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位科学家对阿瑟·C·克拉克的回忆
文/ Jeremy Bernstein
译/ 皮切力诺·陶
原刊登于译言网
1960年，我为《纽约客》写稿子才没多久，杂志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请我写一篇关于科幻小说的文章。我认为世上的科学家分两种：热爱科幻的和无法忍受科幻的。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我是第二种。科幻小说一般都是烂科学加上更烂的小说。不过由于我在杂志这边还是个新人，既然肖恩想要科幻稿子，我就试一下吧。我的一位朋友杰拉尔德·范伯格（Gerald Feinberg）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教授，他很喜欢科幻。我把自己进退两难的窘境告诉了他，问他我该看点什么。“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立即回答。
我之前从没听过克拉克的名字——当时不爱科幻的人没几个听过他大名的。范伯格建议我从克拉克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开始看起。故事讲的是外星上主来到地球教化人类。上主们建立了一个黄金时代，受到教化的人将地球改造得不再适宜居住，于是一场大灾难随之降临。任务失败之后，上主们离开地球去别处继续试验。我没想到克拉克会用爱因斯坦的“双胞胎悖论”来描写太空旅行者比待在家的孪生兄弟老得快，我为此着迷。我觉得克拉克值得一写，于是就动笔了。
过了一阵子，克拉克从锡兰（斯里兰卡）寄来一封信，他从1956年起就一直住在那里。信里说他打算回趟纽约，找我见个面。老实说，我不是特别有兴致。我在新泽西全职教书，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此外我也想象不出我们俩有啥可聊的。最后我决定跟他吃个午餐。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决定之一。
克拉克很符合我脑海中英国农场主的形象。他确实是一位农民之子，父亲早逝之后，克拉克与手足一道打理家庭农场。午餐时大部分时间里是克拉克在说话，我偶尔插上一句，他会回答说“对，对”然后继续滔滔不绝。他如此亲切有趣，我并不介意谈话以这种方式继续。我还是问了他在纽约做什么，他提到了一个《时代生活》（ Time-Life）图书的项目。然后他说不希望马上要离婚的老婆知道他在纽约，因为她会给他找麻烦。我建议说她要是改嫁了，他的麻烦就到头了。克拉克回答说，她永远也不会改嫁，因为她是女同性恋。“而我，”他说道，“就像是她的镜像。”他大概想说自己是同性恋，但我没有接口。然后他又说起正在和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合作，至于合作的内容，克拉克称之为“奇爱之子”。（即库布里克的《 奇爱博士，或者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斯坦利是个了不起的人，”克拉克补充了一句，“你应该见见他。”
的确没错，库布里克后来成了我的偶像。我第一次看《奇爱博士》就被电影迷住了，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第二遍。之前我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工作时，曾目睹了几次内华达沙漠的核爆试验，我也曾为兰德公司做过顾问。奇爱博士一角的原型主要就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师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他很支持核战争。尽管奇爱博士的扮演者彼得·塞勒斯（ Peter Sellers）的口音是跟“维吉”阿瑟·费利格（Arthur Fellig）学来的，这位奥地利裔的摄影师当时在片场拍剧照。
库布里克不喜欢接受采访，他肯见我一定是因为我在《纽约客》上写的“分析机”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是关于电脑的，而电脑在他和克拉克的合作项目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库布里克在中央公园西大道有套公寓，我和克拉克在那儿与他见了面，我们三人处得很愉快。当时他们俩正合作一本科幻小说，库布里克打算把它写成电影剧本。我在《纽约客》的“街谈巷议”（the Talk of the Town）栏目中写到了这次会面，文中提到他们描述的故事情节很像荷马史诗《奥德赛》，不过地中海的岛屿换成了行星。克拉克在一个短篇中也用了这个比喻，后来库布里克把这部电影命名为“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我和库布里克很谈得来，我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国际象棋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我斗胆要求为他在《纽约客》上写小传。