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而有趣的散文家
现今这个时代是适宜读董桥的，他的旧时月色还在不远处的天空遥照，令人沈醉驰往，而他对世间万象的洞悉又时时警醒终日营营于六便士的我们。这一套海豚版的《英华沉浮录》共六卷，是作者为香港《明报》撰写的“以语文为基石”的专栏文章汇编，既有董桥一贯风格的书话小品，又有他赏玩古物的兴观群怨，还有从1995年至1997年对香港时局变化的捕风与评议。
阅读董桥，首先收获的仍然是知识与趣味的双重享受。在我看来，玩弄古今掌故、中西八卦尚且不算董桥的看家本领，最绝妙的莫过于寻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什经由他的生花妙笔自可脱胎成半老徐娘，丰韵犹存。他的笔法诡谲特异，带给读者的乐趣亦诡谲特异，比如《胡同的名字叫百花深处》一文，至少有两枚典型的董桥烙印。一是文章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毫不相干，前文洋洋洒洒地摘录自明朝末年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骚客和商贾对北京这座城的感性捕捉，有惊于其灰尘之多的，有惧于其晓雾之阴森的，也有苦于其色调之单一的，后文才姗姗入正题，拉杂细数“北京胡同的名字真好玩”。评价的主体和客体不尽相同，前半部分偏于虚，后半部分则偏于实，甚至语言也华夷杂糅，然而结合起来竟貌离神合，水乳交融，全无半点涩味，如何可能？大抵沈祖棻评点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的妙语可援引来解惑：“前两句是真，后两句是虚，但合在一处，以虚境来补实境，并没有使读者产生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之感。这是因为它们所写，虽然虚实有异，却都服从于表现春江晚景这一主题的缘故。”董桥亦是，他还在时间和空间上开拓了文章的主题，制造虚境，落于实处，最后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铺直叙的胡同名字平添上了几分神秘，好似为个中趣味勾了芡，层叠而丰腴。董桥到此尚不罢休，他另一奇绝之处在于文末杀出的回马枪，“韦君宜先生说，民国初年雅人当道，给北京胡同起了一些雅名儿。有一位在皇宫里当奶妈的阔绰老太太住在一条胡同里，老百姓都挺尊敬她的，管这胡同叫奶子府胡同，后来嫌名字太露了，改成‘乃兹府’！……手帕胡同当年专卖手帕。头发胡同也许是卖假发的地方……”他一路数来，意兴遄飞，不意竟然笔锋陡转，“有的胡同不叫胡同，叫个雅致的名字：‘百花深处’，齐白石曾经住过，汪曾祺说：‘其实这里并没有花，一进胡同是一个公共厕所！’”经过他抑扬的调制，情致的阐发，知识在发笑。
因了这份对情致的执着，他笔下的任何事物，无论雅俗，都可逗人胡卢。有雅兴的听他谈书，谈画，谈骨董，那自然“体物缘情，皆谓臻妙”；没雅兴的听他谈谈劝菜也足以解颐。他先摘引王力先生笔下的重头好戏：“我未坐席就留意观察，主人是一个津液丰富的人。他说话除了喷出若干唾沫之外，上齿和下齿之间常有津液像蜘蛛网般弥缝着。入席以后，主人的一双筷子就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后来他劝我吃菜，也就拿他那一双曾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的筷子，夹了菜，恭恭敬敬地送到我碟子里。”董桥显然不满于单纯叫人哑然，他还故作老实地交代王力先生对古礼的恪守，吞下了这双“冲进冲出”的筷子所夹的菜，其实之后才是他老人家真正的心声，“我决定不去继承那样的国粹，坚决主张替国粹整容，饭桌上备公筷和调羹拿菜劝菜，用勺子汤瓢舀汤敬客”（《语言学家写〈劝菜〉》）。哈，经过董桥这一席直录，谁还敢继承这“冲进冲出”的“国粹”？董桥略施伎俩，成功令得王力先生的方块字“弃暗投明”，诚如罗岗借引曹丕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除却上述所言，这套《英华沉浮录》的最大特色乃是董桥的“捉字虱”，他对中英两种文字的生态“在乎得发烧”（刘绍铭语），“字虱”一经发现，格杀勿论，这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董桥对香港政界高官文化涵养的褒贬。