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偏向与文明兴衰——《帝国与传播》书评
《帝国与传播》是加拿大传播学家、政治经济史学家哈罗德•伊尼斯最有影响力的代表著作之一。此书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称颂，不仅在于其呈现了人类传播纵横数千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其将媒介作为考察文明兴衰的工具，创造性的提出了“传播偏向论”这一重要理论，揭示了传播媒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媒介决定论”学派。此后，伊尼斯的学生麦克卢汉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一学派的理论，对后世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伊尼斯作为这一学派的开山鼻祖，可谓功不可没。他的两部代表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都被奉为经典。麦克卢汉非常推崇伊尼斯，欣然为这两本书作序，并在序言中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
《帝国与传播》是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授“帝国经济史”的讲稿合集而成，一共六章加上一篇绪论，时空跨度从古代埃及一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史是他的老本行，所以他在本书中说：“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历史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 不过略微翻阅一下就可以发现，他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并没有认真讲经济史，而是在一个辽阔的历史时空中展示传播媒介与帝国文明兴衰的密切关系。
这本著作篇幅并不算长，事实上却并不好读。伊尼斯构拟了一个“宏大格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创造了一种被称为“总体场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历史的宏大模式，用他本人的话说：“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又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高出可贵比较的重要因素。” 他几乎排斥抽象的演绎推理，不追求建立高层理论进而形成一套通则，他注重归纳、罗列，让一长串缺乏条理的具体事实涌向读者的视野；他常把段落压缩成句子，或者不作推理直接陈述结论。一如麦克卢汉所言：“伊尼斯并不是要推出一个视角或观点，而是要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 他提供了用原因预测结果的一个新的感知体系，这几乎是一种魔术的方式。” 此外，伊尼斯善于考证且喜欢考证，注释可以说是不胜其烦、不厌其详。全书注释之篇幅，竟然达到534条，超过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因此，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帝国与传播》选取的宏大分析模式与细密的史料钩沉无疑给阅读与理解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是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这种尝试是值得的。正如麦克卢汉在序言中所言：“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好的老师。”
具体来讲本书的内容，我们首先从书名出发，理解“帝国”与“传播”这两个关键词。伊尼斯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然后他又进一步将其分为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两类。政治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宗教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他笔下的“传播”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传播的方式，即其所谓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二是传播的媒介，相应的也有两类，即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与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
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他说：“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时，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
伊尼斯发现：“在广袤地域的组织工作中，传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布赖斯的三个阶段大体与以下三个阶段相当：首先是粘土和沙草纸为主媒介的阶段，其次是羊皮纸为主的阶段，再次是以纸为主的阶段。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 他认为，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反映了媒介对文明的重要意义。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石头、粘土和羊皮纸，笨重、耐久，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信仰和道德，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纸张，轻便、不易保存，强调地域扩张，促进世俗制度和科技的发展，有利于政治帝国的扩张及大范围远距离的控制。
