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许舜英《大量流出》《我不是一本型录》编辑小记
许舜英是我来广西师大出版社签下的第一位作者。
三年多前一个午后，我致电告知她现在从事出版行业，而第一时间想推荐给大陆读者的，就是她的作品。
那时候，距离《大量流出》繁体版的问世已经将近九年，而这本“奇书”也早已绝版，坊间文案、指导、总监竞相传阅复印版；《我不是一本型录》在港台地区正热销；《古着文本+购物日记》还在概念成型中。
那时候，大陆有一本杂志叫《明日风尚》——当然现在仍有，却不是一回事。许舜英是特约撰稿，陆智昌是艺术总监。这是他们的“首度合作”，两位素昧蒙面，却都对对方赞赏有加，许舜英是非常爱书之人，她觉得陆智昌对“阅读的设计”是优雅而恰如其分的，而心里早有想法，如果要在大陆出版作品，一定要拜托陆老师来操刀设计。
许舜英非常认真谨慎，当然这与她的创意理念和生活概念并不相左。多数读过她文字的人都会去假想一个挑剔、苛刻、难搞的许舜英，而忽略了一切建立于专业度这一背景。其实“说服”许舜英全凭一点：在她看来，你是否够专业，从而能够让她安心交付她的创作。于是，从2009年底，我们赴沪与许舜英交流编辑出版规划，到2010年4月，许舜英来京与陆智昌首次碰面，这之间差不多过去了半年，编辑方案基本确定，该项目进入了如何实际操作的阶段。
四月份的会面至今记忆犹新，北京的四月天飞沙走石，“无烟不欢”的我们却没事儿人般坐在世贸天阶的室外咖啡座边抽边聊，许舜英穿一件Comme des Garcons大衣，不时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他们聊的大多数问题似乎与出版的关键流程及具体操作无关，现在回想就如电影《一代宗师》里宫宝森和叶问掰饼那场戏，但不是较量，而是问道。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确实很少有作者为了自己的书与设计师那么坐下来面对面谈自己，而对于陆智昌来讲，他也不亦乐乎，毕竟他知道，要用书的设计来传达理念及态度，这样的谈话不可多得。“其实在我看来，书就是文字的装置”；“我喜欢看上去不太快乐的事物”；“克制在我看来是种美德也是种审美”；“如果让我做汉堡的广告，我一定不会想到它有多好吃多实惠，也许是冰箱、大象或其他任何别的，但绝不是汉堡”……就是这样的谈话，却让双方都明确了要开始着手做这个案子的决心。最后许舜英就交代了一句：那这两本书就拜托陆老师和出版社了，我完全没有时间的顾虑，相信你们做成什么样都有自己的理由和专业的考量。这样的信任和托付，让我们对这两本书倍加用心。
到了具体操作层面，我们开始就开本、版式、用料、工艺进行细致的规划和讨论。也是从这两本书开始，我才算真正同陆智昌老师紧密合作，从而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做书的观念、乐趣与艰辛。
最早定下的是两本书的开本。这两本书出版相隔将近十年，在内容上其实无大联系，一本更接近许舜英所说的“文字的装置”，一本则更像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读物。既然确定两本同时推出，就必须考虑并想象它们摆在一起时的面貌：既要相映成趣，又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既然无法在开本上实现一致，那干脆，一本放大，大到仪式感；一本缩小，小到能装进口袋。
开本确定后，陆老师和我开始讨论用纸，用什么纸呢？我们的共识是不能太白，甚至要比米白再黄一些，含纸浆成分要够高，手感要柔和，书要很趁手好翻，让它有点“女性”特质。于是我们开始选择几种纸做dummy，其中一种是日本的书纸，一种是芬兰的轻质涂层纸，当做成dummy后，芬兰纸翻阅手感和呈色的优越性就体现了出来，它似乎更适合用来制作许舜英的这两本书。然后，问题来了，由于两书都非常规开本（《大量流出》[185*250]《我不是一本型录》[115*165]）代理芬兰进口纸的香港纸行没有现货，需要预定生产，于是从选择用料开始，我们就踏上了于今后而言漫长的路程。既然需要预定，工期加运输在三个月左右，我们就根据开本定制了合开的特殊规格的纸张，并等待从海外走海运抵达，所以，内文用纸的问题算是解决，可以暂时将精力集中到版式与封面的设计及工艺上。
