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看兰克
提起兰克，大概国内学过历史这个专业的人，多少都还是知道的。只是，在这本书没出版之前，兰克本人的著作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有的只是社科院的老先生们编的一部史学史的材料集，里面有兰克著作的片断。所以说，《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多少还是有助我们近距离看兰克，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贴标签的层面。
如何看兰克，是个谁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如果中国当下的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在模仿西方近代职业化以来的史学研究，那么，兰克这个近代职业史家的老祖宗，就得当回事去看。这不光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的事情，也是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回避不了的。
那么，借用兰克在这本书开篇那种所反对的目的论式的视角（也就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那种观点，从结果看过程，以当下为标准看过去），提一个问题的话：兰克对于当下的史坑工作者还有什么意义？
一说兰克，教科书式的标签或许会出现：客观主义者兰克。但这个帽子，其实是个幻觉。如果伊格尔斯的说法（据说伊格尔斯对于兰克形象的论述，早就被译介过来了，附在他的某本书里，好像那本书很早就出版了）是可靠的，那么根据他的分析，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客观主义的兰克，其实是种虚构。那是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们的建构。而从实际来看，客观主义的兰克根本是不存在的。从德国的学术语境来看，兰克无疑是个历史主义者，也是个考证专家，这是兰克的真实形象。而兰克的这两个标签，也是晚近30年西方职业史家经过反思后，依然有保留所承认的兰克遗产。
兰克的历史主义观点，至少从《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的导言中是可以看到的。如果说要了解兰克对于史学的看法，那么这个导言是很珍贵的材料了。兰克在这个导言中最核心的一个观念是：过去的认识必须放在过去特定的语境之中，避免当下的主体意识与当下的关切太过急切地投射到认识历史的过程之中。这意思很容易叫人误会。似乎兰克认为史家可以在认识的过程中摆脱主体意识与当下的因素。而如果看看整个正文，或许你会发现，兰克说了不要把当下投射到对过去的认识之中，但他的每一讲，都是将当下渗透到了对于过去的认识之中。
历史主义本身其实在认识论的层面是种悖论。如果对于过去的认识必须要放在过去特定的语境之中，舍此而外，绝无认识的可能；那么，每一个人在认识过去的时候，都是在当下进行的，如何能够保证当下的因素不会完全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在认识的过程之中？如果特定的语境意味着绝对的差异（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推断），那么认识过去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当下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从完全不一样的事物中发现不变。这种对于历史独特性的观念，据说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打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认为历史涉及的是特定时空中的变动，从变动中寻求不变，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兰克的具体实践却又明白无误地表明，即便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下，我们还是试图赋予过去的认识某种意义，对于当下来说有益的价值或意义。
历史主义的这一悖论，到了今天依然存在。晚近的西方职业史家认为，史家应当充分地意识到后见之明的危险，当然，后见之明的认识本身也不是没有合理性。但后见之明的总体看法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建立在对于过去的具体细节基础之上。所以，在具体细节与总体看法之间要维持平衡。从这一点来说，兰克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导言中提出的那种总体看法，依然有价值。
说到考据，至少是西方的考据，有模有样，至少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把考据作为职业史家的准则，兰克是第一人。这规矩一立下，到了现在，大家也还有所保留的接受。之所以说是有所保留，是因为对于考据的态度不完全和19世纪实证主义者的那种观点相同。根据19世纪实证主义者的信条，考据是对文献进行证实证伪，将证实的内容作为事实书写叙述性的政治史和制度史。而被证伪的内容，完全是渣。这种信条如果不是很傻很天真，至少通过西方史家自身的实践表明，是图样图森破。越是依照实证主义的标准进行考证，能够确定的所谓历史真实内容越少，少到有些时段的历史就是黑暗的了。中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就是如此，尤其是加洛林帝国解体之后的那一个多世纪，几乎没什么政治史可写。即便这个时期有一些传统上大家都认可的史料，但对这些史料越是分析，西方史家发现那种实证主义式的求真越是不可能实现。到了现在，大家干脆转换路径了。借助各种文的考据，在证实证伪的基础上，对伪材料进行反思，深入文本自身的逻辑内部，追问文本作者试图向读者传递何种信息，这些主观意图与实际情况之间有什么差别。而这个路径，也正是晚近30年来西方史家最潮的路数。其实如果以一种后见之明看（愿兰克原谅我无法克制自己的后见之明），这种路径在马克·布洛赫那里已经开始显现了。用布洛赫的话说，考辩真伪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追问为何要做伪。
至于兰克的那种政治史路径，现在已经被西方学界所放弃了。当然，西方职业史家也承认，兰克的那种政治史是19世纪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当时的时代精神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所以史家论证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也无可厚非。但随着20世纪中叶以降现实关注点的转移，这种传统的政治史也就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高层政治史和制度史已经衰落，但政治史依然存在，关注的焦点转向权力的实际运行及权力的表象。勒高夫曾经讨论过政治是否是历史的基石，他的结论是肯定的，但他肯定的政治，乃是新政治，而非兰克遗留下来的那种传统政治史。所以，兰克的政治史传统，当下在西方学界已经没有市场了。
