魂，学术人物为时代之主脑，不随时代以俱尽。学术相传乃成文化，文化是社会之主宰和本真意义，历史与时代则仅是文化大体外面一躯壳和形象。
第九篇 历史与地理
非常惭愧，身为中国人，对中国地理的了解可谓是贫瘠的可怜。遑论山川大河、都邑名胜，即便是对当下三十个省级区划位置，也非得借助地图方可知其大概。正因为如此，在读历史材料的时候，我对于战争、外交和经济上的事件，常感到茫然无措。如说前几日读曾国藩的故事，说他要打金陵，为此定了战略，一意要拿下安庆，而后取得高屋建瓴的优势，一口气消灭了太平天国。安庆在那里？为何“安庆”这般重要？为何取了安庆就可高屋建瓴？这些问题不查地图是肯定搞不清楚的，即便查了地图也未必全部能搞清楚，非要有些地理、水文甚至军事上的知识才可以搞明白，当年曾公的苦心设计。钱先生这一篇，将历史和地理并起来讲，看过便知，先生治史之严谨，知识之博宏，眼光之远卓。即便是讲地理，这样似乎与文史无关的话题，也好像比许多地理老师要来的娴熟。摘抄要点如下：
钱先生认为，学历史的必须兼学地理，并指出学地理必须首先要懂得查地图。查地图也要有方法：
最先，要注意山川
其次，要看疆域
第三，要看都邑，然后再从都邑回溯到山川
第四，要注意交通。
然而只是查看地图或《地名大辞典》之类的图籍，只求能记忆，依然是死知识。一定要把地理知识活用到历史上来，由此而加深对历史之了解。为此，钱先生将自己治学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一）首先，从以下几部书目着手，获得从地理讲历史的一个入门途径。
1、阎若璩《四书释地》：读此书可知考据之学，知地理知识之用，知如何在历史上活动地理知识的方法。
2、胡渭《禹贡锥指》：读此书可知黄河在中国历史上之重要演变。
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读此书可知黄河流域之山川向背，疆域形势，都邑交通，种种地理方面之知识与当时历史情态间的紧密关系。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读此书可知军事地理与行军方略。
5、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读此书可知欧洲地理
另有，胡林翼《读史兵略》、郦道元《水经注》及杨守敬《水经注疏证》
（二）其次讲地理，重要在能到各地去游历。
要从地理来了解历史，而求能获得此两者间一番深微内在、活泼生动的想象和意义，最好而且必然应从亲身的游历去摄取。学地理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历史，而如能亲到各地去游历，更可发现许多为从前人所不注意的新问题。
第十篇 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
这一篇文章看似与上一篇同讲地理，实际上主题悬殊，此篇是钱先生专门谈他对于地理方面的考据认识的。才性所限，个人对考据实在并无太多兴趣，也不会去做个考据家。但考据是做学问必须的工具，因此掌握必要的方法，能从前人的考据中获得知识，下功夫又是必须的。
这一篇里，钱先生对地名变化的原理做了阐发，特别是对于异地同名的缘起，有独到的见解。首先，钱先生从江苏太湖中有“洞庭山”与湖南洞庭湖同名，而认识到异地同名现象，其实暗藏着民族迁徙的蛛丝马迹。其次，钱先生还发现，地名初起都只是普通名辞，后来才演变成为特殊名称。如“霍山”、“九龙山”都是以山的形态定名，故各地都有霍山和九龙山。再推于，彭蠡湖原本也非江西鄱阳湖的专名；湘水也并非是今天的湘江而是今湖北之汉水，因而屈原并未到过湖南。因此，钱先生又得一通例，即地名迁徙，必系自文化地区迁徙至偏远地区。而文化地区变动频繁，故旧名渐渐为新名所掩没，而偏远地区变动较少，故地名保留更久。
钱先生关于地名的考据皆载于《古史地理论丛》和《史记地名考》两书，他日再当精读。
第十一篇 李源澄秦汉史序
此篇虽只是钱先生为他人书作序，然而钱先生却将自身对于史学功能、国史体裁、史学宗旨和中西史学差异的看法阐述其中，言简意赅，条理清晰，读后于国史方面颇有新获。
（一）引章实斋《文史通义》论史学功能。
著史之法有记注、撰述之分。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似智，撰述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无藏往之智，斯不能有知来之神。而苟非能有知来之神，亦不贵有此藏往之智。故为史学者，必记注与撰述兼备，方可谓之真史学也。
（二）国史体裁之演化。
国史体裁有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三类。纪事本末本于《尚书》，编年远祖《春秋》，纪传则发端《史记》并成为正历代正史的体裁。《尚书》是国史最早的发源，然其因事命篇，近于撰述，若事变错综，记载则因人而异，难以准衡。惟加之一年经月纬，斯其事之始末演变，方能近于客观。故编年体乃纪事本末之记注化。进而推演，事由人造，一事之兴，参与者众矣，仅用编年体，犹恐不足以尽其事变之真态，故就其事变中之人物而逐一记述之，乃始更臻于客观。故纪传体又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之记注化。
（三）史学宗旨
事变之真态既能善述无遗，而后人亦可凭藉以得其知来之用，此中国史学方圆兼尽之极深妙意之所在也。故能尽夫记注藏往之职能，斯固史学家所不可或背之宗旨也。
（四）中西史学之差异
西方史书以纪事本末为主，以编年和纪传为辅。反之在中国，则融纪事本末于编年与纪传两者中。西方史学崇尚圆而神，中国史学崇尚方以智。西方虽亦有编年体，然较之中国两千年持续不断，只能是瞠乎其后。
第十二篇 古史摭实序