《大量流出》繁体版的版式很“炫”，肯定很多读者会有印象，在新世纪初有一段时间的版式设计非常“特别”，图文混排、字体混排、横竖版混排……繁体版《大量流出》就是这种状态，它确实呈现了文字的装置化，一种纷繁并置的躁动、奢华和现象感，有点David Carson和服部一成附体的感觉。当初《大量流出》的话题性，很多也来自它的设计，还有包括锡箔纸的包装，它的物质性和商品化让人联想到Damien Hirst。但十年后的许舜英作品，仍然应该是这样的么？从她希望陆智昌操刀设计开始，我想她就有了不一样的考量。对于简体版的《大量流出》，对于十年后的许舜英，陆智昌给出了不一样的方案，即使都是“文字的装置”，也许Damien Hirst是一种，而简体版的《大量流出》，则应该更像Donald Judd，克制而更注重阅读本身，却又善用原先的摄影作品，从而形成文本与图片的互文。按照陆智昌的说法：这本书要在繁体版的程度上做减法，抛弃一切影响阅读的因素，并做出永远不过时的样貌。而《我不是一本型录》也是一样，繁体版是基于PPAPER杂志的再设计，但基本保留了PPAPER惯有的设计语汇：概念化摄影彩图配以访谈双色文字，它无可厚非的漂亮，但既然从杂志结集变为书，是否应该更突出书的特质呢？于是，我们将原先每个章节中的精彩语录和篇章页都提到书的前面，做成了一个近乎“导读”的版块。读者翻开这本书时，可以先根据前面彩色的导读版块进入阅读状态，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点选择跳读。这也同这本书做成小开本口袋本不无关系，这样无论读者在公共交通上、等人时、坐咖啡馆时，都可以随手拿出来，即兴翻阅感兴趣的段落。所以，书的设计也和产品一样，所有审美与风格导向最后都趋于功能性，我想这就是体贴与恰当。当然，这只是整体调性的把握和确定，由于从内文的用料开始这两本书的成本就比普通书高出好多，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在版式上做精打细算的设计、调整，以期能更精确地控制印刷成本，又不影响整体的呈现。大致的原则是，可以避免四色或专色印刷的地方尽量避免，于是前前后后，我们调整过不下五次版式，包括字体、字色、图片尺寸……每次打样时总默默告诉自己：这应该是最后一遍了！而通常陆老师都会苛刻地对自己提出意见再做修改。曾经听陆老师说过自己做封面设计时，如果时间不紧张，他都会将传统打样封面摆在家中，看上一两个月，直到看到顺眼，觉得可以下厂印刷为止。当时不以为意，现在才觉，不要说封面，我想对于内文版式，陆老师也巴不得能够给他两个月时间盯着看，调调改改再定稿。
如果大家觉得这已经差不多了，这还真是未过半。做完以上这些工作，其实才是2011年8月份，似乎再做个封面，这两本书再怎么也能赶在2012年初出版吧？——我当时也是这么计划的。而正是两本书的封面，让出版日期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后。
陆老师一次拿来两本国外的本子，软精装的封皮，柔而韧，它可以弯成很大的弧度，但是复型又很好，特别是外面的裱纸，一种之前未见过的材质，似纸非纸，似布非布，有日本粗麻布的纹路，却有裱纸优于裱布的工艺加工特性，薄而韧，好裱壳，好烫印，不易脱色，不易起毛。我们看到的第一眼，脑中就有了许舜英两本书该有的模样，达成共识：就用这些材料！于是开始各处询问来源。其实这样的软精装，内里的卡纸是筋骨，外面的裱纸是血肉，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两者都不可缺。最先确定的是“筋骨”：美国黑卡。这种黑卡纸没有顺不顺纹一说，它在各个方向的韧度和恢复性都很好，可以任意挝都不变形，通常它拿来做软精装高端记事本的封面内里，手感一流，但是它比普通卡纸贵出好几倍，所以国内很少有软精装会用这种材质。而我又是没法凑合的人，看到过最好的，若因为成本回头再退而求其次，总能在心里挑出一堆毛病，最后来说服自己精益求精，对于这两本书，美国黑卡就这么定了下来，并调好货备用，觉得离成书又近一步。
