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断裂下的农村群像
一般情况来说，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中国到了现代文学史才出现了稍具规模的女性作家群体，而在其中，萧红绝对是顶级人物。萧红，原名张乃莹，是民国的四大才女之一，也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与同是女性作家的冰心、丁玲、张爱玲等相比，萧红的文风既存在女性的柔美笔触和纤细的情感，同时又融合了些许阳刚之气，具有一种深沉的悲剧感。她擅长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融合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体写作。因此在现代文学中，萧红是最有希望的女性作家之一。
写于1934年的《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萧红的写作风格和文学才情，甚至连鲁迅先生也亲自为其作序，胡风为之写后记，其艺术价值可见一斑。由于书中的故事是以农民为主角，以农村为舞台，并融合了当时抗日的背景，以农民作为一个主体，对生与死、社会与人性进行了一次解剖，并间接反映出社会及人生，是一部经典的传世名篇佳作。
一、艺术构成的农村缩影
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就是与其写作背景分不开的，而《生死场》也是如此。萧红写作时，正值抗日高潮，其时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华北形势也是处于危急关头。萧红由哈尔滨出走到青岛却发现华北也是危急万分，由此萧红自然是深受其影响，作为一个爱国者，面对此时严峻的形势，萧红涌起了写作激情，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一部充满着生活真实感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萧红对于当前的形势并没有作正面的描写，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角度——农民，而且还是一个偏僻农村里的农民。《生死场》所写的农民的艰辛生活正是以一个局部群体作为侧面来反映整个时代的背景。全书共有十七章，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在结构的处理方面，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在前十章中采取白描的手法深刻细致地表现出农民生活的贫困、落后与愚昧。农民日以继夜地干活，却过不上好的日子，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其辛勤得来的劳动成果却被地主阶级无情地残酷压榨。
即便如此，受尽折磨和艰辛的农民们还是不敢大规模地反抗地主阶级。如农民赵三，因为地主加了地租，进一步加剧了家中的贫困而扬言要杀掉地主阶级的二爷，并为此做足各种准备,最后却因为错杀小偷犯事，被二爷“说了好话”而免罪。为此赵三却觉得欠下二爷一分恩情，觉得“人不能没有良心”而时常送些东西给东家，导致最后“地租就这样加成了”。这就充分反映出民国时期的农村封建现象是根深蒂固，农民具有愚昧软弱的奴性，遭受着重重压迫逐渐沦为麻木的生产机器的过程。
到了后七章小说笔锋一转，就由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转向了革命抗日救国问题。暂且不说小说此处的转变是否突兀，但小说中的确描述了一个偏僻农村面对侵略与革命前景时的游离状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日军的侵略与压迫，农村中是人心惶惶、一盘散沙，但总的来说还是存在三种状态。一种是以李青山为代表，其中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些人面对民族危机以及农村生活的分崩离析，逐渐觉醒并开始组织人员进行反抗，加入了革命的道路进行抗日，大声疾呼出“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的觉醒宣言；第二种是以金枝为代表，其中大多数都是女性。她们对生活的压力，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没有太大的认识，她们的眼光仅仅是关注着自己的生活，并对生活感到迷茫、困惑与担忧。所以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待在农村，她们的精神状态依然是麻木不仁，只是机械式地去努力维持自己的生存；第三种是以二里半为代表，其中大多数都是没有想法的游离分子。他们最大的愿望只是生存或者说维持原状，所以遇到形势的突变他们感到明显地不适应、感到恐慌。如二里半的老婆孩子都死掉，但是其本人却只麻木地考虑着自己的生存，直到最后无法生存的时候才投身革命，但离去的时候还让赵三照顾自己的公羊，可以看出他革命并不是出于一种真正的觉醒，而是一种没有目标的胡混状态。
