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生命的痕迹——梁漱溟先生手迹
时间：2013年1月20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从事著述撰写之事，常有人喻为“笔耕”。这一譬喻很形象、很生动。以种植为业的农人，终年辛勤劳作于田野，必须付出大量劳动，流淌许多汗水，才有好收成。如同农人一样，以“笔耕”为自己的工作之人，也只有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付出无数心血，最后才能提出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见解，献给社会，成为社会的一份精神财富。这些思想见解就是“笔耕”之人所收得的“果实”，而这种“果实”的具体体现，就是那形成文字的手迹。
这些文稿所体现的思想成果，饱含着梁老这位“笔耕”之人的心血，是来之不易的。何以说是来之不易呢？我们从他以下所说的话里，或许能得到一些解答。
“我这个人本来是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当我“眼前若有了两个道理，心中便没了道理，很是不安，却又丢不下，如是就占住了脑海”。这样，我“对一个问题肯用心思，便对这个问题自然有了主见”，即“自家有判别”。“只有自己先有主见，或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而触处皆是问题，憬然于道理之难言，既不甘随便跟着人家说，尤不敢轻易自信”。就如此再三再四思索，寻求解答。“因为这样，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地变，不能自休，就成就今日这个样子。”简单地说，我“就从这样沾滞脾气而有这个东西出来”。这话或可这样去理解，即在寻求问题的解答中，自己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或那“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倔劲帮助了他，使他有所成就。
以上这些话，是梁老在完成其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所说。我们是否可以从中理会一些他“笔耕”经历的曲折与艰辛呢？
在1949年撰成《中国文化要义》后，在此书的《自序》中，他再次谈到“笔耕”中的心得。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然却须知，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生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还应明白这些深刻的见解思想是“朝夕寤寐以求之的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
以上是梁老就其一生关心的中国问题——如何“笔耕”而说的。他还就其一生关心的另一大问题，即对人生问题是如何苦苦寻求作解答，对此他说过这样的话：
“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不能自已。”于是“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觉走向哲学，出入乎东西百家”。“又当其沉潜于人生问题，反复乎出世与入世，其所致力者，盖不徒在见闻思辨之内，见闻思辨之外，大有事在。这又是与一般哲学家不同处。异同得失，且勿置论。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的为人行事。”
由此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人生问题上“笔耕”以寻求解答，并非限于伏案工作，还有其前其后之思辨功夫；而在反复思辨之外，还须有力行实践。因为人生的学问“贵力行，而不尚思辨；思辨乃为力行而用，舍力行而用思辨，曾未之前闻”（《读熊著各书书后》）。可见必须思辨与力行相结合，才有深刻的人生见解思想可言。这样看来，这些文稿手迹的意义远超乎文字形体之间了。
至于对梁老手迹从书法角度加以审视，也无不可。如书法界有人评说他的行书是“清雅恬淡而又坚挺绵密”，多是给予肯定的。可是梁老对这类评说曾“表白”说：“我夙无临池功夫”“从来于任何碑帖书法不加理会”“因有待致力之事正多也。”常言道：“书如其人。”手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的性格与人品。这样说来，手迹亦可视为个人生命的一种痕迹了。
那么是否可以说，手迹既可见出其为学之道，又能反映其性格与品格。如今出版这些文稿手迹选，其用心大致就在于此。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独具风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早岁信佛而后归儒，亦不废佛；以中学学历而执教北京大学。壮年辞去教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发起民盟，为调停国共奔走呼号。1949年后屡受批判而始终不屈，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生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相号召，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文稿手迹选》系一代国学宗师梁漱溟先生文稿手迹最大规模的集结出版，采用高清扫描、原色影印、特种纸张、国际开本、函套精制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呈现作者手稿原初状态。
原文地址：http://news.idoican.com.cn/zgwenhuab/html/2013-01/20/content_4659698.htm?div=-1
从事著述撰写之事，常有人喻为“笔耕”。这一譬喻很形象、很生动。以种植为业的农人，终年辛勤劳作于田野，必须付出大量劳动，流淌许多汗水，才有好收成。如同农人一样，以“笔耕”为自己的工作之人，也只有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付出无数心血，最后才能提出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见解，献给社会，成为社会的一份精神财富。这些思想见解就是“笔耕”之人所收得的“果实”，而这种“果实”的具体体现，就是那形成文字的手迹。
这些文稿所体现的思想成果，饱含着梁老这位“笔耕”之人的心血，是来之不易的。何以说是来之不易呢？我们从他以下所说的话里，或许能得到一些解答。
“我这个人本来是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当我“眼前若有了两个道理，心中便没了道理，很是不安，却又丢不下，如是就占住了脑海”。这样，我“对一个问题肯用心思，便对这个问题自然有了主见”，即“自家有判别”。“只有自己先有主见，或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而触处皆是问题，憬然于道理之难言，既不甘随便跟着人家说，尤不敢轻易自信”。就如此再三再四思索，寻求解答。“因为这样，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地变，不能自休，就成就今日这个样子。”简单地说，我“就从这样沾滞脾气而有这个东西出来”。这话或可这样去理解，即在寻求问题的解答中，自己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或那“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倔劲帮助了他，使他有所成就。
以上这些话，是梁老在完成其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所说。我们是否可以从中理会一些他“笔耕”经历的曲折与艰辛呢？
在1949年撰成《中国文化要义》后，在此书的《自序》中，他再次谈到“笔耕”中的心得。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然却须知，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生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还应明白这些深刻的见解思想是“朝夕寤寐以求之的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
以上是梁老就其一生关心的中国问题——如何“笔耕”而说的。他还就其一生关心的另一大问题，即对人生问题是如何苦苦寻求作解答，对此他说过这样的话：
“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不能自已。”于是“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觉走向哲学，出入乎东西百家”。“又当其沉潜于人生问题，反复乎出世与入世，其所致力者，盖不徒在见闻思辨之内，见闻思辨之外，大有事在。这又是与一般哲学家不同处。异同得失，且勿置论。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的为人行事。”
由此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人生问题上“笔耕”以寻求解答，并非限于伏案工作，还有其前其后之思辨功夫；而在反复思辨之外，还须有力行实践。因为人生的学问“贵力行，而不尚思辨；思辨乃为力行而用，舍力行而用思辨，曾未之前闻”（《读熊著各书书后》）。可见必须思辨与力行相结合，才有深刻的人生见解思想可言。这样看来，这些文稿手迹的意义远超乎文字形体之间了。
至于对梁老手迹从书法角度加以审视，也无不可。如书法界有人评说他的行书是“清雅恬淡而又坚挺绵密”，多是给予肯定的。可是梁老对这类评说曾“表白”说：“我夙无临池功夫”“从来于任何碑帖书法不加理会”“因有待致力之事正多也。”常言道：“书如其人。”手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的性格与人品。这样说来，手迹亦可视为个人生命的一种痕迹了。
那么是否可以说，手迹既可见出其为学之道，又能反映其性格与品格。如今出版这些文稿手迹选，其用心大致就在于此。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独具风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早岁信佛而后归儒，亦不废佛；以中学学历而执教北京大学。壮年辞去教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发起民盟，为调停国共奔走呼号。1949年后屡受批判而始终不屈，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生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相号召，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文稿手迹选》系一代国学宗师梁漱溟先生文稿手迹最大规模的集结出版，采用高清扫描、原色影印、特种纸张、国际开本、函套精制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呈现作者手稿原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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