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挽歌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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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y
《长征记》被誉为是色诺芬最美的一部著作， 记叙了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为了夺取其兄阿尔塔泽西斯的王位进行远征但战死沙场，其属下的希腊军队历经艰难困苦回到小亚细亚西部的故事。色诺芬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也是这场悲壮远征的亲历者，同时是归途中的领导者，他以严谨的细节刻画和朴质动人的文风记载了一路的山川地理与风土人情、最残酷的战争与最孤绝的处境，因而《长征记》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同时，也被誉为希腊古典文体的典范。
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长征记》不同于《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乃至色诺芬的另一本史学著作《希腊史》，作者并无一种明显的考证、编排乃至分析史实的意图，在这个意义上，比起一本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它更贴近一个将士的军事日记，但却没有日记的强烈主观色彩——色诺芬采取了第三人称的视角，作为叙事者的色诺芬完全消泯于文字之中，但作为亲历者的色诺芬又在整个征程与人们同在。其次，必须注意到的另一大特点是它的英雄传奇色彩，虽然《长征记》显然不是一部英雄传奇，但在它的各部分叙事当中，总有一个类似英雄的主角，在第一卷中是小居鲁士，第二卷中主要是克利尔库斯，在接下来的五卷中，很显然突出的是色诺芬本人。全书的叙事中很少插入作者的评论，但在第一卷和第二卷最后都对主角人物进行了传记式的点评，但全书的结尾却似乎有些草草了事，这使得读者的思路转向史实的深处，探寻某些被隐藏了的部分。同样的矛盾也体现在书名上，《长征记》的准确译法是“小居鲁士的上行” ，但这部分严格来说只是第一卷的内容，其后的大半部分都是那场上行之后的归程，这让人们疑惑所谓的“远征”到底指的是去往波斯的路程，还是返回希腊的历程？远征的主角到底是小居鲁士，还是色诺芬？最后，正如卡尔维诺所言，阅读这本书“不能错过任何细节” ，它有一条鲜明而简单的主脉，和细致乃至于琐碎的纷繁经络，以至于当你试图概括全书时，要么只言片语即可，要么就必须言辞浩繁。初读时如同在沉闷乏味的细节中漠然行走，再读却于同样的细节中感受到一种苍茫天地间的悲戚，以及美之所以为美的原因。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必须回到它所记叙的那个时代。小居鲁士发动的这场征战是在公元前401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第三年。这场战争使得提洛同盟瓦解，雅典的荣光一去不返，斯巴达虽夺回了其霸主地位终究是两败俱伤，希腊世界由于常年战争的消耗江河日下。对于城邦内部而言，战争结束了雅典民主制的辉煌，公元前339年，色诺芬远征归来，同年苏格拉底被处死，而他本人也被雅典放逐，理由不幸为《长征记》中苏格拉底所言中：他投靠过小居鲁士，但后者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支持过斯巴达人。希腊世界内部的分裂与衰落在《长征记》中以一种冰冷而克制的语调被叙述出来，既体现于城邦之间的敌视心理，也暗藏在军士们绝望而不断瓦解的信心之中。然而往昔的荣光毕竟没有走得太远，希波战争的辉煌与替居鲁士对阵波斯军队的胜利、乃至古典的美德与纪律使得这趟艰难的征程始终保有一种奇特的向上的力量，这力量一直支撑叙事到最后，但没能在历史中抵挡住马其顿人的铁蹄。
