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去殉道这一生的不幸
当我翻过《易经》最后一页，想到了标题的这句话。从《雷峰塔》到《易经》，悲愁的氛围越来越凝重，家散国伤，可结局是好的，琵琶回到了上海，她的根之所在。只是没有家，可能她没有归属感吧，由始至终。
姑姑的家仅仅是个收容所。
一生都在飘泊，哪怕是她的上海。
我深切地相信了，性格决定命运，在琵琶身上，其实是在张爱的身上。日军攻占香港，短短十八天，她亲历的战争，最感慨的莫过忍饥挨饿，一颗炸弹落下来，有人死去了，她劫后余生却疑惑着该向何人倾诉？以自己的臆测去揣度旁人的心态，作为结果再反馈，然后考虑是否要告知。累不累？
彼时的琵琶，正在读大学。
沉甸甸的心思也许是许多人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所以她不快乐。比比像是面镜子，照着向阳花开，幸亏有她，让琵琶认识到朋友两字，仍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比比实在是太快乐啦，琵琶存在与否都不会影响到那份快乐心情。当然，这全是琵琶的想法。战争中的点滴，特别是生死无常，母亲更无需知道了，何况父亲？
如此巨变，仿佛半空中伸出的一只突兀的手，搅得世界不得安宁，恐惧丛生。
芸芸众生又怎会不需要发泄？
创伤后遗症，因人而异。琵琶不想说，又无从说，她是寂寞的，更是孤独的。一如她饿了三天，筋疲力竭，脚步虚浮浮的，多一刻支撑都是磨难，她也不肯向周遭求助一星半点。固执？扭捏？自尊？自备？复杂而矛盾。文中写道：若她真的晕倒了，他们不会不援手，可她又没到那个地步。接着的圣诞早餐，碍于什么她只怯怯地拿了两小块饼干，这般的不爽快，是自己在跟自己较着既硬且狠的劲儿。于是恍然大悟了，爱国主义、爱国口号在这自我封闭式的狭窄空间里，微乎其微。无形的心理压迫已将弦绷得紧紧的，战争再不停止，她就要疯了。
那么，是英军投降抑或是日军投降，有分别么？谁统治都无所谓，只要还一个清平，日子照旧的过。
她不会去重庆，显而易见。
宗璞的《南渡记》是我几年前读的，具体内容遗忘的差不多，但书中人物那不要做亡国奴的强烈感觉犹在，拼了性命，也要去昆明。是国先于家。或者家就在那里，不必要担忧，而张爱的患得患失，则是宗璞那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所未见的。因此，在琵琶的心底，战乱离殇的剩余价值就是活着，不顾一切的活下去，哪怕贪得无厌呢。不能去重庆，有冒险成分，且去了也是等同乞讨，上海最安全，能给她自力更生的舞台。
活下去。
她生平首次的滔滔不绝上演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换来的船票。
这是骄傲呀，窃窃欢喜，才会想着日后告知亲朋。大轰炸时的性命堪虞，竟不值一提。她要的是仰望，齐刷刷的行注目礼，一如她焦灼的说出成名要趁早。生活里缺失的某一个角落，迫不及待的要抓住另一些来填补，像曹七巧的黄金枷锁。她又怎能快乐？《雷峰塔》中钱的重要，延续进了《易经》，真心知道钱的好处，如同观音普度，她便顺理成章的把钱挂在了嘴边儿。
写作是为的赚钱，可她却非为的赚钱而写作。
她确实需要一个途径，将内心世界喧嚷，文字成了必然，无关娱乐，无关消遣，倒像救赎。漫漫无涯的修行，自得其乐。《易经》不算什么故事，前半截的母女相处，后半截的香港沦陷，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也是她创作的源泉。在这里，《倾城之恋》被肢解的零零碎碎，反之，《倾城之恋》岂不会提取《易经》的细枝末节？前因后果，前果后因，她终其一生都在营造她周遭的戏剧，曾几何时，我归类为作家的想象力，凭空捏造。
竟是真的。
她以她的笔，绘织着她所见所闻的现实风貌，冷眼旁观，却找到了存在感。她不是无用的，滚滚红尘，非她莫数。文字，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满足，依然弥补不了成长岁月的痛苦与伤害。不过安慰罢了。鲁迅的文字是武器，张爱玲的文字仅仅是她个人的慰籍，疗伤工具，书写内心的苍凉。
她真的需要爱，爱护。
儿时父母就离异，父亲娶了继母，哪儿有爱？母亲常常出国，又哪儿有爱？有父母也是没父母，偏偏在乎的根深蒂固，面对父母时却难以启齿，不粘不腻，她把所有的情绪化进心田，不靠语言阐述，不靠表情流露，木孜孜、硬生生地挤出隔阂。相伴着的弟弟她又不爱，大抵是太弱，不能爱护她还得连累她，被她瞧不起，透给读者的真相接近借口。是真相又如何？天天关一块儿的猫狗都会产生感情，她是打心底的厌弃厌恶那位弟弟。
