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自我”与“差异”

中国人类学界（一部分学者）探讨“本土人类学”已经有些时日了，但在《伤心人类学》这本书里，对“本土”的定义似乎与中国人类学界有很大不同，作者这样定义“本土人类学”：
 那些曾被当成“本土人”的人已经成为学者，研究他们自己的家乡社区和国家，此时参与者和观察者、朋友和陌生人、本土者和外来者之间的界线已经很难区分。

作者并声称这意味着“一种根本性转变”：
把身份认同而非差异作为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意象。

这是个挺关键的问题。

据我看来，中国学界所谓的“本土人类学”仍是立足于“多元一体格局”这个大框架之下，而真要展开研究，侧重的乃是“多元”，也就是差异性；而“一体”则主要依托于有关国家统一的政治话语，其意识形态色彩几乎盖过了一切。

中国也研究“身份认同”，但仍只是研究“他者”对自身以及对国家的认同；而露丝·贝哈所说的“身份认同”，很显然是指自我的身份认同。

作为“本土人”，如果要研究自我的“身份认同”，似乎首先得把自己“他者化”，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然而，露丝·哈贝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作为一个西班牙裔的、在古巴出生度过短暂童年又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并在这里长大而进入到主流大学成为一名教授的多重身份的人，当她书写自己的经验时，难道不正是因为其经验在美国这个号称“文化大熔炉”的语境中显得有些不那么主流、不那么标准才得以有了书写的价值？她所写到的那个被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所冲击的农村社区，难道不是正由于她带着一副“研究者”的眼镜才看到了工业化看到了资本主义吗？而这样的视角，对于真正的“本土人”来说，恐怕是不具备的；即便有类似的视角，恐怕也是模糊的，起码是不会像一个“研究者”那样能够运用相对精确的术语进行清晰的表达和言说的。

把自己视为纯正的“本土人”来审视“本土的”文化或其他，这样的视角恐怕是难以建立的。至多，她可以使用“本土人”和“研究者”的语言交替发言，但这毕竟仍是两种语言且终究有很大不同。一个人既是“研究者”同时又是“本土人”，我怕是一个相当不现实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