由此，伊尼斯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指征，以传播（媒介）的偏向为角度，揭示传播与文明之间如何互相影响，产生互动。传播媒介与帝国之间的互动就是媒介与倚重空间的国家官僚体制和倚重时间的宗教之间的关系。文明与帝国的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驱使新媒介产生，而媒介与技术的进步又反过来对社会形态和社会文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着文明的进程、帝国的兴衰。而传播的偏向对于帝国发展最直观的作用则体现在权力和知识垄断的建立和消解。
在本书的第二到七章，伊尼斯借由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及近现代等东西方各个文明时期的兴衰史向读者展现了传播偏向在文明演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字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前的古埃及。当时的埃及，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高度集中于国王一人。世俗生活的成就、宗教的信仰和习俗，都围绕着国王，由此而实现了统一的王朝。永恒的观念加强了国王的地位。金字塔、木乃伊、繁复的墓葬文化，体现了对来世与不朽的憧憬，反映了宗教国家的时间偏向。最初的文字主要用来记载和宗教与王权有关的事物，国王的名字、战争、政治事件和宗教教义都通过文字固定下来，雕刻在石头上，实现时间上的延续和传承。石头成作为记载文字的媒介，其时间偏向性为绝对王权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庞大坚固的金字塔和圣书文字共同构成了这种绝对王权的表征，所展现的是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然而莎草纸的出现打破了石头这一媒介的威望和垄断。宗教信仰、权力结构、社会制度都相应发生变革。
“埃及文明从绝对王权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机构的转移中，发生了深刻的动荡。与此巧合的是另一个转移，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
莎草纸轻便，可远距离运输，书写轻松，使得文字从复杂的圣书体转变为僧侣体。其倚重空间的特质促使权力从绝对王权向贵族和僧侣阶层转移。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动荡变化，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也随之改变，“由于摆脱了石头这种沉重的媒介，思想变得轻快了。” 文字的功用不再仅限于政治或宗教目的。“手写文字的数量显著增长，文字、思想与活动的世俗化就随之产生。” 王族和僧侣阶级的知识和权力垄断首次被打破，新的文书阶层出现，为普通人揭示了一条通过掌握文化来享有特权的途径。然而莎草纸又带来了新的知识垄断，刚性的宗教制度以及复杂的文字所形成的垄断控制，摧毁了国王建立帝国的企图。换句话说就是，文字垄断倚重宗教和时间观念，挫败了解决空间问题（地域扩张）的努力。
类似的，在古代两河流域则经历了从“泥版—楔形文字”到“莎草纸—字母表”的变迁。以泥版为媒介的楔形文字从象形文字简化而来，削弱了掌握繁复书写规则的书吏特权。但是由于泥版易于保存，不易搬运的特点，它仍属时间偏向的媒介。而当空间偏向的莎草纸引入后，灵活多变的字母表由此兴起。字母表“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国的发展，而不是有利于帝国”。 伴随着技术进步，依靠新兴军事力量的民族用武力颠覆了固有文明的统治，巴比伦地区在长期多个民族的统治与争夺过程中，字母表的演变，在对征服者的适应与被征服者的吸收中，经过规范而完成，宗教也就更加约定俗成。新的语言取代古老语言。带有原始农业色彩的多神教转向一神教。犹太教兴起，宗教成为一切历史的唯一动因。政治经济力量被置于从属地位。其排他性发展与波斯帝国统治产生冲突。因而如何调和帝国的语言宗教与军事行政这一对矛盾成为该阶段所有帝国共同的问题。
伊尼斯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他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时间问题，也是宗教问题。” 而伊尼斯眼中，希腊是“理想”的帝国：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是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他们在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这两个观念之中打进了一个楔子。”
希腊的口头传统和灵活的字母表，似乎是达成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缺乏稳固的维系。希腊文明既没有强烈的宗教观念，希腊神话中的神都是人性化的，“他们反对把神祗和宗教抬高到一个独立的地位，使之凌驾于国家之上” ，也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仅以松散的城邦形式结合在一起。口头传统，将被垄断的知识，由吟游诗人、哲学家、戏剧家传播到市民阶层中，促进文化兴盛的同时，也促使个人主义兴起，所有人都试图用书本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文字的广泛传播加剧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对繁难字的垄断权，曾经是东方大规模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垄断被摧毁了。字母表对不同语言的适应力，削弱了抹平差异、整齐划一的可能性，增加了治理的难度，给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带来致命的结果。”
此后的罗马则建立在强大的文字传统基础上。以莎草纸为载体的文字传播促进了共和体制的垮台和帝制的兴起。文字和莎草纸的空间偏向性，成为罗马扩张的助力，最终造就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政治帝国。但莎草纸易碎、不易保存的缺点也为之后另一种媒介——羊皮纸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羊皮纸制作工艺复杂且价格昂贵，然而耐久，易保存，因此在媒介偏向性上属于时间媒体。正是由于这个特点，“羊皮纸做的书使基督教比其他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