当然，兰克在中国如何，那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如何在中国解读兰克，那就留给读者去自行发挥吧。当然，按照后现代的观点，文本的含义既是由作者确定的，更是由读者确定的。至于读者如何解读，解读出了什么，那都跟我无关了。
如何看兰克，是个谁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如果中国当下的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在模仿西方近代职业化以来的史学研究，那么，兰克这个近代职业史家的老祖宗，就得当回事去看。这不光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的事情，也是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回避不了的。
那么，借用兰克在这本书开篇那种所反对的目的论式的视角（也就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那种观点，从结果看过程，以当下为标准看过去），提一个问题的话：兰克对于当下的史坑工作者还有什么意义？
一说兰克，教科书式的标签或许会出现：客观主义者兰克。但这个帽子，其实是个幻觉。如果伊格尔斯的说法（据说伊格尔斯对于兰克形象的论述，早就被译介过来了，附在他的某本书里，好像那本书很早就出版了）是可靠的，那么根据他的分析，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客观主义的兰克，其实是种虚构。那是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们的建构。而从实际来看，客观主义的兰克根本是不存在的。从德国的学术语境来看，兰克无疑是个历史主义者，也是个考证专家，这是兰克的真实形象。而兰克的这两个标签，也是晚近30年西方职业史家经过反思后，依然有保留所承认的兰克遗产。
兰克的历史主义观点，至少从《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的导言中是可以看到的。如果说要了解兰克对于史学的看法，那么这个导言是很珍贵的材料了。兰克在这个导言中最核心的一个观念是：过去的认识必须放在过去特定的语境之中，避免当下的主体意识与当下的关切太过急切地投射到认识历史的过程之中。这意思很容易叫人误会。似乎兰克认为史家可以在认识的过程中摆脱主体意识与当下的因素。而如果看看整个正文，或许你会发现，兰克说了不要把当下投射到对过去的认识之中，但他的每一讲，都是将当下渗透到了对于过去的认识之中。
历史主义本身其实在认识论的层面是种悖论。如果对于过去的认识必须要放在过去特定的语境之中，舍此而外，绝无认识的可能；那么，每一个人在认识过去的时候，都是在当下进行的，如何能够保证当下的因素不会完全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在认识的过程之中？如果特定的语境意味着绝对的差异（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推断），那么认识过去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当下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从完全不一样的事物中发现不变。这种对于历史独特性的观念，据说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打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认为历史涉及的是特定时空中的变动，从变动中寻求不变，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兰克的具体实践却又明白无误地表明，即便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下，我们还是试图赋予过去的认识某种意义，对于当下来说有益的价值或意义。
历史主义的这一悖论，到了今天依然存在。晚近的西方职业史家认为，史家应当充分地意识到后见之明的危险，当然，后见之明的认识本身也不是没有合理性。但后见之明的总体看法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建立在对于过去的具体细节基础之上。所以，在具体细节与总体看法之间要维持平衡。从这一点来说，兰克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导言中提出的那种总体看法，依然有价值。
说到考据，至少是西方的考据，有模有样，至少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把考据作为职业史家的准则，兰克是第一人。这规矩一立下，到了现在，大家也还有所保留的接受。之所以说是有所保留，是因为对于考据的态度不完全和19世纪实证主义者的那种观点相同。根据19世纪实证主义者的信条，考据是对文献进行证实证伪，将证实的内容作为事实书写叙述性的政治史和制度史。而被证伪的内容，完全是渣。这种信条如果不是很傻很天真，至少通过西方史家自身的实践表明，是图样图森破。越是依照实证主义的标准进行考证，能够确定的所谓历史真实内容越少，少到有些时段的历史就是黑暗的了。中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就是如此，尤其是加洛林帝国解体之后的那一个多世纪，几乎没什么政治史可写。即便这个时期有一些传统上大家都认可的史料，但对这些史料越是分析，西方史家发现那种实证主义式的求真越是不可能实现。到了现在，大家干脆转换路径了。借助各种文的考据，在证实证伪的基础上，对伪材料进行反思，深入文本自身的逻辑内部，追问文本作者试图向读者传递何种信息，这些主观意图与实际情况之间有什么差别。而这个路径，也正是晚近30年来西方史家最潮的路数。其实如果以一种后见之明看（愿兰克原谅我无法克制自己的后见之明），这种路径在马克·布洛赫那里已经开始显现了。用布洛赫的话说，考辩真伪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追问为何要做伪。
至于兰克的那种政治史路径，现在已经被西方学界所放弃了。当然，西方职业史家也承认，兰克的那种政治史是19世纪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当时的时代精神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所以史家论证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也无可厚非。但随着20世纪中叶以降现实关注点的转移，这种传统的政治史也就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高层政治史和制度史已经衰落，但政治史依然存在，关注的焦点转向权力的实际运行及权力的表象。勒高夫曾经讨论过政治是否是历史的基石，他的结论是肯定的，但他肯定的政治，乃是新政治，而非兰克遗留下来的那种传统政治史。所以，兰克的政治史传统，当下在西方学界已经没有市场了。
当然，兰克在中国如何，那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如何在中国解读兰克，那就留给读者去自行发挥吧。当然，按照后现代的观点，文本的含义既是由作者确定的，更是由读者确定的。至于读者如何解读，解读出了什么，那都跟我无关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