此篇与本书第八篇《当前学风之弊》相互参读，可知钱先生对治学真精神之意见，一以贯之，笃守坚确。推崇挚友（本书作者）潜心治学、体悟精研、安贫乐道，虽多自谦弗如之词，然黾勉激励情真意切，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作者治学功夫尤可资读者引以自勉。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风尚，方其初兴，群趋共慕，若非此则无以为学（参见第四篇《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学问一旦成为时趋，久之必成俗学，其危害学术，痼弊大焉）。逮风尚既衰，则学者相与却步，该时代之学术风尚遂停顿不前。此盖学术发展之轨辙，自先秦、两汉，迨至明、清，大凡有各自时代之学术风尚，皆随时代更替而兴衰起灭。然时代风尚中必然蕴含着不灭的内在价值，值得传续继承，即所谓“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前启后之意义与价值”（见第四篇）。
学术随时代发展有“恒”有“变”，学者之心胸，贵能明乎“变”，又能通乎“恒”。各时代之学术风尚能有其不灭价值者而得以传世者，皆因有“恒”而非其“变”也。故学者若胸次狭隘，井鱼拘虚，不知汇百代，融众流，则虽有坎井小知，亦不足观也。
本书共收录先生论治学方法之论文十二篇，各重学问之一端，皆有精论。今捃摭要点，备列如下。
第一篇《略论孔学大体》
此篇列于全书之首，盖学者欲寻读书之门径，当先从宏观处观察学问之整体，知其范围内容，结构形式，终极目标，然后才方便下手。若不知此，只是一股脑扎进去，徒靡岁月，虽至皓首，亦不知所学。
一、孔学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乎博文、约礼两事。
二、博文之大者，曰六艺，曰诗、书。诗书、六艺当兼习，不可偏废。
三、虽博文，又必约之于礼。礼乃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文徒博而不能致用于事，其博亦未全美。
四、游于艺乃为学之始事，志于道乃为学之终极。游于艺，必尚实习，求实用。依于仁，必施之于人道。据于德，必归之于一己之德行。学必博，乃思以求通，所通者即道也。
第二篇《朱子读书法》
朱子乃孔子后，钱先生甚为推崇之大学问家，所谓博大、精微兼而尽之。朱子去现代较孔子为近，其读书治学之方法尤可资参鉴。就其要领，条陈如下：
一、第一最要法门是虚心，所谓虚心只是不执己见。
二、依本子反复不厌，又要识得本书上训诂文义分明。若骤读一书，便要求明得种种理，有要求于己有所得，此皆是心不静。
三、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着；且放在一边，益更读，以来新见。
四、不是于那疑处看，正须于那无疑处看。
五、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
六、凡读书，且须从一路正路直去。四面虽有可观，不妨一看，然非是紧要。
七、读书不可兼看未读书，却当兼看已读者。
八、读书不贵多，贵使自己精力有余。
九、凡看文字 ，众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
十、读书无疑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有长进。
十一、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罅隙处，方寻得道理透彻。（此言罅隙处，盖作文思路，论证线索，理论结构）
十二、读书须是普遍周满。宁详无略，宁下勿高，宁拙勿巧，宁近勿远。
十三、宽著期限，紧著课程。小做课程，大施工力。
十四、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此处戒人莫要先看史。读经以成己，己有未成，故如负痛在身，非通彻自明而不能须臾有歇。读史以成物，义理既明，典故物事，可劄记以问人而无伤于义理也。）
第三篇《朱子与校勘学》
以前常有一种概念，只要一提到朱子，就会说他是个理学家，只是重视性命天理，其它方面的学问似乎都并不见得如何。看过这一篇方知，以前的认识实在是浅薄的很。钱先生说，做学问要先有知识，才能有理论，有了理论才能做文章。知识可说就要来自于考据，要明白一事物，非得要真知道其源流名状，训诂考据正是为了辩证前人知识。古人称考据训诂为小学，并非说它不重要，而是进学上达的基础。虽然不见得人人都要如清儒般一头扎入故纸堆中，只是做些寻章逐句的功夫，但古人的典籍离我们久了，晦涩生疏，佶屈聱牙，若不明白字义，断不得章句，又如何理解其中义理呢，义理不明，文章自然也就没有根底。所以说不应瞧不起训诂学，但亦应知道其只是做学问的一个工具、一种方法，除非想做一个博士，否则只要善用前人的注疏，通识文章大体，知义理内涵，得辞章之美，也就可以了。如果有余力，为了提高自己的读书能力，让知识来的更扎实，就应该多少掌握一些考据的方法。钱先生在这一篇里，以朱子著《韩文考异》，谈论了考据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途径，甚为綦密精到。自谓性格脾性不耐繁琐，皓首穷经非吾所能为之，故仅列其纲目要领，熟读成诵，略有些名物训解的功夫，以资读书明理之用，至于考误订正，诠释经典不敢妄企为之。
一、钱先生论校勘学之宗旨：训诂考订校勘之业，亦复别有本源。凡其所得之浅深高下，将胥视其本原以为定。（校勘只是工具，在于学者之眼光志趣。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
二、本证、旁证之别：本证者，本书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校勘必罗举异文，又必辩其得失。而辩定得失，则多有待于他书之旁证。寻觅旁证，有贴切与否之辨。若得本证，纵然旁证贴切亦不足取也。若旁证杂歧，苟无本证佐之，莫可以私意抉择，当置之以待后学。
三、文理者，字法、句法、章法皆是。字句章节之法变，而文之意义亦随而变；衡平得失，主要在是。从知治校勘，既必精熟文理，又须博涉兼通。
四、校勘之学，固贵于客观之取材，而尤贵乎主观之鉴别。鉴别之深浅高下，则不尽凭乎外在之材料，而实更凭乎校者之心智。而心智有深浅高下，则一视乎其学养所至。
五、治校勘考订，必兼著诸本之异，以明取舍之意，而待读者之自辨。不掩其所从来，此不尽为治校勘者所必守之大例，亦凡治训诂考据之学者所应同具之美德也。
