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莫言和现在的莫言
《红高粱》与《蛙》
我并没有了解莫言的作品到如此之程度，取这样一个标题完全是因为自己恰巧先读了《蛙》后读了《红高粱家族》。我阅读兴趣非常杂，因此读莫言也是很随性而至的事情。最早是几年前为了凑单买了本《檀香刑》，看了没几页就坚持不下去了，整本书太压抑，读一会儿就想喘几口气，而且语言的地域性太强，极大阻碍了阅读。因此《檀香刑》被我搁置了一年半才重新拾起一气读完。莫言拿诺奖之后我买了《蛙》，花了几天看完，《蛙》给我的感觉和《檀香刑》带来的压抑感截然不同，更多的是一种戏谑地嘲讽和无奈的隐晦讽刺。
个人风格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概念，很难用一种风格去概括一个作家的整个创作历程（除非其创作时期非常短暂），人的心智、见解、胆识和情感在不同人生阶段都会有变化。这在莫言身上十分明显，且不论《檀香刑》这一中后期作品与《蛙》这部近作风格上的差别，我们将时间跨度拉长到其整个创作生涯，便会发现莫言的文字从《红高粱家族》的血气方刚，豪迈激昂逐渐转变成了《蛙》的戏谑讽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老了，书还年轻”，人生经历对于莫言风格的转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然，作品风格并不是一个与作家年龄平行的变量，它还与作品题材密切相关。《蛙》描写的解放初期到当代的这一长达几十年间发生的事情，主人公则是从事计生工作的“姑姑”；《红高粱》则是我爷爷在抗日期间的传奇经历。两个题材，一个当代一个现代，一个略显琐碎一个激昂大气。题材的差异是造成两部作品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但仍不可忽视莫言在这几十年间的变化。
小说如画作，结构、色彩、光影三者需要完美协调。《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对于色彩的肆意运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少老老实实地描绘色彩，所有付诸笔端的描绘都是经过其大脑处理的印象，而不再是现实中存在的真实色彩。诸如蓝色的血液，墨绿的脑浆，红色的狗等等奇特的意象在整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这种异想天开的色彩搭配和故事时空交错的结构让我目不暇接，写作这部作品时的莫言正是青春年少，通篇显示出很强的控制欲。不仅是对文本本身的控制欲，而且对读者也是如此，《红高粱》由五章相对独立但又连成一体的中篇构成，故事情节的展开是非线性的，很多细节的补充经常打断原来的叙事结构。读者如果要弄清每一个细节就必须彻底读完整部小说，并且在时间顺序上要自己重新排序。整部书透露出一种极强的表现欲，莫言试图用传奇的故事，独特的结构以及诡异的色彩运用将读者的眼球一下子抓住。
《蛙》相比《红高粱》而言则要平心静气得多，少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多了一份内敛。从现实意义上而言，《蛙》的题材要比《红高粱》敏感地多，它讨论的是极富争议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莫言从来不是一个大胆的人，无论是他的家庭出身，亦或人生经历都决定他内心充满了自卑、恐惧与担忧，但是作为作家，他内心又有坚强、追求自由的一面，当这两冲突时他常用的方法就是埋头写作。虽然他不会直接抨击时政，但在他作品里不难看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甚至对敏感问题的深刻反思。
《蛙》通过“姑姑”几十年的经历审视了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农村造成影响，无论是那些超生家庭，还是计生工作人员，都成了这一毫无人情味的政策的牺牲品。莫言是一个对作品结构很偏执的作家，他的作品总不愿采用平直的叙事，总喜欢在结构上花很多心思。《蛙》的书信体加剧本的模式并不是能算新颖，早期西方小说便多采用日记体和书信体；小说第五部分的剧本很有趣，和前面四部分比较现实主义的风格差别很大，里面的意境很黑暗，意象的塑造是超现实的，可以理解为对前四部分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浓缩和演绎。虽然我个人不喜欢作家炫技式地一部作品中运用多种文体，但这部剧本还是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在《红高粱》中，莫言是一个听了二十多年的故事和传说、急于用自己的语言诉说给他人听的年轻人。正因为他年轻，所以急迫，生怕读者转身就不听他的了，于是他用大块的色彩、复杂的叙事结构、充满活力的文字来吸引读者，希望读者可以注意到。在《蛙》中，莫言是一个积淀了几十年，经历了几十年人生故事的长者，他有话要说，但只说给有缘人，其中的讥讽戏谑只给听得懂的人上演，至于能吸引多少观众则不是他关注的了。这两部作品呈现的是两个不同的但却又统一的莫言。随着他影响力的增加，莫言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他在诺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巧妙地将自己形容为一个说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可以讲千奇百怪的故事，读者从中发现什么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愫 隐藏在故事中，在目前的文化氛围下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对我而言，莫言未来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是比他的政治立场更为有趣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初的莫言，后来的莫言和未来的莫言之间的有趣变化了。