下一步当然是裱纸，前面提到的那一深一浅卡其和米色的特种纸来自伦敦的一家纸行，拜托代理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这两种纸因为价格高，产量低，很少库存现货，而我们制作此批书所需的用量也没有达到英国这家公司生产的基本量，所以无法定制，只能等待有其他客户定制时将我们的生产订单合进去一同生产出货，而至于谁，在什么时候会定制这批纸却是个未知，也许一两个月，也许一两年。这不确定性让我们对此材料望而却步，从而开始寻求“替代品”。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麻布，那段时间，我几乎翻遍了全国所有纸行的裱布样，不要说是陆老师，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从这浩如烟海的布样中挑出能与这两本书相配的裱布：纸行的布太常规，虽品种色彩繁多，但都大同小异，欠缺质感，不是颜色不对，就是纹理不对。因为此时已经购买了高价的美国黑卡，似乎只能照着这样的思路深入下去，没法回头去考虑传统精装和平装的可能。至此，我和陆老师也都笃定地认为，这两本书，要在质感和细节上做文章，最后一个存在感较弱的烫印与之相配就很好，而不是走照片、图样、炫技路线，所以，封面裱纸（布）和烫印就变得至关重要，几乎是成败关键——陷入僵局——首先是布面材料不满意，其次是即使采用现有布面材料，我们对布面烫印的效果也不满意。就在这当口，我认识了当时正起家做letterpress独立纸品设计的孙杨。他那时刚做出一批用麻布和烫金机手工制作的口袋型笔记本，而我们试过多遍而不得的效果，他却能比较到位地呈现。于是那段时间，我不断上门请教孙杨烫印工艺的问题，甚至有想过与他合作的可能，但是因为毕竟是批量生产而不是工作室性质的手艺活儿，最后还是未能实现，但孙杨潜心琢磨，不断钻研的劲头使我们倍受鼓舞。他以一己之力，解决国内所有出版社及印厂都未能很好解决的布面烫印问题，这让我不得不跳出原有做书的框架和惯性去拓宽思路和手段：纸行的裱布也不就是在布上裱一层热烫纸么？为什么不可以跳出纸行的范畴自己去布料供应商处挑布，然后委托纸行加工裱一层热烫纸呢？豁然开朗，于是，我那段时间去的最多的地方：北京南城木樨园布料批发市场。第一次去那时，简直是另一番天地，从没有选择到太多可能：日本棉麻、涂层麻、竹节麻、印花细布……执著于材质的人不可自拔，挑得不亦乐乎，并想象它们各自做成书的样子，询价、剪布样，再带回去和陆老师讨论，陆老师看到这些布样也很兴奋，又开始着手调整封面设计方案。而等我再回去找当时的匹布深入方案时，却发现很多都已经售罄。原来我去的那个市场是专门销售外贸布料尾货的，有时候一些布匹的供货非常不稳定，有些量也不多。所以，了解行情之后，我再回去计算两书用布量，开始以量为前提询问合适的布料：之前的兴奋大打折扣，几乎90%看中的布料都没有那么大的库存量供这两本书的制作，而剩下10%的价格从加工、运输再到裱封，已经快超过最初设定的那款英国麻纹裱纸的价格——又是两难——是继续费时费力，以期在布料市场找到一种质优量足的货源，还是回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重新投入传统纸行供货渠道，做一本有惊无险的书？此时已是2012年初，距离签下两书合约已两年，在此境地，实在尴尬至极，陆老师和我都不想凑合，继续寻找可能出路，但从时间成本、营销契机、选题周期来讲，若再往后拖，都将会变得越来越被动。于是，算是为了促使自己赶紧想对策，我将两书的内文先下厂印刷并装订了，另一头，与陆老师再沟通实践各种方案。时间过得快，经我手的其他书一本本都出版，而这份“初心”，也成了“隐痛”。这期间，许舜英从来没因书迟迟未出版而打过一次电话询问，我中间也只有在关键节点时会邮件告知进度，她总是回复表示完全理解，让我深深感动。同事也时常关切询问《大量流出》啥时候开始“流”，我总打趣：再憋会儿，憋越久，量越大。当时信誓旦旦许下豪愿：2011年底出版！2012年理想国沙龙时出版！2012年初出版！到最后总觉自己像“狼来了”里不靠谱的牧童，难免有读者怀疑和责难。这些压力，都不及书本身的问题令我困扰。从而开始生出对所谓出版的“平衡”的思考：如果两年前，以80分的面貌出版这两本作品，迎合各种契机和热度；现在，为了趋近100分而顶着各方压力去守住做书的本分与文字的尊严，最后，到底哪者才是更优选择？我想这并没有答案。过去的总归过去，而需直面的，就必须迎头。