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拒绝了我的同事莉莉安·罗斯（Lillian Ross），她当时在位《纽约客》写一系列电影导演的报道。库布里克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第二年我经常去伦敦探访《2001》的拍摄。我们玩了25局的象棋比赛，后来象棋这个话题成了那篇小传的开场白。写完之后库布里克要求看校样，检查在事实方面是否准确，然后再发表。编辑肖恩不太情愿，不过也同意了。我和库布里克就这篇小传产生了许多次激烈的争论，有时候克拉克也看在眼里。文章发表后，克拉克说我也可以为他写小传，并且保证说他没库布里克那么麻烦。这可是我去斯里兰卡旅行的好由头，于是我跟肖恩说了这事，他同意了。
1969年2月，在动身之前，我读了克拉克那些在斯里兰卡裸身潜水的冒险故事。他与一条巨大石斑鱼的“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条鱼儿似乎很期待克拉克下水拜访它，不过克拉克把这段经历写了出来，副作用就是有人下水把那条鱼捉走了。我在旅行指南中读到了亚当山（ Adam’s Peak）的情况，这座锥形山脉高7360英尺（约2,245米），位于斯里兰卡中部高原的南侧。山顶上有块石头，上面似乎有个脚印的形状。佛教徒相信那是佛祖的脚印，印度教徒认为那是湿婆神的足迹，穆斯林则说那是阿丹升天时留下的。我决定要去爬亚当峰。
单看克拉克的文字，读者会觉得他定居斯里兰卡的原因是这里可以裸身潜水。这确实是原因之一，却不是最重要的。1952年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被判严重猥亵罪，这条维多利亚时代的律法也曾在1895年审判过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图灵被强制注射雌激素，当时认为这可以治愈同性恋。1954年，图灵吃了毒苹果自杀身亡，不久之后克拉克就决定移居斯里兰卡，这并不是巧合。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他有机会，会劝说图灵也移民来这个岛国。
克拉克邀请我去科伦坡与他同住。那是一间巨大的乡村居所，他的手下也住在那里。他们和克拉克一样，都穿着莎笼。当时克拉克已经出名了，吸引了许多名流前来“朝圣”。我在那儿的时候就遇到了滚石乐队的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琼斯来访的那天晚上，我正和克拉克在观看土星的光环，克拉克在前院架了一台超大的望远镜。琼斯也过来看了一眼，说：“太牛了。”
我跟克拉克说打算去爬亚当峰，还订了一辆出租车拉我去大本营。克拉克说这完全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不过当我的出租车开过来时，他宣布也要一起去。他的主任助理赫克托·阿卡纳亚克（Hector Ekanayake）从前是个拳击手，也跟我们一起去了。晚上十点，我们出发了，一路上开了几个小时。我在车上睡着了，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望向窗外，仿佛看到一条被照亮的通往天堂的阶梯。这一幕克拉克始终未能忘却，最后也写进了他的小说中。那条阶梯其实是通往山顶的小道。我们赶在日出前爬到了顶峰，观看山峦将其怪异的影子投影在雾海之上。我们在耀眼的阳光中下山，路上我遇到了一条巨大的黑色千足虫，我问克拉克要是被它咬了会不会死。“不会，”他说，“不过你会觉得生不如死。”
随后我们去看了克拉克在海边买下的地。那里有一个废弃的棚屋，成了一条水巨蜥的家园。克拉克的好奇心似乎有点过了，那巨蜥直追着他跑。我给这个地方起名字叫“蛇之天堂”。
我为克拉克写的小传在1969年发表了。其后的几年间，他定期访问纽约，每次都是住在西23街的切尔西酒店。有时候他是过来看病的。他有一回狠狠地撞了门框，脑袋受了伤，其他的症状可能皆因此而来。后来他说自己是小儿麻痹后遗症，尽管我从看不出来他得过小儿麻痹症。克拉克变得越来越依靠轮椅，我在纽约最后一次见他时，他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走动。八十大寿前后，克拉克称自己不会再离开斯里兰卡。生日过后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封电邮：“一点儿没觉得自己八十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克拉克会给我们寄他的年度总结，署名是“阿瑟·C·克拉克爵士”。他在1998年被授予爵位，并对这份荣誉感到很骄傲。我保存了2006年1月4日的这封。与其他年份的一样，总结的开始都是这句：“朋友们，地球众生，ET们——把你们的器官借我一用！①”他还考虑到了有的受众没长耳朵呢。文中是这样说的：