我并没有了解莫言的作品到如此之程度，取这样一个标题完全是因为自己恰巧先读了《蛙》后读了《红高粱家族》。我阅读兴趣非常杂，因此读莫言也是很随性而至的事情。最早是几年前为了凑单买了本《檀香刑》，看了没几页就坚持不下去了，整本书太压抑，读一会儿就想喘几口气，而且语言的地域性太强，极大阻碍了阅读。因此《檀香刑》被我搁置了一年半才重新拾起一气读完。莫言拿诺奖之后我买了《蛙》，花了几天看完，《蛙》给我的感觉和《檀香刑》带来的压抑感截然不同，更多的是一种戏谑地嘲讽和无奈的隐晦讽刺。
个人风格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概念，很难用一种风格去概括一个作家的整个创作历程（除非其创作时期非常短暂），人的心智、见解、胆识和情感在不同人生阶段都会有变化。这在莫言身上十分明显，且不论《檀香刑》这一中后期作品与《蛙》这部近作风格上的差别，我们将时间跨度拉长到其整个创作生涯，便会发现莫言的文字从《红高粱家族》的血气方刚，豪迈激昂逐渐转变成了《蛙》的戏谑讽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老了，书还年轻”，人生经历对于莫言风格的转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然，作品风格并不是一个与作家年龄平行的变量，它还与作品题材密切相关。《蛙》描写的解放初期到当代的这一长达几十年间发生的事情，主人公则是从事计生工作的“姑姑”；《红高粱》则是我爷爷在抗日期间的传奇经历。两个题材，一个当代一个现代，一个略显琐碎一个激昂大气。题材的差异是造成两部作品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但仍不可忽视莫言在这几十年间的变化。
小说如画作，结构、色彩、光影三者需要完美协调。《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对于色彩的肆意运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少老老实实地描绘色彩，所有付诸笔端的描绘都是经过其大脑处理的印象，而不再是现实中存在的真实色彩。诸如蓝色的血液，墨绿的脑浆，红色的狗等等奇特的意象在整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这种异想天开的色彩搭配和故事时空交错的结构让我目不暇接，写作这部作品时的莫言正是青春年少，通篇显示出很强的控制欲。不仅是对文本本身的控制欲，而且对读者也是如此，《红高粱》由五章相对独立但又连成一体的中篇构成，故事情节的展开是非线性的，很多细节的补充经常打断原来的叙事结构。读者如果要弄清每一个细节就必须彻底读完整部小说，并且在时间顺序上要自己重新排序。整部书透露出一种极强的表现欲，莫言试图用传奇的故事，独特的结构以及诡异的色彩运用将读者的眼球一下子抓住。
《蛙》相比《红高粱》而言则要平心静气得多，少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多了一份内敛。从现实意义上而言，《蛙》的题材要比《红高粱》敏感地多，它讨论的是极富争议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莫言从来不是一个大胆的人，无论是他的家庭出身，亦或人生经历都决定他内心充满了自卑、恐惧与担忧，但是作为作家，他内心又有坚强、追求自由的一面，当这两冲突时他常用的方法就是埋头写作。虽然他不会直接抨击时政，但在他作品里不难看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甚至对敏感问题的深刻反思。
《蛙》通过“姑姑”几十年的经历审视了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农村造成影响，无论是那些超生家庭，还是计生工作人员，都成了这一毫无人情味的政策的牺牲品。莫言是一个对作品结构很偏执的作家，他的作品总不愿采用平直的叙事，总喜欢在结构上花很多心思。《蛙》的书信体加剧本的模式并不是能算新颖，早期西方小说便多采用日记体和书信体；小说第五部分的剧本很有趣，和前面四部分比较现实主义的风格差别很大，里面的意境很黑暗，意象的塑造是超现实的，可以理解为对前四部分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浓缩和演绎。虽然我个人不喜欢作家炫技式地一部作品中运用多种文体，但这部剧本还是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在《红高粱》中，莫言是一个听了二十多年的故事和传说、急于用自己的语言诉说给他人听的年轻人。正因为他年轻，所以急迫，生怕读者转身就不听他的了，于是他用大块的色彩、复杂的叙事结构、充满活力的文字来吸引读者，希望读者可以注意到。在《蛙》中，莫言是一个积淀了几十年，经历了几十年人生故事的长者，他有话要说，但只说给有缘人，其中的讥讽戏谑只给听得懂的人上演，至于能吸引多少观众则不是他关注的了。这两部作品呈现的是两个不同的但却又统一的莫言。随着他影响力的增加，莫言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他在诺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巧妙地将自己形容为一个说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可以讲千奇百怪的故事，读者从中发现什么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愫 隐藏在故事中，在目前的文化氛围下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对我而言，莫言未来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是比他的政治立场更为有趣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初的莫言，后来的莫言和未来的莫言之间的有趣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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