血亲如斯，人际关系热络不起来再正常不过。孤独的环境，养成孤僻的性格，唯有文字是条出路，人物能够听她的差遣安排，连绵不绝的比喻是她的声音，习惯了置身事外，把自己隐藏的很好，怕得到痛苦，怕再次受伤，当然窥不到情绪。不然这情绪成了她的弱点，豁然给她致命一击，怎么办？
冷静、冷漠，都是保护的一种方式。
问题感情是相互的，她不敞开心扉，又怎能要求对方的心向她打开？即使是母亲，按《易经》的描述，母女关系的尴尬与疏离，她就不需要负责吗？只因她是孩子，就能够完全的撇清，是母亲唉声叹气的单方面不满意自己的小孩。这逻辑不奇怪？宇宙万物，都存在着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古语怎么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
若非这如影随形的不幸，也没张爱玲的蜚声文坛吧。沈琵琶，等同张爱玲自身，晚年的她回忆着过去，悲观主义比之当初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成长，无人关心，不管什么原因都好，生之漫漫，她独来独往。她是与众不同的，她的文字是与众不同的，多年前的某个午后，阴雨沉湎，我在窗下第一次读了张爱玲，十之八九的看不懂白流苏和范柳原，真是个无聊透顶的故事，如今，伴着《易经》的内容，仿佛理解了。
她不会高呼着大爱无声之类的道理，冠冕堂皇却毫无实际用处，更不会被红色浪潮席卷的脑袋直发热，单是掂量着为她所熟悉的众生相，或自私或贪婪或可恨或无奈等等等等总为生活计，自以为是的不得已，奔波劳碌，百姓人家。可这样的她，竟然写出了《秧歌》及《赤地之恋》，我倒很费解，隔的远吧，或者是他乡明月太凉寒，照出了她的心怀故土。那一时刻，故土的变革，触动了笔底烟霞，胡适盛赞过的故事，我只觉另类。
而《雷峰塔》而《易经》，脱离故事本体，仿佛为人生作注，是块很难啃的骨头，多少次想放弃，只因张爱玲。我有莫可名状的名人崇拜病，盲目性的，待平心静气后也读了有大半年，不能说这书写的有多好，应该是作为小说挺糟糕，很平又很散，像流水记账，唯其更懂了九莉为何爱之雍。
他明白她的文字，不是他，也会是他。灵魂伴侣，限于某一方面。
我亦有习惯纪录着自己的读后感，尽管内容所剩无几，那感觉尚存了一丝游离，是对沈琵琶。不幸的孩子。在张爱玲的观念中，也同样赋予了琵琶的不幸，这才是最可悲的吧。如果琵琶有比比一半的乐观，她的人生未尝不是繁花相送，却自己把自己推向泅渡深渊，性格的造化弄人，谁的责任？
推卸给了父母，自身仍是要承担。好在，她有她的文字，能够殉道。
姑姑的家仅仅是个收容所。
一生都在飘泊，哪怕是她的上海。
我深切地相信了，性格决定命运，在琵琶身上，其实是在张爱的身上。日军攻占香港，短短十八天，她亲历的战争，最感慨的莫过忍饥挨饿，一颗炸弹落下来，有人死去了，她劫后余生却疑惑着该向何人倾诉？以自己的臆测去揣度旁人的心态，作为结果再反馈，然后考虑是否要告知。累不累？
彼时的琵琶，正在读大学。
沉甸甸的心思也许是许多人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所以她不快乐。比比像是面镜子，照着向阳花开，幸亏有她，让琵琶认识到朋友两字，仍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比比实在是太快乐啦，琵琶存在与否都不会影响到那份快乐心情。当然，这全是琵琶的想法。战争中的点滴，特别是生死无常，母亲更无需知道了，何况父亲？
如此巨变，仿佛半空中伸出的一只突兀的手，搅得世界不得安宁，恐惧丛生。
芸芸众生又怎会不需要发泄？
创伤后遗症，因人而异。琵琶不想说，又无从说，她是寂寞的，更是孤独的。一如她饿了三天，筋疲力竭，脚步虚浮浮的，多一刻支撑都是磨难，她也不肯向周遭求助一星半点。固执？扭捏？自尊？自备？复杂而矛盾。文中写道：若她真的晕倒了，他们不会不援手，可她又没到那个地步。接着的圣诞早餐，碍于什么她只怯怯地拿了两小块饼干，这般的不爽快，是自己在跟自己较着既硬且狠的劲儿。于是恍然大悟了，爱国主义、爱国口号在这自我封闭式的狭窄空间里，微乎其微。无形的心理压迫已将弦绷得紧紧的，战争再不停止，她就要疯了。
那么，是英军投降抑或是日军投降，有分别么？谁统治都无所谓，只要还一个清平，日子照旧的过。
她不会去重庆，显而易见。
宗璞的《南渡记》是我几年前读的，具体内容遗忘的差不多，但书中人物那不要做亡国奴的强烈感觉犹在，拼了性命，也要去昆明。是国先于家。或者家就在那里，不必要担忧，而张爱的患得患失，则是宗璞那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所未见的。因此，在琵琶的心底，战乱离殇的剩余价值就是活着，不顾一切的活下去，哪怕贪得无厌呢。不能去重庆，有冒险成分，且去了也是等同乞讨，上海最安全，能给她自力更生的舞台。
活下去。