无论是处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还是处理民族矛盾，萧红都能恰到其分地把握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思想心态，因此《生死场》中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对民族存亡关头农民的反应与状态，使作品具有一种深刻的现实性和强大的震撼力，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萧红笔下的那个农村，正是那个时代整个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观照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
二、对现实的无情批判
1.女性意识与悲剧
似乎存在一种思维惯性，在对文学思潮进行归类的时候，总是有意识地定义一个“女性写作”群体，而且一旦提到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总会有意无意地从女性意识方面去思考研究。无论是中国的丁玲、苏青、张爱玲的作品，还是国外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威拉·凯瑟的《啊，拓荒者》，都在女性意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也不例外，她为《生死场》设计的封面有半黑与半红的图案，据说这封面也被文艺批评家所研究，在经典的男性批评家看来，触目的红色是人民的鲜血。而在女性批评家看来，那是女人生产时流的血。究竟这是不是附会之言，也暂且不论，但事实上《生死场》中，表现女性的重点的确在于生殖。
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之类的描写，甚至还独立设立一个章节来表现生殖的痛苦，如此花费笔墨是为了表达什么呢？笔者认为作者是采取一种对比反讽的手法来鞭笞人类愚昧的精神状态，因为从远古的生殖崇拜、母系氏族的现象来看，女性生殖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神圣的仪式，而不应该被玷污。但作者在小说中却将过程描写得鲜血淋漓、痛苦不堪，一方面是为了从现实白描的手法体现女性的伟大与神圣，突出女性主义；另一方面通过将女性生殖的理想化破坏，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痛苦与血腥，揭示了女性只是作为生殖机器而存在，突出了现实农村社会中女性屈辱的地位、软弱的奴性以及愚昧无知的生存状态。所以《生死场》中的女性生殖描写是作者对现实中农村女性的一种鞭笞与同情。
小说中关于女性的描写除了作为重点的生殖之外，还在男女关系之中花了一定的笔墨，其中的典型代表有金枝、王婆、麻面婆三人。金枝与丈夫成业的关系是从不名誉的男女私会开始的，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基础是不一致的，金枝对成业有爱，但是成业对金枝只有欲，所以从一开始他们的交流就是单向的。爱情并没有成为苦难男女的心灵慰藉，而是突出动物本能性的欲望。因此对感情有幻想的金枝在现实面前只能是逐渐失望、失落她。成业得到金枝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动辄使用暴力，更剥夺了金枝孩子的生存权。金枝在其中的角色仅仅是被使用、咒骂的工具，其人性也随着孩子的死亡而逐渐被扼杀。
在小说中王婆算是最有个性的女人，对于破碎的婚姻而大胆改嫁，对于丈夫的不满而公然“罢工”，对于赵三反抗二爷一事能提出有见地的意见……其敢作敢为的行为具备其他女性所没有的尊严与勇气，与而丈夫赵三面对强势的二爷时那种懦弱、奴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就是如此个性的王婆，也不能彻底摆脱社会背景下的压抑环境，以至于服毒自杀，虽然最后依然坚强地、混沌地活下来，但由此可以看出王婆的个性只停留在能够自己本身，并不敢反抗或者说涉及男性的利益所在。而另一女性人物麻面婆更是悲惨，其存在的目的似乎只是一直帮着丈夫干活，没有自己主见和想法，只会不停地犯着各种愚蠢的错误，最后连死亡也只是一句话带过而显得微不足道。这一类人在现实社会中不乏其人，所以麻面婆在小说中只是作为女性愚昧的一个典型罢了。
另外像成业的婶婶、月英等女性，在小说中都是以身份低下屈辱，失去了人格的形象出现。特别是月英的遭遇，由于患病而失去了工具的作用，而遭到丈夫非人的对待以致下半身都腐烂生虫，痛苦致死。作者通过从女性角度入手，描写了女性生存的卑微状态，但如此悲惨的命运不是仅仅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广泛落后的农村女性群体，但是如此多的女性在这种压抑下，选择的不是反抗，而是麻木不仁的奴性心态，这就更加剧了悲剧的程度，通过悲剧的力量进一步突出了对男权思想的摧残和封建伦理的禁锢的控诉，对女性奴性化的不满与同情。
2.生死与人性
另外，书中通过农民的形象，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深邃的诠释和思考，突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 “力透纸背”的图画。