考察写作方式与历史背景的结合如何影响并产生了《长征记》所载历史背后的意蕴，就必须深入到文本当中，雇佣军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趣的是，汉译本的序言和英译本的序言对于这支雇佣军的所作所为评价截然相反，前者几乎就是贬义的，它称这些“雇佣军的一个基本性格就是缺乏民族性格” ，其抢掠与无耻丝毫没有仁爱和理性可言；而后者则是完全的赞美，它认为《长征记》中的雇佣军“勇敢而坚忍，虔诚而仁爱，自主而理智” ，甚至是雅典民主和民族性格的缩影。这样的冲突不是偶然的，不得不说，在这支雇佣军身上，最无耻的恶行与最崇高的纪律并行不悖，而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显现出这部作品一种类似于在挽歌中前进的悲壮感。
这支雇佣军的暴戾与狼狈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怀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参加这次异邦人的征战，但却对将要面临的敌人一无所知，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唯利是图：哪里有军饷，他们就去向哪方，在贪婪面前恐惧都无处容身，忠诚也随之瓦解，在西里西亚，半个达利克就可以打消他们对小居鲁士谋逆之事的疑虑，在色雷斯人的三角洲，军饷的欠缺让他们控诉一路不曾离弃的色诺芬。 然而他们的境地又是那样的绝望与落魄，整个世界都成为敌人：在底格里斯河畔，自己人出卖信义，波斯人撕毁盟约，一场鸿门宴后将领悉数被杀；在肯特里特河，对岸是波斯骑兵严阵以待，身后是卡杜客亚人伺机而动，面前是难以横渡的深流险滩；在亚美尼亚的山区，风雪连日，寸步难行，严寒侵蚀军心，士兵在深雪中拥成一团；在攸克星海，队伍分裂成三；在卡尔佩港，他们一面行军，一面埋葬战友的尸体；在小亚细亚，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被推搡于城池间，是令人避之不及的祸害，又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确实是斯文扫地，厚颜无耻，他们如过境的蝗虫，劫掠沿途的所有补给，村庄被蹂躏，堡垒被烧毁，卡杜客亚人躲进深山，陶基亚人坠楼自绝，他们劫掠妇女，绑架少年，甚至跟随赛特斯屠杀俘虏——这一切都是为了回到家园，然而当他们距故土咫尺之遥的时候，却被卷入另一场与波斯军队的战争中去，“提布戎到来后，接收了军队，并和其他希腊队伍合并，前去对蒂萨弗尼斯和法尔那巴组斯交战。” 这是故事的结尾，却像是最不合衬的结局。
这一支雇佣军在如蝼蚁般的处境中施行罪恶，在罪恶中愈发卑微渺小，但若仅仅如此，这一次远征只能说是一场悲剧，何来悲壮可言？悲壮来自于一个深刻的矛盾：“一边是堕落为蝗虫般寄生者的希腊佣兵，一边是古典美德的训练。” 这一支军队固然如蝗虫般无恶不作，毫无尊严可言，但却又处处以极为崇高的态度维护着自己在绝望的处境中有限的尊严。首先这一绝望的处境在第三卷的开头被充分地表达出来：
“他们身处国王的门户；四面八方都是许多敌对的部族和城市；无人再为他们提供市场；他们远离希腊不下一万司塔迪；没有向导引路；在回家乡的路上横断着无法渡过的河流；跟随居鲁士进行此次长征的波人也背弃出卖了他们；他们被困此地，连一个骑兵支持都没有；很显然，如果他们胜利，不能杀伤任何人，而如果战败则无一人得活。”
然而之后的卷帙以纷繁的细节强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身处国王门户，但以少胜多打败了国王的军队；他们四周都是敌人，但却在许多时候展现出了谈判的友好；他们难寻市场，但以武力逼迫别人提供市场；他们没有向导，就以俘虏为向导；没有骑兵，他们就组建骑兵；没有射手，他们就训练射手；面对河流天险，他们以智慧渡过；面对背叛，他们坚守着信义与虔诚。