到2012年8月，有次因为其他书的设计问题同陆老师回头再聊到这两本书的困境，也将自己的困惑与他探讨，这两年，他确实也没少为这两本书操心，有时我太忙有所懈怠时，反而是他督促我去跟进和思考。那次谈话中，我们又回到做这两本书的“初心”，用最好的质感来呈现许舜英的文字，于是回顾这每一步走来：芬兰纸、美国黑卡、日本麻、海德堡letterpress烫印……有确定的，有失败的，有遗憾的，但每次的搜寻和实践，都是对出版的一次体认和试图改进的决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当初的那种伦敦的麻纹纸哦？其实用它还是最好。”陆老师无意的一句话，突然点醒了我，我似乎在这寻寻觅觅中已经淡忘了当初这些寻觅所要的就是接近这伦敦麻纹纸的效果。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重新联系当时那家英国的纸行，而令人惊喜的，由于经济危机或是出版不景气，现在这家纸行的库存竟然够这两本书的制作了！当时各种“暮然回首”、“踏破铁鞋”、“船到桥头”在心中奔腾，三个月的备货和海运期，现款结算——可以接受！——也许是缘分，也许这两本书本就是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时机一到，它们就在那儿了，兀自闪光。
前几天，我将制作好的两本书送到陆老师手头，也将让许舜英等待了两年有余的作品寄了出去。陆老师捧在手中摩挲着，用他那广东普通话笑着说：“嗯，就是我们当初想要的样子，现在看来，这两本书等上个两年还是值得的喔！”到这一刻，我才真算一块石头落地，却没有了任何感慨，也没有了当初心心念念要在两书出版时写下特“许舜英”的概念营销文案和书评的冲动，而只愿老老实实地将两书的编辑制作历程大概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当然可能还是会有读者觉得书贵，而我也有权以沉默来保持各种尊严，毕竟，不是所有书，都耗得起过去的时间，经得起将来的时间。若相遇了，就当是久别重逢吧！我相信，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三年多前一个午后，我致电告知她现在从事出版行业，而第一时间想推荐给大陆读者的，就是她的作品。
那时候，距离《大量流出》繁体版的问世已经将近九年，而这本“奇书”也早已绝版，坊间文案、指导、总监竞相传阅复印版；《我不是一本型录》在港台地区正热销；《古着文本+购物日记》还在概念成型中。
那时候，大陆有一本杂志叫《明日风尚》——当然现在仍有，却不是一回事。许舜英是特约撰稿，陆智昌是艺术总监。这是他们的“首度合作”，两位素昧蒙面，却都对对方赞赏有加，许舜英是非常爱书之人，她觉得陆智昌对“阅读的设计”是优雅而恰如其分的，而心里早有想法，如果要在大陆出版作品，一定要拜托陆老师来操刀设计。
许舜英非常认真谨慎，当然这与她的创意理念和生活概念并不相左。多数读过她文字的人都会去假想一个挑剔、苛刻、难搞的许舜英，而忽略了一切建立于专业度这一背景。其实“说服”许舜英全凭一点：在她看来，你是否够专业，从而能够让她安心交付她的创作。于是，从2009年底，我们赴沪与许舜英交流编辑出版规划，到2010年4月，许舜英来京与陆智昌首次碰面，这之间差不多过去了半年，编辑方案基本确定，该项目进入了如何实际操作的阶段。
四月份的会面至今记忆犹新，北京的四月天飞沙走石，“无烟不欢”的我们却没事儿人般坐在世贸天阶的室外咖啡座边抽边聊，许舜英穿一件Comme des Garcons大衣，不时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他们聊的大多数问题似乎与出版的关键流程及具体操作无关，现在回想就如电影《一代宗师》里宫宝森和叶问掰饼那场戏，但不是较量，而是问道。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确实很少有作者为了自己的书与设计师那么坐下来面对面谈自己，而对于陆智昌来讲，他也不亦乐乎，毕竟他知道，要用书的设计来传达理念及态度，这样的谈话不可多得。“其实在我看来，书就是文字的装置”；“我喜欢看上去不太快乐的事物”；“克制在我看来是种美德也是种审美”；“如果让我做汉堡的广告，我一定不会想到它有多好吃多实惠，也许是冰箱、大象或其他任何别的，但绝不是汉堡”……就是这样的谈话，却让双方都明确了要开始着手做这个案子的决心。最后许舜英就交代了一句：那这两本书就拜托陆老师和出版社了，我完全没有时间的顾虑，相信你们做成什么样都有自己的理由和专业的考量。这样的信任和托付，让我们对这两本书倍加用心。