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饬令》确定了基督教的特许地位。从莎草纸到羊皮纸，从偏向空间到偏向时间，罗马帝国完成了从政治帝国向宗教帝国的转变。羊皮纸的兴起在事实上加剧了知识的垄断，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成为宗教统治之下的“黑暗时代”。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羊皮纸的时间偏向，使得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大量著作得到了保存，为文艺复兴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埋下了火种。
随后，随着纸张的引入和印刷术的发明，羊皮纸的垄断逐渐被打破。
“纸的生产传到欧洲是商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始于AD1275年前后。纸张的使用推动了信用的成长，其表现是保险单和汇票的使用。”
以纸张作为材料的印刷品，大大降低了传播的成本，使得思想和知识不再昂贵，受众扩大到了普通的市民阶层，催生了各地白话文学的兴起。“白话文学的兴起加速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反过来，民族主义又加速了白话文学的发展。” 羊皮纸的主导地位不保，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宗教组织、官僚体制也随之倒塌，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加快了中世纪的终结，近代科技革命与自由理性思潮涌现，尼德兰地区首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西方世界逐渐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同时，在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媒体——报纸诞生了。它在使信息成为共享资源，打破旧的知识垄断的同时，却也被政治团体利用，成为了统治集团控制舆论的工具。报纸的主导地位以及空间偏向，塑造了新的大规模传播垄断。机械化与商业主义是新垄断最显著的表征。伊尼斯认为，忽略时间问题，无视文化传承，必然会陷入深刻的文明危机。
这时另一种新媒介——广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报纸的空间偏向和垄断地位构成了挑战。
“在纳粹党人当选这件事情上，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
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介是否会像之前的各种案例一样，遏制旧的媒介偏向从而改变文明的进程，这是伊尼斯在最后留下的问题。
《帝国与文明》写于1950年，伊尼斯于1952年逝世，他的研究止于工业时代，印刷媒体形成新的垄断，广播的兴起对报纸造成挑战。有人说但凡以文明的视角言说历史，大都寄寓着思想者对现实的关切。“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 这实为伊尼斯写作本书的真正目的。在书的最后伊尼斯阐发了对当代西方文明的隐忧。机械化传播对空间的倚重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正如历史上很多帝国和文明由于缺乏文化而遭遇灭顶之灾。批量生产和标准化是是西方的大敌。对口头传统和时间问题的缺乏关注，正在一步步蚕食文明的根基。“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
《帝国与传播》是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授“帝国经济史”的讲稿合集而成，一共六章加上一篇绪论，时空跨度从古代埃及一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史是他的老本行，所以他在本书中说：“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历史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 不过略微翻阅一下就可以发现，他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并没有认真讲经济史，而是在一个辽阔的历史时空中展示传播媒介与帝国文明兴衰的密切关系。
这本著作篇幅并不算长，事实上却并不好读。伊尼斯构拟了一个“宏大格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创造了一种被称为“总体场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历史的宏大模式，用他本人的话说：“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又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高出可贵比较的重要因素。” 他几乎排斥抽象的演绎推理，不追求建立高层理论进而形成一套通则，他注重归纳、罗列，让一长串缺乏条理的具体事实涌向读者的视野；他常把段落压缩成句子，或者不作推理直接陈述结论。一如麦克卢汉所言：“伊尼斯并不是要推出一个视角或观点，而是要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 他提供了用原因预测结果的一个新的感知体系，这几乎是一种魔术的方式。” 此外，伊尼斯善于考证且喜欢考证，注释可以说是不胜其烦、不厌其详。全书注释之篇幅，竟然达到534条，超过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因此，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帝国与传播》选取的宏大分析模式与细密的史料钩沉无疑给阅读与理解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是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这种尝试是值得的。正如麦克卢汉在序言中所言：“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好的老师。”