六、校勘考据之学，固贵能得证，然亦有不烦证而可定论者。复又多证转失者，反不如少证无证之得者。此非学养功深，于其所援以为证者先有一鉴别之精心，而徒恃多证为贵，则胥不失之矣。
七、治校勘者，版本固然重要，然不可先持一成见，谓一本为必是，另一本为必非。
八、钱先生于篇末就治学规模之总结：校勘之业，虽曰小道，亦已包括训诂、考据、辞章、义理，而兼通一贯之。而大儒之成学，其宏纤俱举，细大赅备，必审必谨，不遗不苟，亦格物穷理精神之一种具体表现也。
第四篇《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
学者是学术的载体，一代代的学者们用讲学和著作传播和诠释着各自的学术思想，而学术就在这样的生生不息中传承和创新。钱穆先生此篇，从近百年繁星璀璨的学海中选出了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五人，总结和阐述他们做学问的方法。应该注意的是，这五个人虽然都是盛传海内的大学问家，但钱先生选择他们并非仅仅因为学术上的地位和成就，事实近代学术界里有许多名气和学问远逾此五人者。但古圣先贤们的典籍浩如烟海，一生苦读亦难穷尽，正是此五人将各自读书门径、要领和思考纂述成册，指示明路、扭转学风、普化后生，使后学者得以徇阶而上，终有登堂入室之望。
一、陈澧 《东塾读书记》
钱先生一向主张学以致用，反对清儒专以训诂考据为学，认为其偏废而不济世用，乃学问之末流。清代考据学，在乾嘉时期到达鼎盛，成为学术主流，学者皆趋附之。陈澧首开慧眼，看到了其中的锢蔽，因而主张从事学问该从大体上探索义理之表示，将“有用于身”、“有用于世”作为著述讲学的主旨。
陈澧认为近百年来，讲经学者，训诂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这是世道的衰乱的直接原因。此外，专门以训诂考据的兴趣与见解来读书，只求觅得书中一二罅缝，做的一篇经解，博得俗誉虚名。这种风气使得学术界养成了一种懒而且躁的心理，不肯平心静气，精详阅读，而急于成名，掩盖先贤，久而久之全体读书人都受到了此种风气之熏陶，待这些读书人出来领导社会，自然天下大乱不可收拾。
钱先生根据陈澧转移学风，救济时势之意见，对读书为学做了如下阐释：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译，则此路无极，将永无到头之期。如是则读书人永远在搜集材料，为人作工具的准备。永远是一些竹头木屑之收藏，永远无一间半架真建筑。照此下去，尽可遍天下是读书人，而实际并无一读书人，社会上亦不会受到读书人的真效用。纵使经解做的极好，亦无关大义，只成得一个博士，不成为一个士大夫。博士最多能知道了些人家所不知道的，却与做人办事一切世道无关。士大夫则学从读书中明义理，来做社会上一个有用人物。陈澧言：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是也。
钱先生虽然推崇陈澧的卓识，但亦认为其终究还是没有脱离当时的经学范围，仍只能算是个经学家。陈澧让人读经，专要通读注疏，虽然看到了从前人的病痛，但他自己所开的药方，却不见真有力量，未能使此病霍然而去。
二、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
曾公和钱先生皆为我最崇拜之人物，曾公歿后二十三年，钱先生出世，迨至此文，已逾六十载。读此篇，宛若二人并立于前，侃侃而言，畅论学术，吾捧卷随后，亦步亦趋，每闻妙语精言，手舞足蹈，几若癫狂。
钱先生开篇即曰：治近百年史的，轮到人物方面，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推倒曾国藩。曾氏气魄之雄厚，人格之伟大，及其在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之建立，其不可磨灭处，纵然近人有好持异论的，到底也不能不承认。读钱先生著述原以不少，如此在学术和事功两方面皆极力推崇的，恐只曾公一人。
曾公与陈澧为同时代人，因僻居乡野，机缘所幸，曾公从学期间未受到考据学风之影响。此间，钱先生说了一句：任何一学派，一到时髦，则无不有其锢蔽者。在陈澧的一篇里也有类似说法：任何一时代的学术，只要成为时趋，久而久之，未有不成为俗学的。两句话意旨相通。前日，听林存光教授讲课，亦发同样议论。因生疑惑，到底何谓俗学，其锢蔽为何？顾名思义，俗学乃世俗流行之学，苏轼 《送人序》：“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 盖学派之分，各有其长，亦有其短，贵在融会兼取；学术流传，有乘虚不变者，亦须有随时代变而变者。然学派一旦成为时髦，遂成门户之见，别派之说纵有所长，亦不足取，成为僵死教条；学术一旦变为时趋，人尽言之，宛若天理，从而丧失生命。故，做学问，贵乎先于学问之外见学问之全体，而后见识超然，自有定见，循路直去，不为世俗所锢蔽。
钱先生说，曾公三十岁前从事于八股文章，三十岁时才开始讲学，三十二岁时才开始点读《汉书》，故曾公自言“早不自立”，并非自谦。以此计算，曾公于六十一岁歿，故曾公真正从事学问到寿终正寝，不过三十年，而就是在这期间，曾公在学术和事功两方面均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所以，钱先生说：读书运动的对象，不该老是一辈大中小学校里的青年和儿童，或是推车卖浆不识字的贫民；而社会上的中年人物，比较站在领导地位的搢绅士大夫，尤其应该是读书运动的第一对象。另外，曾公一生仕宦戎马，日不暇给，并没有专意读书的条件，然而却在学业上成就了卓绝成就，可见读书并不一定要一种特殊的环境，乃及一种特殊的生活。
钱先生总结曾公读书法，引用了“与其掘数井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的典故，以说明曾公读书的“约”字诀。但同时亦指出，若仅只“约”而注意不在“身心国家大道理”上，则亦謏闻浅见。所以如用“约”字功夫，便须先从“大”处着眼，这是相互为用的两面。曾公的“约”字诀要义如下：
(一）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
（二）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三）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