小说中作为主角的农民一直都艰苦地生存着，遭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自然环境的影响、战争对生产的损害等等灾难。生活的重担、精神上的愚昧使得农民逐渐失去了“人格”，即使是生存着，却不知道生存的意义和目的。手伸进极冷的冰水里，一开始其痛苦不堪，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手会逐渐失去知觉，陷入麻木状态。同理，人也是一样，农民日以继夜生存在艰辛之中，到了最后会逐渐麻木，并丧失了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变成只会机械性重复生活的“机器”。但他们对于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却没有失去感觉，即使如此，但他们维持生命也只是出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而已。当人以动物本能性来思考的时候，任何伦理道德的亲情观念都不复存在，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大义。在这些活死人脑子里，活着的目的仅仅只是活着。
在原始本能下，家庭也只是为了生存而成立的联盟体，而人的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缺点都被完全揭露出来。正如：当金枝母亲发现金枝摘错青柿子的时候会恢复凶暴的本性；当成业面对妻子的时候，没有温情只有性欲；当面对麻面婆死去，身为丈夫的二里半显得无所谓；当金枝在城市受了委屈，无人关心反而热嘲冷讽，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只关心金枝赚钱的数目，对女儿的城市生活而未曾过问半句；当面对月英得了不治之症，丈夫毫无关心反而一心求妻子速死……作者通过一幕幕麻木冷漠的片段，深刻而准确地描绘了人性伦理关系的残缺与荒芜，创造了一部人性被腐蚀的悲剧。
这样的生活，其实也就丧失了生活的本质了，活着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人而活着，本质上跟作为牲畜的马牛羊没有区别，同样地作为生存机器、麻木不仁，其精神上的生与死已经没有了界限。正如小说中的第三章《老马走进屠场》中说描述的那样，即将走进屠场的老马是如此的麻木，对于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任人宰割。而这本质上正是指像牲畜一样的人们走进屠场的隐喻，如书中所说的“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等句子所表达的生死本质内涵。
3.对社会的怀疑与批判
作者的重心是在于人类个体的人性、存在、生死等命题，但也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批判。如对地主无情剥削压迫农民的批判，对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禁锢的批判，对农民的软弱和奴性的批判，对日本侵略的批判，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的批判，对人失去人格而变得行尸走肉的批判…… 但作者对于这些批判并不仅仅是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上，而是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社会问题。在对于农民觉醒参加革命，进行斗争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解释为民族大义、民族觉醒，但笔者认为作者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与怀疑。
小说中所提到的战争，尽管流露出雄迈的战斗意志，但同时作者也描写了因战争而带来的忧郁与痛苦。如一老婆婆就大声喊出“李青山。……仇人……我的儿子让你领走去丧命”的悲鸣，后来也有了“三岁孩子菱花小脖颈和祖母并排悬着，高挂起正像两条瘦鱼”的悲惨命运。很多人都只看重加入革命是表达了民族的觉醒，而作者却充分感受到了战争的无奈及残酷，更关注是战争下人的生死状态，而不是战争。比起宣誓时的豪情壮语，更多的是对战争的质疑与思考。
这充分体现出了作者的人文关怀，而不是一味赞扬战争而是作出更深的思考。又如金枝为了生存从农村跑到了城市，再从城市跑回了农村，然后想投身尼姑庵而不成，最后伤心地喊出“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都不恨”的惊人语句。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恨日本鬼子而要恨中国人呢？如果《生死场》真的只是一部单纯表达抗日的作品是不会出现如此惊人的话语的，可见作者并不想只停留在发泄情绪的层面，简单地以民族矛盾一概而论，作者更愿意从人性、民族内涵、历史精神等各方面思考这个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说，萧红的《生死场》是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的，重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
三、艺术象征与文本断裂
除了文本内涵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之外，《生死场》的文学艺术手法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中所运用的象征隐喻手法。象征手法自古便有，也算不上新鲜事。不过一般来说，所用的象征物一般都是比较美而有意境的事物，而萧红对象征手法的应用却扩大了象征物选取的范围，并有意打破“美的象征”，在文本中大量使用比较粗俗的象征物，以求扩大视觉冲击和内心震撼，有效地提高了文本的影响力。