具体来讲本书的内容，我们首先从书名出发，理解“帝国”与“传播”这两个关键词。伊尼斯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然后他又进一步将其分为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两类。政治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宗教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他笔下的“传播”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传播的方式，即其所谓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二是传播的媒介，相应的也有两类，即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与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
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他说：“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时，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
伊尼斯发现：“在广袤地域的组织工作中，传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布赖斯的三个阶段大体与以下三个阶段相当：首先是粘土和沙草纸为主媒介的阶段，其次是羊皮纸为主的阶段，再次是以纸为主的阶段。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 他认为，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反映了媒介对文明的重要意义。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石头、粘土和羊皮纸，笨重、耐久，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信仰和道德，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纸张，轻便、不易保存，强调地域扩张，促进世俗制度和科技的发展，有利于政治帝国的扩张及大范围远距离的控制。
由此，伊尼斯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指征，以传播（媒介）的偏向为角度，揭示传播与文明之间如何互相影响，产生互动。传播媒介与帝国之间的互动就是媒介与倚重空间的国家官僚体制和倚重时间的宗教之间的关系。文明与帝国的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驱使新媒介产生，而媒介与技术的进步又反过来对社会形态和社会文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着文明的进程、帝国的兴衰。而传播的偏向对于帝国发展最直观的作用则体现在权力和知识垄断的建立和消解。
在本书的第二到七章，伊尼斯借由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及近现代等东西方各个文明时期的兴衰史向读者展现了传播偏向在文明演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字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前的古埃及。当时的埃及，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高度集中于国王一人。世俗生活的成就、宗教的信仰和习俗，都围绕着国王，由此而实现了统一的王朝。永恒的观念加强了国王的地位。金字塔、木乃伊、繁复的墓葬文化，体现了对来世与不朽的憧憬，反映了宗教国家的时间偏向。最初的文字主要用来记载和宗教与王权有关的事物，国王的名字、战争、政治事件和宗教教义都通过文字固定下来，雕刻在石头上，实现时间上的延续和传承。石头成作为记载文字的媒介，其时间偏向性为绝对王权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庞大坚固的金字塔和圣书文字共同构成了这种绝对王权的表征，所展现的是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然而莎草纸的出现打破了石头这一媒介的威望和垄断。宗教信仰、权力结构、社会制度都相应发生变革。
“埃及文明从绝对王权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机构的转移中，发生了深刻的动荡。与此巧合的是另一个转移，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
莎草纸轻便，可远距离运输，书写轻松，使得文字从复杂的圣书体转变为僧侣体。其倚重空间的特质促使权力从绝对王权向贵族和僧侣阶层转移。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动荡变化，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也随之改变，“由于摆脱了石头这种沉重的媒介，思想变得轻快了。” 文字的功用不再仅限于政治或宗教目的。“手写文字的数量显著增长，文字、思想与活动的世俗化就随之产生。” 王族和僧侣阶级的知识和权力垄断首次被打破，新的文书阶层出现，为普通人揭示了一条通过掌握文化来享有特权的途径。然而莎草纸又带来了新的知识垄断，刚性的宗教制度以及复杂的文字所形成的垄断控制，摧毁了国王建立帝国的企图。换句话说就是，文字垄断倚重宗教和时间观念，挫败了解决空间问题（地域扩张）的努力。
类似的，在古代两河流域则经历了从“泥版—楔形文字”到“莎草纸—字母表”的变迁。以泥版为媒介的楔形文字从象形文字简化而来，削弱了掌握繁复书写规则的书吏特权。但是由于泥版易于保存，不易搬运的特点，它仍属时间偏向的媒介。而当空间偏向的莎草纸引入后，灵活多变的字母表由此兴起。字母表“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国的发展，而不是有利于帝国”。 伴随着技术进步，依靠新兴军事力量的民族用武力颠覆了固有文明的统治，巴比伦地区在长期多个民族的统治与争夺过程中，字母表的演变，在对征服者的适应与被征服者的吸收中，经过规范而完成，宗教也就更加约定俗成。新的语言取代古老语言。带有原始农业色彩的多神教转向一神教。犹太教兴起，宗教成为一切历史的唯一动因。政治经济力量被置于从属地位。其排他性发展与波斯帝国统治产生冲突。因而如何调和帝国的语言宗教与军事行政这一对矛盾成为该阶段所有帝国共同的问题。