古典美德在一个四面临敌，并且全然被城邦遗弃和放逐的处境下，似乎只能在军事的纪律中能够保持它的尊严：军队的将领往往由选举产生，而将领的重大决策都经过全军的举手表决；对于与任何敌人达成的盟约，即使对方背弃信义也绝不食言；无论战局如何，索要和厚葬战友的尸体都是一件必须完成的责任；即使军队分裂成三，也绝不离弃一支被围困山头的队伍，并且最终要找回彼此；勇士在滚石与流矢中奋勇向前，智慧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困境危局；对希腊的忠诚始终与队伍同在，对神祗的虔诚在每一次祭献中显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译版序言中的表述才能得到出于民族自尊心以外的理解，古典世界的秩序与崇高在一种极端的军事纪律中流露出来，然而这种在纪律之内的流露却必然伴随着军事本身的残酷与罪恶，对残存秩序的悲壮坚守意味着更大秩序体系的崩解。
因而在冰冷的军事纪律与军事札记的叙事之下，是一条洋溢着悲壮与激情的心流：这些士兵们因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战争背井离乡，深入陌生之境，却失去了领袖与将士，此时他们离家万里，但回家的炽热信念在荆棘之境中硬生生开出一条血与火的道路。他们一起在这片蛮荒之地上颠沛流离，四面临敌，即使四分五裂也要找回彼此，“只要他们还在一起，他们就将国家放在心中。” 回乡的信念，以及它所意味的对故土的热爱与企盼，其实是军事纪律的深层支撑。在这个意义上，《长征记》中所记叙的这样一场返乡之旅，似乎构成了某种宏大的象征。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世界的衰落同时伴随着城邦秩序的解体，神话与习俗所维持的古典美德在新世界里摇摇欲坠，虽然昔日的荣光似乎仍旧触手可及，但历史的巨轮已将天地偷换。《长征记》据推测在色诺芬晚年时才发表，似乎是因为它能代表他的写作意图。 这不能不让我们觉得，雅典城邦对他的放逐是对这一次返乡之旅巨大的讽刺。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这场远征也是一场类似的放逐——不仅是身在异国，而且是心无所依。色诺芬似乎在调和这种蝗虫般的处境与崇高的尊严之间的关系：当心灵难以找到曾经皈依的故土，那个抽象的家园仍然有一点落日前的余晖，是行旅中一直往西的方向。在惨淡的现实处境与对理想的祈求之间，色诺芬可以“不直接讨论人们身为蝗虫的事实，而讨论成为蝗虫的最佳方式” ，为无义之师寻求到一种接近“正义”的秩序。《长征记》中大段呈现的激动人心的演讲充斥着一种崇高的诉求，色诺芬组织军队，指挥战斗，宽容为怀，守护团结，坚持对希腊的忠诚和对神祗的信仰，并且反复强调希腊往日的荣光。在无限琐碎和平常的灰色细节中，这些信念如同英雄凯歌的金色旋律，在苍茫的大地上回荡，但却激发出一种悲戚的回响。
悲戚的极致在我看来并不在于那些为战事所困的最绝望的时刻，而是在于故事的结尾，在回到小亚细亚西部以后，军队开始逐渐解体，色诺芬在绝境中所维系的军事美德在这里似乎戛然告终，士兵杀掉使者，个人迷惑军队，在与其他希腊军队合并之前，军士们甚至愤然指控色诺芬，而这个在各种时刻都对他们不离不弃的领导者，以叙事中罕见的激动情绪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与失望。在《长征记》草草结尾的那一瞬间，悲凉压过了金色的凯歌。
在《长征记》写作的那个年代，历史还没有完全成为实证意义上的历史，它尚未完全摆脱文学的母体。然而《长征记》却在一种几乎是史料的客观记叙中营造了一种宏大的悲壮氛围，这与它的叙述主题、结构与手法是密不可分的。此时再让我们回到长征记的写作本身，第三人称的疏离感造成了叙述中相当的克制，那些最残酷和最绝望的镜头都变成和其他细节一样的平铺直叙，但就是在这样的行文中，在没顶的无休止的接近重复的战争细节中，一种让人屏息的绝望感沁入骨髓，然而另一支极力抵抗这种彻底的蝗虫般处境的声音，极力在贫瘠的流沙中挣扎着不被湮没的声音，甚至是雄浑嘹亮的声音支撑着前进的步伐——向不可即的故土前进。然后我才觉得，那声音是一曲挽歌，是一曲饱含热爱与坚守的挽歌，但终究只是挽歌，歌声无法粘合破碎的世界。在一种以有限尊严背负整个世界废墟的敌意的长征深处，是一种巨大的空虚与执拗，在古典世界中这是一种慷慨的悲壮，但在今天的现代世界中，这只是一种萦绕不散的痛苦。