如小说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在描写妇女生产的同时，又随意性插入数目可观的关于动物生产的句子，如“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牛或者是马在不知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等王婆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等句子把人和动物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将人与动物的关系，升华为一种对生存的渴望，突出人存在的动物本能，另一方面互相比喻，潜意识将人类动物化，突出一种丧失人格，行尸走肉的悲惨性。其他又如“老马走进屠场”，更是暗示着农民在麻木状态中逐渐死去的状态；二里半参加革命前让赵三养着老羊，更是暗示出农民对革命的麻木，对生存的本能性渴望，因为在农村，牲畜正是生产生存的象征……大量的大胆的象征暗喻，让小说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使得薄薄的小说逐渐丰满起来，有了文学上的内涵。
除了象征手法，其小说结构的创新也引起了一番争议。《生死场》是一部小说，但它并不是按照事情发展来叙述的，而是创新性地使用散文性叙述方式来写作，通过将故事的架构打乱，零散性地描写叙述，一方面可以通过多个人物的发展对农村进行一种群像式的描写，以艺术的方式拼成农村的略图；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的断裂，让破碎的故事去隐喻一个破碎社会，强化文本的感染力。这样的手法是很好的，连鲁迅先生也称赞其“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
类似的散文式小说写作沈从文在《边城》用过，并且营造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但是笔者认为《生死场》中的艺术构造并不成熟。笔者认为《生死场》中所涉及思想和所揭示的现象都比较沉重，因此需要有一个稳固而严密的故事文本作为依靠。而《生死场》中的故事太散，人物描写力度不够导致了人物形象性格的不够突出，主线较为含蓄导致整个故事的结合性不强。如此零散的故事结构来作为一个沉重主题的思考基础，似乎显得说服力不够强，一定程度削弱了文本的感染力。因此胡风先生在《<生死场>读后记》一文就提到小说“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以及人物描写“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的缺点。虽然如此，但对于整个文本的成就来说，只能说是白玉微瑕而已。
[旧文备份]
写于1934年的《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萧红的写作风格和文学才情，甚至连鲁迅先生也亲自为其作序，胡风为之写后记，其艺术价值可见一斑。由于书中的故事是以农民为主角，以农村为舞台，并融合了当时抗日的背景，以农民作为一个主体，对生与死、社会与人性进行了一次解剖，并间接反映出社会及人生，是一部经典的传世名篇佳作。
一、艺术构成的农村缩影
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就是与其写作背景分不开的，而《生死场》也是如此。萧红写作时，正值抗日高潮，其时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华北形势也是处于危急关头。萧红由哈尔滨出走到青岛却发现华北也是危急万分，由此萧红自然是深受其影响，作为一个爱国者，面对此时严峻的形势，萧红涌起了写作激情，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一部充满着生活真实感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萧红对于当前的形势并没有作正面的描写，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角度——农民，而且还是一个偏僻农村里的农民。《生死场》所写的农民的艰辛生活正是以一个局部群体作为侧面来反映整个时代的背景。全书共有十七章，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在结构的处理方面，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在前十章中采取白描的手法深刻细致地表现出农民生活的贫困、落后与愚昧。农民日以继夜地干活，却过不上好的日子，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其辛勤得来的劳动成果却被地主阶级无情地残酷压榨。
即便如此，受尽折磨和艰辛的农民们还是不敢大规模地反抗地主阶级。如农民赵三，因为地主加了地租，进一步加剧了家中的贫困而扬言要杀掉地主阶级的二爷，并为此做足各种准备,最后却因为错杀小偷犯事，被二爷“说了好话”而免罪。为此赵三却觉得欠下二爷一分恩情，觉得“人不能没有良心”而时常送些东西给东家，导致最后“地租就这样加成了”。这就充分反映出民国时期的农村封建现象是根深蒂固，农民具有愚昧软弱的奴性，遭受着重重压迫逐渐沦为麻木的生产机器的过程。