“2005年接近尾声了，我不由地想起了2004年的最后那几天，毁灭性的南亚海啸让一切全乱套了。200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为那股海上强风收拾残局。一整年过去了我们才注意到，重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虽然海啸袭击的沿海地区离科伦坡仅有几公里的距离，海啸后的好几周我都没有去灾区查看。斯里兰卡南海岸的乌纳瓦图纳（Unawatuna）和希卡杜瓦（Hikkaduwa）是我最喜爱的海滨城市，我实在不忍心目睹其惨状。直到三月初我才去那儿转了转。当时灾区看起来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但是那摧毁一切的海浪还是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印记。
海啸两次把全球大家庭团结在了一起，先是因为哀悼，然后是同心协力。世界各地的捐助纷纷涌来，前所未有，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灾后的电视现场直播。我真心希望能有一些更好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是通讯卫星把人们汇集在了一起。”
然后克拉克回忆到，2005年是他提出通讯卫星概念的60周年纪念，这一想法发表在1945年的《无线电世界》（Wireless World）上。凭克拉克的智慧和想象力，他足以成为一名一流的科学家。但是他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我称之为“蚱蜢思维”，克拉克无法在某件事情上专注太久。
克拉克曾对我说，作家身上出不了什么糟糕事，有百利而无一害。克拉克对2007年的总结——也是他最后一次总结——是这样开始的：
“新年伊始，向各位问好祝福。今年12月我就要过（过的了吗？）九十大寿了——就在我们进入太空时代整整半个世纪的几周之后。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只过了5分钟，全世界都明白过来了。尽管我写作、谈论太空旅行已经很多年了，那一刻仍然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我正在巴塞罗那参加第八届国际宇航大会（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发言之后，我回到宾馆房间休息，这时候苏联的消息传了过来，我被记者吵醒了，他们请我就此发表评论。我们的理论和推测突然间就成真了！”
2008年3月19日，克拉克辞世，终年90岁。他的肉体不在了，而他的灵魂仍在发光。
① 原文是lend me your organs，英语中常用“lend me your ears（请听我说两句）”来提醒听众注意，但是电影《ET外星人》中的ET没长耳朵，所以克拉克把 ears 改成了 organs。——译者注
译/ 皮切力诺·陶
原刊登于译言网
1960年，我为《纽约客》写稿子才没多久，杂志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请我写一篇关于科幻小说的文章。我认为世上的科学家分两种：热爱科幻的和无法忍受科幻的。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我是第二种。科幻小说一般都是烂科学加上更烂的小说。不过由于我在杂志这边还是个新人，既然肖恩想要科幻稿子，我就试一下吧。我的一位朋友杰拉尔德·范伯格（Gerald Feinberg）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教授，他很喜欢科幻。我把自己进退两难的窘境告诉了他，问他我该看点什么。“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立即回答。
我之前从没听过克拉克的名字——当时不爱科幻的人没几个听过他大名的。范伯格建议我从克拉克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开始看起。故事讲的是外星上主来到地球教化人类。上主们建立了一个黄金时代，受到教化的人将地球改造得不再适宜居住，于是一场大灾难随之降临。任务失败之后，上主们离开地球去别处继续试验。我没想到克拉克会用爱因斯坦的“双胞胎悖论”来描写太空旅行者比待在家的孪生兄弟老得快，我为此着迷。我觉得克拉克值得一写，于是就动笔了。
过了一阵子，克拉克从锡兰（斯里兰卡）寄来一封信，他从1956年起就一直住在那里。信里说他打算回趟纽约，找我见个面。老实说，我不是特别有兴致。我在新泽西全职教书，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此外我也想象不出我们俩有啥可聊的。最后我决定跟他吃个午餐。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决定之一。
克拉克很符合我脑海中英国农场主的形象。他确实是一位农民之子，父亲早逝之后，克拉克与手足一道打理家庭农场。午餐时大部分时间里是克拉克在说话，我偶尔插上一句，他会回答说“对，对”然后继续滔滔不绝。他如此亲切有趣，我并不介意谈话以这种方式继续。我还是问了他在纽约做什么，他提到了一个《时代生活》（ Time-Life）图书的项目。然后他说不希望马上要离婚的老婆知道他在纽约，因为她会给他找麻烦。我建议说她要是改嫁了，他的麻烦就到头了。克拉克回答说，她永远也不会改嫁，因为她是女同性恋。“而我，”他说道，“就像是她的镜像。”他大概想说自己是同性恋，但我没有接口。然后他又说起正在和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合作，至于合作的内容，克拉克称之为“奇爱之子”。（即库布里克的《 奇爱博士，或者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斯坦利是个了不起的人，”克拉克补充了一句，“你应该见见他。”