《长征记》被誉为是色诺芬最美的一部著作， 记叙了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为了夺取其兄阿尔塔泽西斯的王位进行远征但战死沙场，其属下的希腊军队历经艰难困苦回到小亚细亚西部的故事。色诺芬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也是这场悲壮远征的亲历者，同时是归途中的领导者，他以严谨的细节刻画和朴质动人的文风记载了一路的山川地理与风土人情、最残酷的战争与最孤绝的处境，因而《长征记》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同时，也被誉为希腊古典文体的典范。
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长征记》不同于《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乃至色诺芬的另一本史学著作《希腊史》，作者并无一种明显的考证、编排乃至分析史实的意图，在这个意义上，比起一本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它更贴近一个将士的军事日记，但却没有日记的强烈主观色彩——色诺芬采取了第三人称的视角，作为叙事者的色诺芬完全消泯于文字之中，但作为亲历者的色诺芬又在整个征程与人们同在。其次，必须注意到的另一大特点是它的英雄传奇色彩，虽然《长征记》显然不是一部英雄传奇，但在它的各部分叙事当中，总有一个类似英雄的主角，在第一卷中是小居鲁士，第二卷中主要是克利尔库斯，在接下来的五卷中，很显然突出的是色诺芬本人。全书的叙事中很少插入作者的评论，但在第一卷和第二卷最后都对主角人物进行了传记式的点评，但全书的结尾却似乎有些草草了事，这使得读者的思路转向史实的深处，探寻某些被隐藏了的部分。同样的矛盾也体现在书名上，《长征记》的准确译法是“小居鲁士的上行” ，但这部分严格来说只是第一卷的内容，其后的大半部分都是那场上行之后的归程，这让人们疑惑所谓的“远征”到底指的是去往波斯的路程，还是返回希腊的历程？远征的主角到底是小居鲁士，还是色诺芬？最后，正如卡尔维诺所言，阅读这本书“不能错过任何细节” ，它有一条鲜明而简单的主脉，和细致乃至于琐碎的纷繁经络，以至于当你试图概括全书时，要么只言片语即可，要么就必须言辞浩繁。初读时如同在沉闷乏味的细节中漠然行走，再读却于同样的细节中感受到一种苍茫天地间的悲戚，以及美之所以为美的原因。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必须回到它所记叙的那个时代。小居鲁士发动的这场征战是在公元前401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第三年。这场战争使得提洛同盟瓦解，雅典的荣光一去不返，斯巴达虽夺回了其霸主地位终究是两败俱伤，希腊世界由于常年战争的消耗江河日下。对于城邦内部而言，战争结束了雅典民主制的辉煌，公元前339年，色诺芬远征归来，同年苏格拉底被处死，而他本人也被雅典放逐，理由不幸为《长征记》中苏格拉底所言中：他投靠过小居鲁士，但后者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支持过斯巴达人。希腊世界内部的分裂与衰落在《长征记》中以一种冰冷而克制的语调被叙述出来，既体现于城邦之间的敌视心理，也暗藏在军士们绝望而不断瓦解的信心之中。然而往昔的荣光毕竟没有走得太远，希波战争的辉煌与替居鲁士对阵波斯军队的胜利、乃至古典的美德与纪律使得这趟艰难的征程始终保有一种奇特的向上的力量，这力量一直支撑叙事到最后，但没能在历史中抵挡住马其顿人的铁蹄。