(四）经则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五）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
（六）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此曾公治学之总括也）
曾公读书既主守约，则选择不可不审，故曰：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而选择的标准，应该“先务乎其大”（大者，身心国家大道理也）。
曾公读书心法已如上述。钱先生评价曾公为学：实能抉破乾嘉以来义理、考据、词章三排之藩篱，俾可兼得三者之精华，庶可谓是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也。愚见以为，所谓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即以身心国家之大眼光为治学目的，有宗派师承，而无藩篱之见，经世致用为上；能精审词章，而不固执于考据，明通义理即可。对于“博士之学”和“士大夫之学”，钱先生以为从学术上来看应各有分工。“博士之学”为少数人专攻，为实践提供理论和素材。“士大夫之学”为多数知识分子所领解，致力于以学问成果改造社会。
除了见识超卓外，对于曾公的学术地位，钱先生亦甚推崇，尤其是对曾公的古文造诣颇有追述。曾公私淑姚鼐，推宗桐城派，力主诗文应以声调为本，探取作者性灵，使读者精神与作者精神相訢合。劝人学诗应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方能不汩没性灵。钱先生认为，研攻诗文应结合自身的性灵特点，若刚直倔强，当读恬淡之文；若闲散怠惰，当读雄强之文，纵使不以诗文名家，亦可切就己身，释回增美。
三、张之洞
钱先生认为张之洞并不能算是个学者，但其编纂的《书目答问》和《劝学篇》却代表了一种时代价值和风气。但钱先生并非推崇此两部书，尤其认为《书目答问》要不得，根本算不得是个指导人学问门径的书，只是开列了一堆书目便于翻检的参考书。钱先生提出了一部指导人做学问的书，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要摆出学问的结构体系，并指示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本末。
(二)、指出研究该项学问所必需的工具书。
(三)、指出作此学问所能达到的目标和功用。
从以上三个条件来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并不具备上述三种条件，只是罗列了二千余种，十数万卷的书籍典章，叫人无从下手。除非其人先对某一种学问稍知门径了，再来翻看此书，或会有些益处，否则只是一种目录学和收藏的功夫。
《书目答问》刊布于光绪元年（1875年），当时的清朝政权还算稳固，但已经露出了衰亡的迹象。待到二十四年后《劝学篇》成书（1899年），清王朝内忧外患，已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甲午战争1894年，戊戌变法1898年）。面对乱世，张之洞对于治学的观点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劝学篇》里他抛弃了以往教人读书浩繁务博的态度，提出了“守约施博”，“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的概念，较之《书目答问》徒求“博杂浩瀚”，在见识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钱先生评价该书“有几许通明的见解”。然而时局的败坏，多少让这位一代名臣心灰意懒，以至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意苟简”。为求速成，他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奸辑览》、《文献统考详节》。钱先生评价说，到了这种程度，已不能叫做守约，而只能算是居陋了。
四、康有为
钱先生深刻反对清儒以考据为学的风气，认为近百年来真正能够开创新学风的人，只能说是康有为。康氏的学术历程按其讲学和著述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广州万木草堂，代表作《长兴学记》，第二阶段是桂林讲学，代表作《桂学答问》。按照钱先生的评价，康氏在《长兴学记》表现出了对旧风气的强烈反抗精神，指示了一条使学问回归义理实用的道路。然而由于受到廖平的误导，康氏转而批判古文经学，上托董仲舒之公羊，提出了所谓新经学（钱先生特别批判《伪经考》是野狐禅），进而在《桂学答问》里又回归到了考据学的老路上去了。下面分别对康氏两个阶段的学术做一个简述：
（一）康氏之《长兴学记》
万木草堂时期的康有为，显然对旧学术具备强烈的批判性，力主开创一种新的学术。梁启超评价这一时期康氏的讲学精神：“以孔学、佛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钱先生以为，这是一种极大的眼光和智慧，“依稀是回复到晚明遗老之矩矱”，比之陈澧和曾公均高明许多，张之洞则根本未入门径。钱先生把陈、曾、张等人的学术称为“经籍书本”之学，而把康氏的学术称为“人文知行”之学，可见推崇之高。
（二）康氏之《桂学答问》
《桂学答问》成书于《长兴学记》四年后，然而康氏学术思想却因为廖平的误导，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一头钻进了公羊春秋。钱先生评价其“钻进了牛角尖，更无出路”，因此将长兴讲学所积累起的新风气完全摧毁了。康氏也从“士大夫之学”，终于还是蜕变成了“博士之学”，回过头来开始推崇《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俨然变成了一介经师，完全丧失了当年的风采。