到了具体操作层面，我们开始就开本、版式、用料、工艺进行细致的规划和讨论。也是从这两本书开始，我才算真正同陆智昌老师紧密合作，从而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做书的观念、乐趣与艰辛。
最早定下的是两本书的开本。这两本书出版相隔将近十年，在内容上其实无大联系，一本更接近许舜英所说的“文字的装置”，一本则更像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读物。既然确定两本同时推出，就必须考虑并想象它们摆在一起时的面貌：既要相映成趣，又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既然无法在开本上实现一致，那干脆，一本放大，大到仪式感；一本缩小，小到能装进口袋。
开本确定后，陆老师和我开始讨论用纸，用什么纸呢？我们的共识是不能太白，甚至要比米白再黄一些，含纸浆成分要够高，手感要柔和，书要很趁手好翻，让它有点“女性”特质。于是我们开始选择几种纸做dummy，其中一种是日本的书纸，一种是芬兰的轻质涂层纸，当做成dummy后，芬兰纸翻阅手感和呈色的优越性就体现了出来，它似乎更适合用来制作许舜英的这两本书。然后，问题来了，由于两书都非常规开本（《大量流出》[185*250]《我不是一本型录》[115*165]）代理芬兰进口纸的香港纸行没有现货，需要预定生产，于是从选择用料开始，我们就踏上了于今后而言漫长的路程。既然需要预定，工期加运输在三个月左右，我们就根据开本定制了合开的特殊规格的纸张，并等待从海外走海运抵达，所以，内文用纸的问题算是解决，可以暂时将精力集中到版式与封面的设计及工艺上。
《大量流出》繁体版的版式很“炫”，肯定很多读者会有印象，在新世纪初有一段时间的版式设计非常“特别”，图文混排、字体混排、横竖版混排……繁体版《大量流出》就是这种状态，它确实呈现了文字的装置化，一种纷繁并置的躁动、奢华和现象感，有点David Carson和服部一成附体的感觉。当初《大量流出》的话题性，很多也来自它的设计，还有包括锡箔纸的包装，它的物质性和商品化让人联想到Damien Hirst。但十年后的许舜英作品，仍然应该是这样的么？从她希望陆智昌操刀设计开始，我想她就有了不一样的考量。对于简体版的《大量流出》，对于十年后的许舜英，陆智昌给出了不一样的方案，即使都是“文字的装置”，也许Damien Hirst是一种，而简体版的《大量流出》，则应该更像Donald Judd，克制而更注重阅读本身，却又善用原先的摄影作品，从而形成文本与图片的互文。按照陆智昌的说法：这本书要在繁体版的程度上做减法，抛弃一切影响阅读的因素，并做出永远不过时的样貌。而《我不是一本型录》也是一样，繁体版是基于PPAPER杂志的再设计，但基本保留了PPAPER惯有的设计语汇：概念化摄影彩图配以访谈双色文字，它无可厚非的漂亮，但既然从杂志结集变为书，是否应该更突出书的特质呢？于是，我们将原先每个章节中的精彩语录和篇章页都提到书的前面，做成了一个近乎“导读”的版块。读者翻开这本书时，可以先根据前面彩色的导读版块进入阅读状态，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点选择跳读。这也同这本书做成小开本口袋本不无关系，这样无论读者在公共交通上、等人时、坐咖啡馆时，都可以随手拿出来，即兴翻阅感兴趣的段落。所以，书的设计也和产品一样，所有审美与风格导向最后都趋于功能性，我想这就是体贴与恰当。当然，这只是整体调性的把握和确定，由于从内文的用料开始这两本书的成本就比普通书高出好多，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在版式上做精打细算的设计、调整，以期能更精确地控制印刷成本，又不影响整体的呈现。大致的原则是，可以避免四色或专色印刷的地方尽量避免，于是前前后后，我们调整过不下五次版式，包括字体、字色、图片尺寸……每次打样时总默默告诉自己：这应该是最后一遍了！而通常陆老师都会苛刻地对自己提出意见再做修改。曾经听陆老师说过自己做封面设计时，如果时间不紧张，他都会将传统打样封面摆在家中，看上一两个月，直到看到顺眼，觉得可以下厂印刷为止。当时不以为意，现在才觉，不要说封面，我想对于内文版式，陆老师也巴不得能够给他两个月时间盯着看，调调改改再定稿。