考察写作方式与历史背景的结合如何影响并产生了《长征记》所载历史背后的意蕴，就必须深入到文本当中，雇佣军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趣的是，汉译本的序言和英译本的序言对于这支雇佣军的所作所为评价截然相反，前者几乎就是贬义的，它称这些“雇佣军的一个基本性格就是缺乏民族性格” ，其抢掠与无耻丝毫没有仁爱和理性可言；而后者则是完全的赞美，它认为《长征记》中的雇佣军“勇敢而坚忍，虔诚而仁爱，自主而理智” ，甚至是雅典民主和民族性格的缩影。这样的冲突不是偶然的，不得不说，在这支雇佣军身上，最无耻的恶行与最崇高的纪律并行不悖，而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显现出这部作品一种类似于在挽歌中前进的悲壮感。
这支雇佣军的暴戾与狼狈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怀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参加这次异邦人的征战，但却对将要面临的敌人一无所知，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唯利是图：哪里有军饷，他们就去向哪方，在贪婪面前恐惧都无处容身，忠诚也随之瓦解，在西里西亚，半个达利克就可以打消他们对小居鲁士谋逆之事的疑虑，在色雷斯人的三角洲，军饷的欠缺让他们控诉一路不曾离弃的色诺芬。 然而他们的境地又是那样的绝望与落魄，整个世界都成为敌人：在底格里斯河畔，自己人出卖信义，波斯人撕毁盟约，一场鸿门宴后将领悉数被杀；在肯特里特河，对岸是波斯骑兵严阵以待，身后是卡杜客亚人伺机而动，面前是难以横渡的深流险滩；在亚美尼亚的山区，风雪连日，寸步难行，严寒侵蚀军心，士兵在深雪中拥成一团；在攸克星海，队伍分裂成三；在卡尔佩港，他们一面行军，一面埋葬战友的尸体；在小亚细亚，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被推搡于城池间，是令人避之不及的祸害，又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确实是斯文扫地，厚颜无耻，他们如过境的蝗虫，劫掠沿途的所有补给，村庄被蹂躏，堡垒被烧毁，卡杜客亚人躲进深山，陶基亚人坠楼自绝，他们劫掠妇女，绑架少年，甚至跟随赛特斯屠杀俘虏——这一切都是为了回到家园，然而当他们距故土咫尺之遥的时候，却被卷入另一场与波斯军队的战争中去，“提布戎到来后，接收了军队，并和其他希腊队伍合并，前去对蒂萨弗尼斯和法尔那巴组斯交战。” 这是故事的结尾，却像是最不合衬的结局。
这一支雇佣军在如蝼蚁般的处境中施行罪恶，在罪恶中愈发卑微渺小，但若仅仅如此，这一次远征只能说是一场悲剧，何来悲壮可言？悲壮来自于一个深刻的矛盾：“一边是堕落为蝗虫般寄生者的希腊佣兵，一边是古典美德的训练。” 这一支军队固然如蝗虫般无恶不作，毫无尊严可言，但却又处处以极为崇高的态度维护着自己在绝望的处境中有限的尊严。首先这一绝望的处境在第三卷的开头被充分地表达出来：
“他们身处国王的门户；四面八方都是许多敌对的部族和城市；无人再为他们提供市场；他们远离希腊不下一万司塔迪；没有向导引路；在回家乡的路上横断着无法渡过的河流；跟随居鲁士进行此次长征的波人也背弃出卖了他们；他们被困此地，连一个骑兵支持都没有；很显然，如果他们胜利，不能杀伤任何人，而如果战败则无一人得活。”
然而之后的卷帙以纷繁的细节强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身处国王门户，但以少胜多打败了国王的军队；他们四周都是敌人，但却在许多时候展现出了谈判的友好；他们难寻市场，但以武力逼迫别人提供市场；他们没有向导，就以俘虏为向导；没有骑兵，他们就组建骑兵；没有射手，他们就训练射手；面对河流天险，他们以智慧渡过；面对背叛，他们坚守着信义与虔诚。