对于康氏前后的转变，钱先生认为源于学问不牢固。虽然处处以圣人自居，但惶惶于利禄政治，并木能在学术上做作出些贡献来。戊戌政变后，康氏流亡海外，其学术生命也就宣告终结了。
五、梁启超
梁启超为康氏门生中最出色者，不仅是康有为政治上的盟友，也是康氏学术继承和大发扬者。钱先生对梁启超十分推崇，认为其学术成就已远超其师，只是囿于师门之传，始终不敢逾越康氏之外，是故终究难成圆满。读此一片，首先一个观念是，先儒学思敏捷，少年时即已具备超卓见识，远非今日人可比。
梁启超二十二岁，跟随康有为讲学桂林，遵康氏嘱咐编制《读书次第表》。于是开出了经、史、子、理、西六门功课单，搁置科学价值不谈，但说其于文史典籍涉猎之广，认识之深，已实在让人叹服。至于说《读书次第表》，按照康梁的意见，照此读书，六个月间，学者盖能学通中西，微言大义无所不晓。然而钱先生对此深不以为然，对比程氏家塾之《读书分年日程》，八岁入学，快则二十三四岁，慢则要三十岁，盖二十年左右方算初成，认为如此方能玩索精熟，透彻融会，为将来学术进境奠定基础。依康梁读书法，快则快矣，然有两大流弊，一则意思迫促，不能有沉潜深细之乐；二则滋生浮躁，易于养成傲慢和轻率的毛病，所以很是要不得。
三年后，梁启超入湖南，于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时任湖南督学徐仁铸所编《輶轩今语》，据说出自梁启超之手，此书将治学读书的门类分为经学、史学、诸子学和宋学四个方面，并精语点破各门要领。
（一）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
(二）史学以通知历朝掌故沿革得失为主，不可徒观治乱兴亡之迹。
（三）史学以官制、学派二端为最要。（官制为一朝政治之所出，学派为一朝人才之所出，二者皆之乱兴衰之大原也。）
又历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远走海外，旧有的学术体系逐渐被人摒弃。辛亥革命胜利后，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一场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古文典籍却以“整理国故”的名义重新走上了学术的舞台。梁启超在这个背景下，编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对于这本书，钱先生十分看重，认为它读书方法的阐述比陈、曾、张、康等百年来学者之意见都高明的多，有众家之长处而无其短疵。该书共收录典籍一百六十中，分为五类，其中梁启超最看重的是修养、政治史和韵文三类。他认为考据不应自成为一种学问，而是各项学问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抛弃了康门既有的公羊教法，摆脱了师门锢蔽，认为史学是国学中最重要部分。梁启超著书的目的是着力培养能在中国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均有益的人才，而非某一方面的专家。
梁启超非常强调“熟读成诵”的作用。他对后学有这样一段话：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能熟读成诵，才是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著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社会共同意识生隔阂，应事接物的时候，常常也要仗他给我们的光明。
第五篇 学术与心术
钱先生以为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心术者，学者治学之意态；风气者，社会公认之流行。学术与风气互为表里，各为因果，心术变化带来了风气变化，而风气变化亦会影响心术。然而，二者之间较为重要的，毕竟还是心术。只要心术正，即便风气败坏，终究还是可以挽救。对于心术问题，钱先生在此篇中主要谈及了四个方面：一是对考据和义理的评判；二是对为学入与出的条理；三是对学术和时务的认识；四是对中学、西学的取舍。
（一）考据、义理之辩
考据、义理，孰本孰末的问题，千年来学派纷争，门户对垒，纠弹未决。看重考据的，认为学问当窄而深，重视专门，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看重义理的，认为学问当济世用，主张明体达用，因此菲薄考据。钱先生则居中调合，认为考据义理：“合则两美，分则两损。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冶之于一炉”。虽寥寥数言，然定理已分明无疑。
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评判是非之准的，无考据则义理不明。然专务考据而无高瞻远瞩之气魄，无异于“见树不见林”，即便能有所得，亦无关与学问大体（身心国家）与民物大伦，难免于玩物丧志之讥也。故考据、义理各有所用，不可偏重，亦不可偏废。
（二）为学之入与出
然即言考据与义理并重，亦有先后之别乎？欲求学问当从考据入，抑或由义理入？学者所以为学，虽各有从入之门，然途辙之正关乎成就之大小。因此，钱先生对于此问题做了一番大议论。首先谈到的是为学之轨辙：必先有学问而后又只是，必先有知识而后有理论。学问入下种，理论犹之结实。不经学问而自谓有知识，其知识终不可靠。不先有知识，而自负有理论，其理论终不可恃。分而言之，谈到学者之始事：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信者必具虚心，乃能虚己从入。先治一家学问，由其门户，沿其蹊径，就其思想而为思想。迨于表里精粗无不通透，所谓心知其意，此始於信奉一家之思想，姑悬为我学问之对象（掌握思想方法，形成理论基础）。惟学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研穷一思想，又循次研治别一家，然其虚心亦如从前。两家思想或有从违，疑起于两信不能决，乃求之于考据，如是方笃信一家，或兼采两家（入乎一家，虚心学问之事）。第三，谈到学问之上达：故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实下功夫处在学问，确有了解处是知识。在学问与知识之不断进程中而遇有疑难，于是不得不运用我解决此项疑难之考据与思想。由考据与思想之所得，则成为一种理论（超乎专门，成就义理之学）。