到了后七章小说笔锋一转，就由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转向了革命抗日救国问题。暂且不说小说此处的转变是否突兀，但小说中的确描述了一个偏僻农村面对侵略与革命前景时的游离状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日军的侵略与压迫，农村中是人心惶惶、一盘散沙，但总的来说还是存在三种状态。一种是以李青山为代表，其中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些人面对民族危机以及农村生活的分崩离析，逐渐觉醒并开始组织人员进行反抗，加入了革命的道路进行抗日，大声疾呼出“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的觉醒宣言；第二种是以金枝为代表，其中大多数都是女性。她们对生活的压力，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没有太大的认识，她们的眼光仅仅是关注着自己的生活，并对生活感到迷茫、困惑与担忧。所以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待在农村，她们的精神状态依然是麻木不仁，只是机械式地去努力维持自己的生存；第三种是以二里半为代表，其中大多数都是没有想法的游离分子。他们最大的愿望只是生存或者说维持原状，所以遇到形势的突变他们感到明显地不适应、感到恐慌。如二里半的老婆孩子都死掉，但是其本人却只麻木地考虑着自己的生存，直到最后无法生存的时候才投身革命，但离去的时候还让赵三照顾自己的公羊，可以看出他革命并不是出于一种真正的觉醒，而是一种没有目标的胡混状态。
无论是处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还是处理民族矛盾，萧红都能恰到其分地把握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思想心态，因此《生死场》中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对民族存亡关头农民的反应与状态，使作品具有一种深刻的现实性和强大的震撼力，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萧红笔下的那个农村，正是那个时代整个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观照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
二、对现实的无情批判
1.女性意识与悲剧
似乎存在一种思维惯性，在对文学思潮进行归类的时候，总是有意识地定义一个“女性写作”群体，而且一旦提到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总会有意无意地从女性意识方面去思考研究。无论是中国的丁玲、苏青、张爱玲的作品，还是国外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威拉·凯瑟的《啊，拓荒者》，都在女性意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也不例外，她为《生死场》设计的封面有半黑与半红的图案，据说这封面也被文艺批评家所研究，在经典的男性批评家看来，触目的红色是人民的鲜血。而在女性批评家看来，那是女人生产时流的血。究竟这是不是附会之言，也暂且不论，但事实上《生死场》中，表现女性的重点的确在于生殖。
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之类的描写，甚至还独立设立一个章节来表现生殖的痛苦，如此花费笔墨是为了表达什么呢？笔者认为作者是采取一种对比反讽的手法来鞭笞人类愚昧的精神状态，因为从远古的生殖崇拜、母系氏族的现象来看，女性生殖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神圣的仪式，而不应该被玷污。但作者在小说中却将过程描写得鲜血淋漓、痛苦不堪，一方面是为了从现实白描的手法体现女性的伟大与神圣，突出女性主义；另一方面通过将女性生殖的理想化破坏，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痛苦与血腥，揭示了女性只是作为生殖机器而存在，突出了现实农村社会中女性屈辱的地位、软弱的奴性以及愚昧无知的生存状态。所以《生死场》中的女性生殖描写是作者对现实中农村女性的一种鞭笞与同情。
小说中关于女性的描写除了作为重点的生殖之外，还在男女关系之中花了一定的笔墨，其中的典型代表有金枝、王婆、麻面婆三人。金枝与丈夫成业的关系是从不名誉的男女私会开始的，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基础是不一致的，金枝对成业有爱，但是成业对金枝只有欲，所以从一开始他们的交流就是单向的。爱情并没有成为苦难男女的心灵慰藉，而是突出动物本能性的欲望。因此对感情有幻想的金枝在现实面前只能是逐渐失望、失落她。成业得到金枝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动辄使用暴力，更剥夺了金枝孩子的生存权。金枝在其中的角色仅仅是被使用、咒骂的工具，其人性也随着孩子的死亡而逐渐被扼杀。