她生平首次的滔滔不绝上演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换来的船票。
这是骄傲呀，窃窃欢喜，才会想着日后告知亲朋。大轰炸时的性命堪虞，竟不值一提。她要的是仰望，齐刷刷的行注目礼，一如她焦灼的说出成名要趁早。生活里缺失的某一个角落，迫不及待的要抓住另一些来填补，像曹七巧的黄金枷锁。她又怎能快乐？《雷峰塔》中钱的重要，延续进了《易经》，真心知道钱的好处，如同观音普度，她便顺理成章的把钱挂在了嘴边儿。
写作是为的赚钱，可她却非为的赚钱而写作。
她确实需要一个途径，将内心世界喧嚷，文字成了必然，无关娱乐，无关消遣，倒像救赎。漫漫无涯的修行，自得其乐。《易经》不算什么故事，前半截的母女相处，后半截的香港沦陷，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也是她创作的源泉。在这里，《倾城之恋》被肢解的零零碎碎，反之，《倾城之恋》岂不会提取《易经》的细枝末节？前因后果，前果后因，她终其一生都在营造她周遭的戏剧，曾几何时，我归类为作家的想象力，凭空捏造。
竟是真的。
她以她的笔，绘织着她所见所闻的现实风貌，冷眼旁观，却找到了存在感。她不是无用的，滚滚红尘，非她莫数。文字，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满足，依然弥补不了成长岁月的痛苦与伤害。不过安慰罢了。鲁迅的文字是武器，张爱玲的文字仅仅是她个人的慰籍，疗伤工具，书写内心的苍凉。
她真的需要爱，爱护。
儿时父母就离异，父亲娶了继母，哪儿有爱？母亲常常出国，又哪儿有爱？有父母也是没父母，偏偏在乎的根深蒂固，面对父母时却难以启齿，不粘不腻，她把所有的情绪化进心田，不靠语言阐述，不靠表情流露，木孜孜、硬生生地挤出隔阂。相伴着的弟弟她又不爱，大抵是太弱，不能爱护她还得连累她，被她瞧不起，透给读者的真相接近借口。是真相又如何？天天关一块儿的猫狗都会产生感情，她是打心底的厌弃厌恶那位弟弟。
血亲如斯，人际关系热络不起来再正常不过。孤独的环境，养成孤僻的性格，唯有文字是条出路，人物能够听她的差遣安排，连绵不绝的比喻是她的声音，习惯了置身事外，把自己隐藏的很好，怕得到痛苦，怕再次受伤，当然窥不到情绪。不然这情绪成了她的弱点，豁然给她致命一击，怎么办？
冷静、冷漠，都是保护的一种方式。
问题感情是相互的，她不敞开心扉，又怎能要求对方的心向她打开？即使是母亲，按《易经》的描述，母女关系的尴尬与疏离，她就不需要负责吗？只因她是孩子，就能够完全的撇清，是母亲唉声叹气的单方面不满意自己的小孩。这逻辑不奇怪？宇宙万物，都存在着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古语怎么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
若非这如影随形的不幸，也没张爱玲的蜚声文坛吧。沈琵琶，等同张爱玲自身，晚年的她回忆着过去，悲观主义比之当初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成长，无人关心，不管什么原因都好，生之漫漫，她独来独往。她是与众不同的，她的文字是与众不同的，多年前的某个午后，阴雨沉湎，我在窗下第一次读了张爱玲，十之八九的看不懂白流苏和范柳原，真是个无聊透顶的故事，如今，伴着《易经》的内容，仿佛理解了。
她不会高呼着大爱无声之类的道理，冠冕堂皇却毫无实际用处，更不会被红色浪潮席卷的脑袋直发热，单是掂量着为她所熟悉的众生相，或自私或贪婪或可恨或无奈等等等等总为生活计，自以为是的不得已，奔波劳碌，百姓人家。可这样的她，竟然写出了《秧歌》及《赤地之恋》，我倒很费解，隔的远吧，或者是他乡明月太凉寒，照出了她的心怀故土。那一时刻，故土的变革，触动了笔底烟霞，胡适盛赞过的故事，我只觉另类。
而《雷峰塔》而《易经》，脱离故事本体，仿佛为人生作注，是块很难啃的骨头，多少次想放弃，只因张爱玲。我有莫可名状的名人崇拜病，盲目性的，待平心静气后也读了有大半年，不能说这书写的有多好，应该是作为小说挺糟糕，很平又很散，像流水记账，唯其更懂了九莉为何爱之雍。
他明白她的文字，不是他，也会是他。灵魂伴侣，限于某一方面。
我亦有习惯纪录着自己的读后感，尽管内容所剩无几，那感觉尚存了一丝游离，是对沈琵琶。不幸的孩子。在张爱玲的观念中，也同样赋予了琵琶的不幸，这才是最可悲的吧。如果琵琶有比比一半的乐观，她的人生未尝不是繁花相送，却自己把自己推向泅渡深渊，性格的造化弄人，谁的责任？
推卸给了父母，自身仍是要承担。好在，她有她的文字，能够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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