（三）学术与时势
钱先生以为：学问非以争奇而炫博，非以斗胜而沽名。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此真学问从入之大道。可见，学术始于学问，终于义理，本体即成，必付诸于实用，方为真学术。然学术之于时务，其事可相通而不必尽相合。时势之变，瞬息万状，若一意追随时变，转若曲学阿世。与其哗众取宠，不如潜心学术，经年有成，亦可宏济时艰。
然学术与时代脱节，事终不美（其义见后篇《谈当前学风之弊》）。学者隐身事外，以专家绝业自专，以考据明确自诩，若不食人间烟火，则思想潮流操纵于少数空心虚谈之人，一国之众皆陷于惶恐迷惑之中。学者不能肩负领导思想之责任，如坚瓠之不可食，此岂社会之所望。
（四）中西学术之贯通
中学与西学之争，百年来未曾稍息，分疆割席，泾渭分明，若水火之不容。钱先生于此问题亦持中论，认为西学义理因国别、宗派、时代不同而各有歧义，非建诸不悖、四海皆准，故不应以片言只辞奉为金科玉律。而中国旧有义理，亦有与西学大义相通，于本国国情相合，有其独特妥当融洽之处，可推陈出新，保存而广大。故当以考据、义理并重，中学、西学以平等法融于一炉。
第六篇 学问之入与出
此篇对上篇“入与出”之论进一步引申，做更加详尽的讨论，使读者更加深刻的了解学术的轨辙。钱先生语：讲做学问，如何跑进去，与如何走出来。
学问入门始于“知之”，进而“好之”，再而“乐之”，至是则学问与生活达成一片，方算是真正跑进学问里。“知之”亦有大、小、偏、全之分，德、言、政、文之别，学者当各就其才性择一而从入。所以“知之”的方法，就儒家传统言，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人生实践中“知之”，另一方面从读书穷理中“知之”。此两方面缺一不可，必如人之行路，两脚交替，方可前行。然而钱先生着重指出，人生实践是为学的最先起步处，亦是为学之最后落脚处。所谓人生实践，不外洒扫应对进退，孝悌忠信仁义，离开人生讲学问，只是自欺欺人。
其次再说另一只脚：“读书穷理”的方法，此段议论最当与本书第二篇《朱子读书法》互参。然此篇记载前儒读书之议论，亦别有新见，可资启迪者，备列如下：
（一）苏东坡读书“分类以求”，是以不畏“苦难记忆”。读一遍时，注意某一问题。待到读第二遍时，再注意另一个问题。
（二）柳宗元教人学文章应“参其洁”。每读一家、一部书，必应撷取其精华所在而师法之。
（三）学问入门，绝非只有一门。可自此门入，而亦可以自另一门入，但不能两门同入。方其入一门时，此一门即是当时专门之学。要入一门，即专读一门书即可。
（四）读一部书，可转为读一个人。如读《论语》后，可再读《春秋》，此时即是由“专门”演成“通学”了。对一人著作求会通后，进而读此一家一派之著作，再求会通。一家一派会通后，进而读别家别派，求大会通。
综上所述，进入学问步骤有四：
第一步：治专门之学。
第二步：求淹博会通。
第三步：复归专门之学。（各就才性、偏好，择一而执）
第四步：成家而化。
学问除了要能在一家一派、各家各派中求会通，以至于成家而化，最终要能于“时代”相会通，学问方有真价值。
第七篇 推寻与会通
上篇提到，始学于专门，而后当求会通。钱先生恐后生难觅要领，故为此篇，再做申论。此外，先生在“会通”之前，别又加了一个“推寻”，并特别之处此“推寻”与“推想”大有不同。现下，就其不同处记述如下：
（一）何为推想？
听人讲说，可自旁面，反面推想。如听人说此是甲，即知其非乙、非丙。如此推之，却变成闻一知百、知千、知万，实则并未有真知实得，超所听闻之外者。如知此物是甲，此属真知。若推知其非乙、非丙，实则非属真知，亦可说是一种强不知以为知。此段意思可参考《论语新解》中先生对“知之为知之”的训释，抄列如下：如知马，始知非马，但不知其究为何物。然则我所谓知此物非马者，乃仅知我之不知其究为何物而已。人多误认此不知为知，是非之辨，遂滋混淆。
（二）何为推寻？
教授讲学不能一语遍尽全体，端待学者从所讲，自己反身自求。颜渊之“退而省其私”即此谓也。苦思之后还要能有所启发（亦足以发之义），要另开一路，或另辟一方面说之。比如说“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当试问：“除汉高祖外，其它天子是何身份？”，由此可知汉高祖后还有明太祖为平民得天子，此即新知。进一步将各个开国天子，按身份加以分类，又会得到新知。于是再问：“何以平民开国仅此二人？”，如此推寻，问题迭出，新知亦无穷。
由“汉武帝以平民为天子”这一个问题，愈推俞广，把历代开国帝王全部推尽，再把一两语来加以说明，用一条线索来贯穿了，使千头万绪合成一束，这便是“一以贯之”，便是“会通”了。
推寻和会通的原理已备述于上。钱先生为了将“金针度人”，使学者不仅明白原理，还能揣摩其具体应用，专门的举了自己的研究实例，让学者可以循着先生的针脚起落，领会其中精妙。然而知识推之无尽，穷老尽气亦不能归宿，因此钱先生再次提出，做学问要懂得如何运用其智慧及思想，也是就治学的“大眼光”，要知道如何取舍别择。
第八篇 谈当前学风之弊
第五篇《学术与心术》中，钱先生已提及“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的问题，但该篇专重于讨论了心术问题。此篇，正是延续了上篇的讨论，对于学术与风气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而学术在时代的转变中，既有随风气变化而变化者，亦有传承不变者。此传承不变者，即学术之内在不灭之价值。此种价值，每与当代之风气不相并立。故有随俗媚世的学术和学者，即便能成为一时煊赫，但终归与其时代同归消灭。而一代大学者，必能卓越流俗，违抗风气，而有所建立与转移。想要不为风气所攘夺，确立学术内在不灭之价值，则有必要知悉每一时代当前学风之弊。这就是钱先生做此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钱先生认为，当前（此文著于1988年，言之当前亦不过也）学风之最大弊端，在于“为学”与“为人”两相分离。而中国学术传统中，“为学”与“为人”必须紧密相连，不相违离。抑且以“为人”为主，以“为学”为副。“为人”是“为学”的目的，“为学”是“为人”的手段与目的。