他劝董建华读闲书，惜梁铭彦对武侠小说的钟爱，笑陈滋英看不厌兴旺发达……捉字虱的背后，实际蕴含他以文化情怀体贴世情的良苦用心。话说回来，他以周南社长对记者的一句出言不逊（“你们能不能有一个共同的录音机？如果你们没有钱，我给你们买一个啊！”）讥他小看记者的职业精神尚无可厚非，但单凭丘吉尔式的文采、智慧和胆识为指针定夺彭定康、董建华等政要的轩轾则未免失之东隅。这一点学者江弱水曾从文化层面给予批评：“董桥对文化的偏爱与厚望，似乎全都集中于在它所具有的消闲功能与装饰功能上。他也犯了自己说别人犯过的错，不太愿意承认文化是既讲精神也讲物质，一涉及文化这一话题，就总是强调它精神的一面，而且是精神上‘退一步’的一面，这样一来，也未免把文化的范围窄化了，而把文化某一方面的功能泛化了（《秾艳一枝细看取》）。”这泛化的一部分，董桥自己也有解释，他认定彭定康的冷酷果断，不在人前显露犹疑皆是博览群书的裨益，也激赏西方知识分子“敢于担当，敢于批评，感于固执”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董桥相信可以凭借官员的文化涵养来界定政治成熟（《与司徒先生闲话偷闲》）。董桥这类曲折委婉的政论或许得益于英国的文人随笔，冷峻的笔锋皆藏匿于温柔敦厚的文风之下，姑且不论这种隔靴搔痒的笔调在香港是否能止住痒感，即使置身于董桥心目中成熟的西方政治生态，或许文化熏陶的作用也会令人大失所望：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七日，Harold Nicolson的日记里记录了工党先驱领袖Keir Hardie的一席话，说是一九〇五年有个朋友对他说，下议院里的工党议员实在少得可怜。哈蒂当时回答说：“对呀，英国工人要花二十年时间才学会投票选那些跟他同一等级的人代表他。然后再花二十年时间学会不选跟他同一等级的人代表他。”（《英国大选杂念》）
照这么看来，文化倘若真有功用，大约并非有致于政治生态，而是做了党魁脚下的垫脚石？
董桥穷捉政治的字虱，除了有趣之外，还是太天真了一些。
刊于2013-1-23《中华读书报》
阅读董桥，首先收获的仍然是知识与趣味的双重享受。在我看来，玩弄古今掌故、中西八卦尚且不算董桥的看家本领，最绝妙的莫过于寻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什经由他的生花妙笔自可脱胎成半老徐娘，丰韵犹存。他的笔法诡谲特异，带给读者的乐趣亦诡谲特异，比如《胡同的名字叫百花深处》一文，至少有两枚典型的董桥烙印。一是文章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毫不相干，前文洋洋洒洒地摘录自明朝末年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骚客和商贾对北京这座城的感性捕捉，有惊于其灰尘之多的，有惧于其晓雾之阴森的，也有苦于其色调之单一的，后文才姗姗入正题，拉杂细数“北京胡同的名字真好玩”。评价的主体和客体不尽相同，前半部分偏于虚，后半部分则偏于实，甚至语言也华夷杂糅，然而结合起来竟貌离神合，水乳交融，全无半点涩味，如何可能？大抵沈祖棻评点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的妙语可援引来解惑：“前两句是真，后两句是虚，但合在一处，以虚境来补实境，并没有使读者产生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之感。这是因为它们所写，虽然虚实有异，却都服从于表现春江晚景这一主题的缘故。”董桥亦是，他还在时间和空间上开拓了文章的主题，制造虚境，落于实处，最后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铺直叙的胡同名字平添上了几分神秘，好似为个中趣味勾了芡，层叠而丰腴。董桥到此尚不罢休，他另一奇绝之处在于文末杀出的回马枪，“韦君宜先生说，民国初年雅人当道，给北京胡同起了一些雅名儿。有一位在皇宫里当奶妈的阔绰老太太住在一条胡同里，老百姓都挺尊敬她的，管这胡同叫奶子府胡同，后来嫌名字太露了，改成‘乃兹府’！……手帕胡同当年专卖手帕。头发胡同也许是卖假发的地方……”他一路数来，意兴遄飞，不意竟然笔锋陡转，“有的胡同不叫胡同，叫个雅致的名字：‘百花深处’，齐白石曾经住过，汪曾祺说：‘其实这里并没有花，一进胡同是一个公共厕所！’”经过他抑扬的调制，情致的阐发，知识在发笑。