伊尼斯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他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时间问题，也是宗教问题。” 而伊尼斯眼中，希腊是“理想”的帝国：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是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他们在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这两个观念之中打进了一个楔子。”
希腊的口头传统和灵活的字母表，似乎是达成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缺乏稳固的维系。希腊文明既没有强烈的宗教观念，希腊神话中的神都是人性化的，“他们反对把神祗和宗教抬高到一个独立的地位，使之凌驾于国家之上” ，也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仅以松散的城邦形式结合在一起。口头传统，将被垄断的知识，由吟游诗人、哲学家、戏剧家传播到市民阶层中，促进文化兴盛的同时，也促使个人主义兴起，所有人都试图用书本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文字的广泛传播加剧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对繁难字的垄断权，曾经是东方大规模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垄断被摧毁了。字母表对不同语言的适应力，削弱了抹平差异、整齐划一的可能性，增加了治理的难度，给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带来致命的结果。”
此后的罗马则建立在强大的文字传统基础上。以莎草纸为载体的文字传播促进了共和体制的垮台和帝制的兴起。文字和莎草纸的空间偏向性，成为罗马扩张的助力，最终造就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政治帝国。但莎草纸易碎、不易保存的缺点也为之后另一种媒介——羊皮纸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羊皮纸制作工艺复杂且价格昂贵，然而耐久，易保存，因此在媒介偏向性上属于时间媒体。正是由于这个特点，“羊皮纸做的书使基督教比其他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
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饬令》确定了基督教的特许地位。从莎草纸到羊皮纸，从偏向空间到偏向时间，罗马帝国完成了从政治帝国向宗教帝国的转变。羊皮纸的兴起在事实上加剧了知识的垄断，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成为宗教统治之下的“黑暗时代”。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羊皮纸的时间偏向，使得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大量著作得到了保存，为文艺复兴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埋下了火种。
随后，随着纸张的引入和印刷术的发明，羊皮纸的垄断逐渐被打破。
“纸的生产传到欧洲是商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始于AD1275年前后。纸张的使用推动了信用的成长，其表现是保险单和汇票的使用。”
以纸张作为材料的印刷品，大大降低了传播的成本，使得思想和知识不再昂贵，受众扩大到了普通的市民阶层，催生了各地白话文学的兴起。“白话文学的兴起加速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反过来，民族主义又加速了白话文学的发展。” 羊皮纸的主导地位不保，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宗教组织、官僚体制也随之倒塌，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加快了中世纪的终结，近代科技革命与自由理性思潮涌现，尼德兰地区首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西方世界逐渐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同时，在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媒体——报纸诞生了。它在使信息成为共享资源，打破旧的知识垄断的同时，却也被政治团体利用，成为了统治集团控制舆论的工具。报纸的主导地位以及空间偏向，塑造了新的大规模传播垄断。机械化与商业主义是新垄断最显著的表征。伊尼斯认为，忽略时间问题，无视文化传承，必然会陷入深刻的文明危机。
这时另一种新媒介——广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报纸的空间偏向和垄断地位构成了挑战。
“在纳粹党人当选这件事情上，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
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介是否会像之前的各种案例一样，遏制旧的媒介偏向从而改变文明的进程，这是伊尼斯在最后留下的问题。
《帝国与文明》写于1950年，伊尼斯于1952年逝世，他的研究止于工业时代，印刷媒体形成新的垄断，广播的兴起对报纸造成挑战。有人说但凡以文明的视角言说历史，大都寄寓着思想者对现实的关切。“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 这实为伊尼斯写作本书的真正目的。在书的最后伊尼斯阐发了对当代西方文明的隐忧。机械化传播对空间的倚重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正如历史上很多帝国和文明由于缺乏文化而遭遇灭顶之灾。批量生产和标准化是是西方的大敌。对口头传统和时间问题的缺乏关注，正在一步步蚕食文明的根基。“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