对于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局面，钱先生以为可以追溯到清代道光、咸丰时期。康有为主张今文经学，实则托古改制；章太炎主张古文经学，然则崇佛贬儒，进而开启了后来的“疑古运动”。
（康有为避难海外，既远离政治，其学术影响亦逐渐消失，故仅为一时代人物。然其门弟子梁启超，学识眼光有远逾其师者。在欧陆一战时，著有《欧洲战役史论》及《欧游心影录》，对欧战成因及西方文化之疾病进行了讨论和批评，多有真知灼见，堪为深慕西方文化者一忠告，。尤其是其主张，中国传统政治乃“礼治”，与西方之“法治”相对立，当为一极大见识和贡献。）
五四运动以及随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催生了一股打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号，彻底抛弃和摧毁传统文化的潮流，“全盘西化”竟成了一种全国的风气。但实际情况是，只知道破坏而不知道创建，只言方法而不指途径，徒具形式而无实在内容，尽取了些西方文化的外表甚至是糟粕，但于其实质精髓却未见收获，所谓西化于是仅有专门之别而无通盘大义。此种风气之下，不仅不再讲求中国传统，实际上于西方文化，亦属自立门户，自作聪明。
国人欲求救国，虽一意追随西方，然苦无专门而完整的学术做为指导，故士杰大众皆惶惑不知所以。此时，马克思主义传入，因其结构完善、思想系统，因而很快即为国内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就此占据了学术的主流地位。
至于抗日流亡，九州陆沉，学人困顿，风气亦一贯而下。近代中国处在一学术衰退时代中，仅见有时代影响，不见超时代之学术；仅属时代风气，并无学术内容，对时代毫无影响，甚至添加了坏影响。
钱先生指出此一时期学术界五大病灶：
其一，截断旧传统；
其二，轻视前人成绩；
其三，门户之见；
其四，浅薄之时代论；
其五，学术与社会群众分离为二。
近代学术思想一语概括，只“空洞”二字可包括尽净。
钱先生于近代学术流传及其弊端之讨论要点已备列如上。既然西学东渐已成为一大趋势，不可能忽视西学存在和影响，抑且西学确亦有其内在不灭之价值可资借鉴，中西融会，明体达用是今后学术必然的方向。惟不可妄自菲薄，出主入奴，若尽弃传统，以为中学不灭，西学不流，则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乎。是以钱先生，在此篇中对中学和西学的异同、长短亦进一步进行了讨论。要点如下：
（一）大体而论，中国文化传统栽培人物，主要在学术性，非时代性。而西学则正相反，可谓其看重时代性超过了其学术性。惟其如中国，人物之学术性超过了其时代性，故能文化绵延，以达于五千年之久。
（二）西方之所谓时代人物，都是从潮流中产生。中国之所谓学术人物，虽在此时代中出现，但由传统中产生。然近代中国时代变换，目不暇接，时势纷乱为人类历史所罕见。故时代新，潮流新，亦未来得及酝酿出新人物，新学术，未能应付此时代，乃为近代国人所轻视。
（三）学术随时代而起灭，则无独立性，亦无“承先启后”之传统性可言。亦可谓仅有其当时之适应性与反抗性，而无历长期永传之存留与持续性。今人仅知重视革命性，但革命非即开创，非即建设。自中国传统言之，须能真开创、真建设，乃得成为真革命。此种革命性的学术，其在时代中转若有一种破坏性，而在历史大流中看，则有一种传统性与建设性。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前启后之意义与价值。在西方学术界，乃仅言开创，不重师道传统。重开创、轻传统、此诚中西文化之大相异处。
（四）西方宗教家在自然变化中，必求建立承认一上帝，一切变化始有生命实质，始有内容意义。中国文化传统则并无明白提出此一上帝之名称，只以人生情感，即德性、仁道、师承作为宇宙主宰。故中国有师道，而无宗教，此又中西文化一大相异处。
（五）西方自然科学亦是超时代，有师承，有传统的。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属外，一属内；一唯物，一唯心。西方唯物与中国尊师重道之重于各自一人之内在唯心者大不同。此乃世界人类学术真生命之两大端，一为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一为西方传统之“物质精神”。
钱先生此篇中围绕学术与风气进行讨论，自然对何谓学术及其特征亦兼有阐发。余试将其加以梳理。
（一）学术有师承，乃有传统，有传统乃有独立性，方能超然于时代风气之上，不随时代起灭，有承先启后的价值。
（二）学术传统必须要与时代问题相结合，既有传承，又有创建。若与时代问题两相隔离，则学术亦失去发展和生命。
（三）学术是时代的灵魂，学术人物为时代之主脑，不随时代以俱尽。学术相传乃成文化，文化是社会之主宰和本真意义，历史与时代则仅是文化大体外面一躯壳和形象。
第九篇 历史与地理
非常惭愧，身为中国人，对中国地理的了解可谓是贫瘠的可怜。遑论山川大河、都邑名胜，即便是对当下三十个省级区划位置，也非得借助地图方可知其大概。正因为如此，在读历史材料的时候，我对于战争、外交和经济上的事件，常感到茫然无措。如说前几日读曾国藩的故事，说他要打金陵，为此定了战略，一意要拿下安庆，而后取得高屋建瓴的优势，一口气消灭了太平天国。安庆在那里？为何“安庆”这般重要？为何取了安庆就可高屋建瓴？这些问题不查地图是肯定搞不清楚的，即便查了地图也未必全部能搞清楚，非要有些地理、水文甚至军事上的知识才可以搞明白，当年曾公的苦心设计。钱先生这一篇，将历史和地理并起来讲，看过便知，先生治史之严谨，知识之博宏，眼光之远卓。即便是讲地理，这样似乎与文史无关的话题，也好像比许多地理老师要来的娴熟。摘抄要点如下：
钱先生认为，学历史的必须兼学地理，并指出学地理必须首先要懂得查地图。查地图也要有方法：
最先，要注意山川
其次，要看疆域
第三，要看都邑，然后再从都邑回溯到山川