古典美德在一个四面临敌，并且全然被城邦遗弃和放逐的处境下，似乎只能在军事的纪律中能够保持它的尊严：军队的将领往往由选举产生，而将领的重大决策都经过全军的举手表决；对于与任何敌人达成的盟约，即使对方背弃信义也绝不食言；无论战局如何，索要和厚葬战友的尸体都是一件必须完成的责任；即使军队分裂成三，也绝不离弃一支被围困山头的队伍，并且最终要找回彼此；勇士在滚石与流矢中奋勇向前，智慧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困境危局；对希腊的忠诚始终与队伍同在，对神祗的虔诚在每一次祭献中显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译版序言中的表述才能得到出于民族自尊心以外的理解，古典世界的秩序与崇高在一种极端的军事纪律中流露出来，然而这种在纪律之内的流露却必然伴随着军事本身的残酷与罪恶，对残存秩序的悲壮坚守意味着更大秩序体系的崩解。
因而在冰冷的军事纪律与军事札记的叙事之下，是一条洋溢着悲壮与激情的心流：这些士兵们因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战争背井离乡，深入陌生之境，却失去了领袖与将士，此时他们离家万里，但回家的炽热信念在荆棘之境中硬生生开出一条血与火的道路。他们一起在这片蛮荒之地上颠沛流离，四面临敌，即使四分五裂也要找回彼此，“只要他们还在一起，他们就将国家放在心中。” 回乡的信念，以及它所意味的对故土的热爱与企盼，其实是军事纪律的深层支撑。在这个意义上，《长征记》中所记叙的这样一场返乡之旅，似乎构成了某种宏大的象征。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世界的衰落同时伴随着城邦秩序的解体，神话与习俗所维持的古典美德在新世界里摇摇欲坠，虽然昔日的荣光似乎仍旧触手可及，但历史的巨轮已将天地偷换。《长征记》据推测在色诺芬晚年时才发表，似乎是因为它能代表他的写作意图。 这不能不让我们觉得，雅典城邦对他的放逐是对这一次返乡之旅巨大的讽刺。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这场远征也是一场类似的放逐——不仅是身在异国，而且是心无所依。色诺芬似乎在调和这种蝗虫般的处境与崇高的尊严之间的关系：当心灵难以找到曾经皈依的故土，那个抽象的家园仍然有一点落日前的余晖，是行旅中一直往西的方向。在惨淡的现实处境与对理想的祈求之间，色诺芬可以“不直接讨论人们身为蝗虫的事实，而讨论成为蝗虫的最佳方式” ，为无义之师寻求到一种接近“正义”的秩序。《长征记》中大段呈现的激动人心的演讲充斥着一种崇高的诉求，色诺芬组织军队，指挥战斗，宽容为怀，守护团结，坚持对希腊的忠诚和对神祗的信仰，并且反复强调希腊往日的荣光。在无限琐碎和平常的灰色细节中，这些信念如同英雄凯歌的金色旋律，在苍茫的大地上回荡，但却激发出一种悲戚的回响。
悲戚的极致在我看来并不在于那些为战事所困的最绝望的时刻，而是在于故事的结尾，在回到小亚细亚西部以后，军队开始逐渐解体，色诺芬在绝境中所维系的军事美德在这里似乎戛然告终，士兵杀掉使者，个人迷惑军队，在与其他希腊军队合并之前，军士们甚至愤然指控色诺芬，而这个在各种时刻都对他们不离不弃的领导者，以叙事中罕见的激动情绪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与失望。在《长征记》草草结尾的那一瞬间，悲凉压过了金色的凯歌。
在《长征记》写作的那个年代，历史还没有完全成为实证意义上的历史，它尚未完全摆脱文学的母体。然而《长征记》却在一种几乎是史料的客观记叙中营造了一种宏大的悲壮氛围，这与它的叙述主题、结构与手法是密不可分的。此时再让我们回到长征记的写作本身，第三人称的疏离感造成了叙述中相当的克制，那些最残酷和最绝望的镜头都变成和其他细节一样的平铺直叙，但就是在这样的行文中，在没顶的无休止的接近重复的战争细节中，一种让人屏息的绝望感沁入骨髓，然而另一支极力抵抗这种彻底的蝗虫般处境的声音，极力在贫瘠的流沙中挣扎着不被湮没的声音，甚至是雄浑嘹亮的声音支撑着前进的步伐——向不可即的故土前进。然后我才觉得，那声音是一曲挽歌，是一曲饱含热爱与坚守的挽歌，但终究只是挽歌，歌声无法粘合破碎的世界。在一种以有限尊严背负整个世界废墟的敌意的长征深处，是一种巨大的空虚与执拗，在古典世界中这是一种慷慨的悲壮，但在今天的现代世界中，这只是一种萦绕不散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