在小说中王婆算是最有个性的女人，对于破碎的婚姻而大胆改嫁，对于丈夫的不满而公然“罢工”，对于赵三反抗二爷一事能提出有见地的意见……其敢作敢为的行为具备其他女性所没有的尊严与勇气，与而丈夫赵三面对强势的二爷时那种懦弱、奴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就是如此个性的王婆，也不能彻底摆脱社会背景下的压抑环境，以至于服毒自杀，虽然最后依然坚强地、混沌地活下来，但由此可以看出王婆的个性只停留在能够自己本身，并不敢反抗或者说涉及男性的利益所在。而另一女性人物麻面婆更是悲惨，其存在的目的似乎只是一直帮着丈夫干活，没有自己主见和想法，只会不停地犯着各种愚蠢的错误，最后连死亡也只是一句话带过而显得微不足道。这一类人在现实社会中不乏其人，所以麻面婆在小说中只是作为女性愚昧的一个典型罢了。
另外像成业的婶婶、月英等女性，在小说中都是以身份低下屈辱，失去了人格的形象出现。特别是月英的遭遇，由于患病而失去了工具的作用，而遭到丈夫非人的对待以致下半身都腐烂生虫，痛苦致死。作者通过从女性角度入手，描写了女性生存的卑微状态，但如此悲惨的命运不是仅仅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广泛落后的农村女性群体，但是如此多的女性在这种压抑下，选择的不是反抗，而是麻木不仁的奴性心态，这就更加剧了悲剧的程度，通过悲剧的力量进一步突出了对男权思想的摧残和封建伦理的禁锢的控诉，对女性奴性化的不满与同情。
2.生死与人性
另外，书中通过农民的形象，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深邃的诠释和思考，突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 “力透纸背”的图画。
小说中作为主角的农民一直都艰苦地生存着，遭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自然环境的影响、战争对生产的损害等等灾难。生活的重担、精神上的愚昧使得农民逐渐失去了“人格”，即使是生存着，却不知道生存的意义和目的。手伸进极冷的冰水里，一开始其痛苦不堪，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手会逐渐失去知觉，陷入麻木状态。同理，人也是一样，农民日以继夜生存在艰辛之中，到了最后会逐渐麻木，并丧失了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变成只会机械性重复生活的“机器”。但他们对于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却没有失去感觉，即使如此，但他们维持生命也只是出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而已。当人以动物本能性来思考的时候，任何伦理道德的亲情观念都不复存在，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大义。在这些活死人脑子里，活着的目的仅仅只是活着。
在原始本能下，家庭也只是为了生存而成立的联盟体，而人的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缺点都被完全揭露出来。正如：当金枝母亲发现金枝摘错青柿子的时候会恢复凶暴的本性；当成业面对妻子的时候，没有温情只有性欲；当面对麻面婆死去，身为丈夫的二里半显得无所谓；当金枝在城市受了委屈，无人关心反而热嘲冷讽，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只关心金枝赚钱的数目，对女儿的城市生活而未曾过问半句；当面对月英得了不治之症，丈夫毫无关心反而一心求妻子速死……作者通过一幕幕麻木冷漠的片段，深刻而准确地描绘了人性伦理关系的残缺与荒芜，创造了一部人性被腐蚀的悲剧。
这样的生活，其实也就丧失了生活的本质了，活着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人而活着，本质上跟作为牲畜的马牛羊没有区别，同样地作为生存机器、麻木不仁，其精神上的生与死已经没有了界限。正如小说中的第三章《老马走进屠场》中说描述的那样，即将走进屠场的老马是如此的麻木，对于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任人宰割。而这本质上正是指像牲畜一样的人们走进屠场的隐喻，如书中所说的“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等句子所表达的生死本质内涵。
3.对社会的怀疑与批判
作者的重心是在于人类个体的人性、存在、生死等命题，但也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批判。如对地主无情剥削压迫农民的批判，对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禁锢的批判，对农民的软弱和奴性的批判，对日本侵略的批判，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的批判，对人失去人格而变得行尸走肉的批判…… 但作者对于这些批判并不仅仅是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上，而是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社会问题。在对于农民觉醒参加革命，进行斗争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解释为民族大义、民族觉醒，但笔者认为作者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与怀疑。