的确没错，库布里克后来成了我的偶像。我第一次看《奇爱博士》就被电影迷住了，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第二遍。之前我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工作时，曾目睹了几次内华达沙漠的核爆试验，我也曾为兰德公司做过顾问。奇爱博士一角的原型主要就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师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他很支持核战争。尽管奇爱博士的扮演者彼得·塞勒斯（ Peter Sellers）的口音是跟“维吉”阿瑟·费利格（Arthur Fellig）学来的，这位奥地利裔的摄影师当时在片场拍剧照。
库布里克不喜欢接受采访，他肯见我一定是因为我在《纽约客》上写的“分析机”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是关于电脑的，而电脑在他和克拉克的合作项目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库布里克在中央公园西大道有套公寓，我和克拉克在那儿与他见了面，我们三人处得很愉快。当时他们俩正合作一本科幻小说，库布里克打算把它写成电影剧本。我在《纽约客》的“街谈巷议”（the Talk of the Town）栏目中写到了这次会面，文中提到他们描述的故事情节很像荷马史诗《奥德赛》，不过地中海的岛屿换成了行星。克拉克在一个短篇中也用了这个比喻，后来库布里克把这部电影命名为“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我和库布里克很谈得来，我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国际象棋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我斗胆要求为他在《纽约客》上写小传。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拒绝了我的同事莉莉安·罗斯（Lillian Ross），她当时在位《纽约客》写一系列电影导演的报道。库布里克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第二年我经常去伦敦探访《2001》的拍摄。我们玩了25局的象棋比赛，后来象棋这个话题成了那篇小传的开场白。写完之后库布里克要求看校样，检查在事实方面是否准确，然后再发表。编辑肖恩不太情愿，不过也同意了。我和库布里克就这篇小传产生了许多次激烈的争论，有时候克拉克也看在眼里。文章发表后，克拉克说我也可以为他写小传，并且保证说他没库布里克那么麻烦。这可是我去斯里兰卡旅行的好由头，于是我跟肖恩说了这事，他同意了。
1969年2月，在动身之前，我读了克拉克那些在斯里兰卡裸身潜水的冒险故事。他与一条巨大石斑鱼的“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条鱼儿似乎很期待克拉克下水拜访它，不过克拉克把这段经历写了出来，副作用就是有人下水把那条鱼捉走了。我在旅行指南中读到了亚当山（ Adam’s Peak）的情况，这座锥形山脉高7360英尺（约2,245米），位于斯里兰卡中部高原的南侧。山顶上有块石头，上面似乎有个脚印的形状。佛教徒相信那是佛祖的脚印，印度教徒认为那是湿婆神的足迹，穆斯林则说那是阿丹升天时留下的。我决定要去爬亚当峰。
单看克拉克的文字，读者会觉得他定居斯里兰卡的原因是这里可以裸身潜水。这确实是原因之一，却不是最重要的。1952年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被判严重猥亵罪，这条维多利亚时代的律法也曾在1895年审判过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图灵被强制注射雌激素，当时认为这可以治愈同性恋。1954年，图灵吃了毒苹果自杀身亡，不久之后克拉克就决定移居斯里兰卡，这并不是巧合。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他有机会，会劝说图灵也移民来这个岛国。
克拉克邀请我去科伦坡与他同住。那是一间巨大的乡村居所，他的手下也住在那里。他们和克拉克一样，都穿着莎笼。当时克拉克已经出名了，吸引了许多名流前来“朝圣”。我在那儿的时候就遇到了滚石乐队的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琼斯来访的那天晚上，我正和克拉克在观看土星的光环，克拉克在前院架了一台超大的望远镜。琼斯也过来看了一眼，说：“太牛了。”