因了这份对情致的执着，他笔下的任何事物，无论雅俗，都可逗人胡卢。有雅兴的听他谈书，谈画，谈骨董，那自然“体物缘情，皆谓臻妙”；没雅兴的听他谈谈劝菜也足以解颐。他先摘引王力先生笔下的重头好戏：“我未坐席就留意观察，主人是一个津液丰富的人。他说话除了喷出若干唾沫之外，上齿和下齿之间常有津液像蜘蛛网般弥缝着。入席以后，主人的一双筷子就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后来他劝我吃菜，也就拿他那一双曾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的筷子，夹了菜，恭恭敬敬地送到我碟子里。”董桥显然不满于单纯叫人哑然，他还故作老实地交代王力先生对古礼的恪守，吞下了这双“冲进冲出”的筷子所夹的菜，其实之后才是他老人家真正的心声，“我决定不去继承那样的国粹，坚决主张替国粹整容，饭桌上备公筷和调羹拿菜劝菜，用勺子汤瓢舀汤敬客”（《语言学家写〈劝菜〉》）。哈，经过董桥这一席直录，谁还敢继承这“冲进冲出”的“国粹”？董桥略施伎俩，成功令得王力先生的方块字“弃暗投明”，诚如罗岗借引曹丕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除却上述所言，这套《英华沉浮录》的最大特色乃是董桥的“捉字虱”，他对中英两种文字的生态“在乎得发烧”（刘绍铭语），“字虱”一经发现，格杀勿论，这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董桥对香港政界高官文化涵养的褒贬。他劝董建华读闲书，惜梁铭彦对武侠小说的钟爱，笑陈滋英看不厌兴旺发达……捉字虱的背后，实际蕴含他以文化情怀体贴世情的良苦用心。话说回来，他以周南社长对记者的一句出言不逊（“你们能不能有一个共同的录音机？如果你们没有钱，我给你们买一个啊！”）讥他小看记者的职业精神尚无可厚非，但单凭丘吉尔式的文采、智慧和胆识为指针定夺彭定康、董建华等政要的轩轾则未免失之东隅。这一点学者江弱水曾从文化层面给予批评：“董桥对文化的偏爱与厚望，似乎全都集中于在它所具有的消闲功能与装饰功能上。他也犯了自己说别人犯过的错，不太愿意承认文化是既讲精神也讲物质，一涉及文化这一话题，就总是强调它精神的一面，而且是精神上‘退一步’的一面，这样一来，也未免把文化的范围窄化了，而把文化某一方面的功能泛化了（《秾艳一枝细看取》）。”这泛化的一部分，董桥自己也有解释，他认定彭定康的冷酷果断，不在人前显露犹疑皆是博览群书的裨益，也激赏西方知识分子“敢于担当，敢于批评，感于固执”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董桥相信可以凭借官员的文化涵养来界定政治成熟（《与司徒先生闲话偷闲》）。董桥这类曲折委婉的政论或许得益于英国的文人随笔，冷峻的笔锋皆藏匿于温柔敦厚的文风之下，姑且不论这种隔靴搔痒的笔调在香港是否能止住痒感，即使置身于董桥心目中成熟的西方政治生态，或许文化熏陶的作用也会令人大失所望：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七日，Harold Nicolson的日记里记录了工党先驱领袖Keir Hardie的一席话，说是一九〇五年有个朋友对他说，下议院里的工党议员实在少得可怜。哈蒂当时回答说：“对呀，英国工人要花二十年时间才学会投票选那些跟他同一等级的人代表他。然后再花二十年时间学会不选跟他同一等级的人代表他。”（《英国大选杂念》）
照这么看来，文化倘若真有功用，大约并非有致于政治生态，而是做了党魁脚下的垫脚石？
董桥穷捉政治的字虱，除了有趣之外，还是太天真了一些。
刊于2013-1-23《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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