小说中所提到的战争，尽管流露出雄迈的战斗意志，但同时作者也描写了因战争而带来的忧郁与痛苦。如一老婆婆就大声喊出“李青山。……仇人……我的儿子让你领走去丧命”的悲鸣，后来也有了“三岁孩子菱花小脖颈和祖母并排悬着，高挂起正像两条瘦鱼”的悲惨命运。很多人都只看重加入革命是表达了民族的觉醒，而作者却充分感受到了战争的无奈及残酷，更关注是战争下人的生死状态，而不是战争。比起宣誓时的豪情壮语，更多的是对战争的质疑与思考。
这充分体现出了作者的人文关怀，而不是一味赞扬战争而是作出更深的思考。又如金枝为了生存从农村跑到了城市，再从城市跑回了农村，然后想投身尼姑庵而不成，最后伤心地喊出“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都不恨”的惊人语句。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恨日本鬼子而要恨中国人呢？如果《生死场》真的只是一部单纯表达抗日的作品是不会出现如此惊人的话语的，可见作者并不想只停留在发泄情绪的层面，简单地以民族矛盾一概而论，作者更愿意从人性、民族内涵、历史精神等各方面思考这个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说，萧红的《生死场》是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的，重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
三、艺术象征与文本断裂
除了文本内涵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之外，《生死场》的文学艺术手法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中所运用的象征隐喻手法。象征手法自古便有，也算不上新鲜事。不过一般来说，所用的象征物一般都是比较美而有意境的事物，而萧红对象征手法的应用却扩大了象征物选取的范围，并有意打破“美的象征”，在文本中大量使用比较粗俗的象征物，以求扩大视觉冲击和内心震撼，有效地提高了文本的影响力。
如小说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在描写妇女生产的同时，又随意性插入数目可观的关于动物生产的句子，如“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牛或者是马在不知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等王婆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等句子把人和动物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将人与动物的关系，升华为一种对生存的渴望，突出人存在的动物本能，另一方面互相比喻，潜意识将人类动物化，突出一种丧失人格，行尸走肉的悲惨性。其他又如“老马走进屠场”，更是暗示着农民在麻木状态中逐渐死去的状态；二里半参加革命前让赵三养着老羊，更是暗示出农民对革命的麻木，对生存的本能性渴望，因为在农村，牲畜正是生产生存的象征……大量的大胆的象征暗喻，让小说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使得薄薄的小说逐渐丰满起来，有了文学上的内涵。
除了象征手法，其小说结构的创新也引起了一番争议。《生死场》是一部小说，但它并不是按照事情发展来叙述的，而是创新性地使用散文性叙述方式来写作，通过将故事的架构打乱，零散性地描写叙述，一方面可以通过多个人物的发展对农村进行一种群像式的描写，以艺术的方式拼成农村的略图；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的断裂，让破碎的故事去隐喻一个破碎社会，强化文本的感染力。这样的手法是很好的，连鲁迅先生也称赞其“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
类似的散文式小说写作沈从文在《边城》用过，并且营造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但是笔者认为《生死场》中的艺术构造并不成熟。笔者认为《生死场》中所涉及思想和所揭示的现象都比较沉重，因此需要有一个稳固而严密的故事文本作为依靠。而《生死场》中的故事太散，人物描写力度不够导致了人物形象性格的不够突出，主线较为含蓄导致整个故事的结合性不强。如此零散的故事结构来作为一个沉重主题的思考基础，似乎显得说服力不够强，一定程度削弱了文本的感染力。因此胡风先生在《<生死场>读后记》一文就提到小说“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以及人物描写“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的缺点。虽然如此，但对于整个文本的成就来说，只能说是白玉微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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