我跟克拉克说打算去爬亚当峰，还订了一辆出租车拉我去大本营。克拉克说这完全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不过当我的出租车开过来时，他宣布也要一起去。他的主任助理赫克托·阿卡纳亚克（Hector Ekanayake）从前是个拳击手，也跟我们一起去了。晚上十点，我们出发了，一路上开了几个小时。我在车上睡着了，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望向窗外，仿佛看到一条被照亮的通往天堂的阶梯。这一幕克拉克始终未能忘却，最后也写进了他的小说中。那条阶梯其实是通往山顶的小道。我们赶在日出前爬到了顶峰，观看山峦将其怪异的影子投影在雾海之上。我们在耀眼的阳光中下山，路上我遇到了一条巨大的黑色千足虫，我问克拉克要是被它咬了会不会死。“不会，”他说，“不过你会觉得生不如死。”
随后我们去看了克拉克在海边买下的地。那里有一个废弃的棚屋，成了一条水巨蜥的家园。克拉克的好奇心似乎有点过了，那巨蜥直追着他跑。我给这个地方起名字叫“蛇之天堂”。
我为克拉克写的小传在1969年发表了。其后的几年间，他定期访问纽约，每次都是住在西23街的切尔西酒店。有时候他是过来看病的。他有一回狠狠地撞了门框，脑袋受了伤，其他的症状可能皆因此而来。后来他说自己是小儿麻痹后遗症，尽管我从看不出来他得过小儿麻痹症。克拉克变得越来越依靠轮椅，我在纽约最后一次见他时，他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走动。八十大寿前后，克拉克称自己不会再离开斯里兰卡。生日过后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封电邮：“一点儿没觉得自己八十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克拉克会给我们寄他的年度总结，署名是“阿瑟·C·克拉克爵士”。他在1998年被授予爵位，并对这份荣誉感到很骄傲。我保存了2006年1月4日的这封。与其他年份的一样，总结的开始都是这句：“朋友们，地球众生，ET们——把你们的器官借我一用！①”他还考虑到了有的受众没长耳朵呢。文中是这样说的：
“2005年接近尾声了，我不由地想起了2004年的最后那几天，毁灭性的南亚海啸让一切全乱套了。200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为那股海上强风收拾残局。一整年过去了我们才注意到，重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虽然海啸袭击的沿海地区离科伦坡仅有几公里的距离，海啸后的好几周我都没有去灾区查看。斯里兰卡南海岸的乌纳瓦图纳（Unawatuna）和希卡杜瓦（Hikkaduwa）是我最喜爱的海滨城市，我实在不忍心目睹其惨状。直到三月初我才去那儿转了转。当时灾区看起来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但是那摧毁一切的海浪还是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印记。
海啸两次把全球大家庭团结在了一起，先是因为哀悼，然后是同心协力。世界各地的捐助纷纷涌来，前所未有，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灾后的电视现场直播。我真心希望能有一些更好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是通讯卫星把人们汇集在了一起。”
然后克拉克回忆到，2005年是他提出通讯卫星概念的60周年纪念，这一想法发表在1945年的《无线电世界》（Wireless World）上。凭克拉克的智慧和想象力，他足以成为一名一流的科学家。但是他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我称之为“蚱蜢思维”，克拉克无法在某件事情上专注太久。
克拉克曾对我说，作家身上出不了什么糟糕事，有百利而无一害。克拉克对2007年的总结——也是他最后一次总结——是这样开始的：
“新年伊始，向各位问好祝福。今年12月我就要过（过的了吗？）九十大寿了——就在我们进入太空时代整整半个世纪的几周之后。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只过了5分钟，全世界都明白过来了。尽管我写作、谈论太空旅行已经很多年了，那一刻仍然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我正在巴塞罗那参加第八届国际宇航大会（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发言之后，我回到宾馆房间休息，这时候苏联的消息传了过来，我被记者吵醒了，他们请我就此发表评论。我们的理论和推测突然间就成真了！”
2008年3月19日，克拉克辞世，终年90岁。他的肉体不在了，而他的灵魂仍在发光。
① 原文是lend me your organs，英语中常用“lend me your ears（请听我说两句）”来提醒听众注意，但是电影《ET外星人》中的ET没长耳朵，所以克拉克把 ears 改成了 organs。——译者注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