如果大家觉得这已经差不多了，这还真是未过半。做完以上这些工作，其实才是2011年8月份，似乎再做个封面，这两本书再怎么也能赶在2012年初出版吧？——我当时也是这么计划的。而正是两本书的封面，让出版日期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后。
陆老师一次拿来两本国外的本子，软精装的封皮，柔而韧，它可以弯成很大的弧度，但是复型又很好，特别是外面的裱纸，一种之前未见过的材质，似纸非纸，似布非布，有日本粗麻布的纹路，却有裱纸优于裱布的工艺加工特性，薄而韧，好裱壳，好烫印，不易脱色，不易起毛。我们看到的第一眼，脑中就有了许舜英两本书该有的模样，达成共识：就用这些材料！于是开始各处询问来源。其实这样的软精装，内里的卡纸是筋骨，外面的裱纸是血肉，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两者都不可缺。最先确定的是“筋骨”：美国黑卡。这种黑卡纸没有顺不顺纹一说，它在各个方向的韧度和恢复性都很好，可以任意挝都不变形，通常它拿来做软精装高端记事本的封面内里，手感一流，但是它比普通卡纸贵出好几倍，所以国内很少有软精装会用这种材质。而我又是没法凑合的人，看到过最好的，若因为成本回头再退而求其次，总能在心里挑出一堆毛病，最后来说服自己精益求精，对于这两本书，美国黑卡就这么定了下来，并调好货备用，觉得离成书又近一步。
下一步当然是裱纸，前面提到的那一深一浅卡其和米色的特种纸来自伦敦的一家纸行，拜托代理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这两种纸因为价格高，产量低，很少库存现货，而我们制作此批书所需的用量也没有达到英国这家公司生产的基本量，所以无法定制，只能等待有其他客户定制时将我们的生产订单合进去一同生产出货，而至于谁，在什么时候会定制这批纸却是个未知，也许一两个月，也许一两年。这不确定性让我们对此材料望而却步，从而开始寻求“替代品”。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麻布，那段时间，我几乎翻遍了全国所有纸行的裱布样，不要说是陆老师，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从这浩如烟海的布样中挑出能与这两本书相配的裱布：纸行的布太常规，虽品种色彩繁多，但都大同小异，欠缺质感，不是颜色不对，就是纹理不对。因为此时已经购买了高价的美国黑卡，似乎只能照着这样的思路深入下去，没法回头去考虑传统精装和平装的可能。至此，我和陆老师也都笃定地认为，这两本书，要在质感和细节上做文章，最后一个存在感较弱的烫印与之相配就很好，而不是走照片、图样、炫技路线，所以，封面裱纸（布）和烫印就变得至关重要，几乎是成败关键——陷入僵局——首先是布面材料不满意，其次是即使采用现有布面材料，我们对布面烫印的效果也不满意。就在这当口，我认识了当时正起家做letterpress独立纸品设计的孙杨。他那时刚做出一批用麻布和烫金机手工制作的口袋型笔记本，而我们试过多遍而不得的效果，他却能比较到位地呈现。于是那段时间，我不断上门请教孙杨烫印工艺的问题，甚至有想过与他合作的可能，但是因为毕竟是批量生产而不是工作室性质的手艺活儿，最后还是未能实现，但孙杨潜心琢磨，不断钻研的劲头使我们倍受鼓舞。他以一己之力，解决国内所有出版社及印厂都未能很好解决的布面烫印问题，这让我不得不跳出原有做书的框架和惯性去拓宽思路和手段：纸行的裱布也不就是在布上裱一层热烫纸么？为什么不可以跳出纸行的范畴自己去布料供应商处挑布，然后委托纸行加工裱一层热烫纸呢？豁然开朗，于是，我那段时间去的最多的地方：北京南城木樨园布料批发市场。