第四，要注意交通。
然而只是查看地图或《地名大辞典》之类的图籍，只求能记忆，依然是死知识。一定要把地理知识活用到历史上来，由此而加深对历史之了解。为此，钱先生将自己治学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一）首先，从以下几部书目着手，获得从地理讲历史的一个入门途径。
1、阎若璩《四书释地》：读此书可知考据之学，知地理知识之用，知如何在历史上活动地理知识的方法。
2、胡渭《禹贡锥指》：读此书可知黄河在中国历史上之重要演变。
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读此书可知黄河流域之山川向背，疆域形势，都邑交通，种种地理方面之知识与当时历史情态间的紧密关系。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读此书可知军事地理与行军方略。
5、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读此书可知欧洲地理
另有，胡林翼《读史兵略》、郦道元《水经注》及杨守敬《水经注疏证》
（二）其次讲地理，重要在能到各地去游历。
要从地理来了解历史，而求能获得此两者间一番深微内在、活泼生动的想象和意义，最好而且必然应从亲身的游历去摄取。学地理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历史，而如能亲到各地去游历，更可发现许多为从前人所不注意的新问题。
第十篇 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
这一篇文章看似与上一篇同讲地理，实际上主题悬殊，此篇是钱先生专门谈他对于地理方面的考据认识的。才性所限，个人对考据实在并无太多兴趣，也不会去做个考据家。但考据是做学问必须的工具，因此掌握必要的方法，能从前人的考据中获得知识，下功夫又是必须的。
这一篇里，钱先生对地名变化的原理做了阐发，特别是对于异地同名的缘起，有独到的见解。首先，钱先生从江苏太湖中有“洞庭山”与湖南洞庭湖同名，而认识到异地同名现象，其实暗藏着民族迁徙的蛛丝马迹。其次，钱先生还发现，地名初起都只是普通名辞，后来才演变成为特殊名称。如“霍山”、“九龙山”都是以山的形态定名，故各地都有霍山和九龙山。再推于，彭蠡湖原本也非江西鄱阳湖的专名；湘水也并非是今天的湘江而是今湖北之汉水，因而屈原并未到过湖南。因此，钱先生又得一通例，即地名迁徙，必系自文化地区迁徙至偏远地区。而文化地区变动频繁，故旧名渐渐为新名所掩没，而偏远地区变动较少，故地名保留更久。
钱先生关于地名的考据皆载于《古史地理论丛》和《史记地名考》两书，他日再当精读。
第十一篇 李源澄秦汉史序
此篇虽只是钱先生为他人书作序，然而钱先生却将自身对于史学功能、国史体裁、史学宗旨和中西史学差异的看法阐述其中，言简意赅，条理清晰，读后于国史方面颇有新获。
（一）引章实斋《文史通义》论史学功能。
著史之法有记注、撰述之分。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似智，撰述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无藏往之智，斯不能有知来之神。而苟非能有知来之神，亦不贵有此藏往之智。故为史学者，必记注与撰述兼备，方可谓之真史学也。
（二）国史体裁之演化。
国史体裁有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三类。纪事本末本于《尚书》，编年远祖《春秋》，纪传则发端《史记》并成为正历代正史的体裁。《尚书》是国史最早的发源，然其因事命篇，近于撰述，若事变错综，记载则因人而异，难以准衡。惟加之一年经月纬，斯其事之始末演变，方能近于客观。故编年体乃纪事本末之记注化。进而推演，事由人造，一事之兴，参与者众矣，仅用编年体，犹恐不足以尽其事变之真态，故就其事变中之人物而逐一记述之，乃始更臻于客观。故纪传体又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之记注化。
（三）史学宗旨
事变之真态既能善述无遗，而后人亦可凭藉以得其知来之用，此中国史学方圆兼尽之极深妙意之所在也。故能尽夫记注藏往之职能，斯固史学家所不可或背之宗旨也。
（四）中西史学之差异
西方史书以纪事本末为主，以编年和纪传为辅。反之在中国，则融纪事本末于编年与纪传两者中。西方史学崇尚圆而神，中国史学崇尚方以智。西方虽亦有编年体，然较之中国两千年持续不断，只能是瞠乎其后。
第十二篇 古史摭实序
此篇与本书第八篇《当前学风之弊》相互参读，可知钱先生对治学真精神之意见，一以贯之，笃守坚确。推崇挚友（本书作者）潜心治学、体悟精研、安贫乐道，虽多自谦弗如之词，然黾勉激励情真意切，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作者治学功夫尤可资读者引以自勉。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风尚，方其初兴，群趋共慕，若非此则无以为学（参见第四篇《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学问一旦成为时趋，久之必成俗学，其危害学术，痼弊大焉）。逮风尚既衰，则学者相与却步，该时代之学术风尚遂停顿不前。此盖学术发展之轨辙，自先秦、两汉，迨至明、清，大凡有各自时代之学术风尚，皆随时代更替而兴衰起灭。然时代风尚中必然蕴含着不灭的内在价值，值得传续继承，即所谓“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前启后之意义与价值”（见第四篇）。
学术随时代发展有“恒”有“变”，学者之心胸，贵能明乎“变”，又能通乎“恒”。各时代之学术风尚能有其不灭价值者而得以传世者，皆因有“恒”而非其“变”也。故学者若胸次狭隘，井鱼拘虚，不知汇百代，融众流，则虽有坎井小知，亦不足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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