第一次去那时，简直是另一番天地，从没有选择到太多可能：日本棉麻、涂层麻、竹节麻、印花细布……执著于材质的人不可自拔，挑得不亦乐乎，并想象它们各自做成书的样子，询价、剪布样，再带回去和陆老师讨论，陆老师看到这些布样也很兴奋，又开始着手调整封面设计方案。而等我再回去找当时的匹布深入方案时，却发现很多都已经售罄。原来我去的那个市场是专门销售外贸布料尾货的，有时候一些布匹的供货非常不稳定，有些量也不多。所以，了解行情之后，我再回去计算两书用布量，开始以量为前提询问合适的布料：之前的兴奋大打折扣，几乎90%看中的布料都没有那么大的库存量供这两本书的制作，而剩下10%的价格从加工、运输再到裱封，已经快超过最初设定的那款英国麻纹裱纸的价格——又是两难——是继续费时费力，以期在布料市场找到一种质优量足的货源，还是回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重新投入传统纸行供货渠道，做一本有惊无险的书？此时已是2012年初，距离签下两书合约已两年，在此境地，实在尴尬至极，陆老师和我都不想凑合，继续寻找可能出路，但从时间成本、营销契机、选题周期来讲，若再往后拖，都将会变得越来越被动。于是，算是为了促使自己赶紧想对策，我将两书的内文先下厂印刷并装订了，另一头，与陆老师再沟通实践各种方案。时间过得快，经我手的其他书一本本都出版，而这份“初心”，也成了“隐痛”。这期间，许舜英从来没因书迟迟未出版而打过一次电话询问，我中间也只有在关键节点时会邮件告知进度，她总是回复表示完全理解，让我深深感动。同事也时常关切询问《大量流出》啥时候开始“流”，我总打趣：再憋会儿，憋越久，量越大。当时信誓旦旦许下豪愿：2011年底出版！2012年理想国沙龙时出版！2012年初出版！到最后总觉自己像“狼来了”里不靠谱的牧童，难免有读者怀疑和责难。这些压力，都不及书本身的问题令我困扰。从而开始生出对所谓出版的“平衡”的思考：如果两年前，以80分的面貌出版这两本作品，迎合各种契机和热度；现在，为了趋近100分而顶着各方压力去守住做书的本分与文字的尊严，最后，到底哪者才是更优选择？我想这并没有答案。过去的总归过去，而需直面的，就必须迎头。
到2012年8月，有次因为其他书的设计问题同陆老师回头再聊到这两本书的困境，也将自己的困惑与他探讨，这两年，他确实也没少为这两本书操心，有时我太忙有所懈怠时，反而是他督促我去跟进和思考。那次谈话中，我们又回到做这两本书的“初心”，用最好的质感来呈现许舜英的文字，于是回顾这每一步走来：芬兰纸、美国黑卡、日本麻、海德堡letterpress烫印……有确定的，有失败的，有遗憾的，但每次的搜寻和实践，都是对出版的一次体认和试图改进的决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当初的那种伦敦的麻纹纸哦？其实用它还是最好。”陆老师无意的一句话，突然点醒了我，我似乎在这寻寻觅觅中已经淡忘了当初这些寻觅所要的就是接近这伦敦麻纹纸的效果。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重新联系当时那家英国的纸行，而令人惊喜的，由于经济危机或是出版不景气，现在这家纸行的库存竟然够这两本书的制作了！当时各种“暮然回首”、“踏破铁鞋”、“船到桥头”在心中奔腾，三个月的备货和海运期，现款结算——可以接受！——也许是缘分，也许这两本书本就是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时机一到，它们就在那儿了，兀自闪光。
前几天，我将制作好的两本书送到陆老师手头，也将让许舜英等待了两年有余的作品寄了出去。陆老师捧在手中摩挲着，用他那广东普通话笑着说：“嗯，就是我们当初想要的样子，现在看来，这两本书等上个两年还是值得的喔！”到这一刻，我才真算一块石头落地，却没有了任何感慨，也没有了当初心心念念要在两书出版时写下特“许舜英”的概念营销文案和书评的冲动，而只愿老老实实地将两书的编辑制作历程大概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当然可能还是会有读者觉得书贵，而我也有权以沉默来保持各种尊严，毕竟，不是所有书，都耗得起过去的时间，经得起将来的时间。若相遇了，就当是久别重逢吧！我相信，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