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吉尔：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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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维吉尔
我想我最终还是做不成学术的。就像小时候看《红楼梦》，心里不屑的话总是老老实实写在试卷上，例如“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以及婚姻悲剧为主线，展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和种种腐朽罪恶，同时歌颂了真善美和叛逆者朦胧的进步思想”。后来看周汝昌先生的研究，考证出来黛玉应当是投水自沉，宝玉应当定风波最终与湘云重逢：老先生的为人与作风是我一直尊敬仰望的。但是心上总念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 不作声了”那，每次翻到这里总是抵不住一阵发怵；想起林黛玉时，除了那似蹙非蹙、似喜非喜的眉目眼波，便是这声“好”让人久久逃不开。这一年半读的书里只是少有这种打到心里去的东西，前些时看复旦一位学姐说，多少学术、文学研究的评论的理论的看下来，总不复读《金瓶梅》看到西门庆哭李瓶儿的感动。西门庆不过是个胡作非为的纨绔，最丑最恶的反角就是他，然而他“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念着“我的姐姐”的时候却也真的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我怎生忍得！宁可我死了也罢”的真情真意的男人。
我们评价兰陵笑笑生是伟大的作家，不仅仅是他重现的黑暗时代世间百态，有多少隐约写作的发微义理，有多少政治哲人的审慎讥讽；更在于此，此处人性本真，此处即使隔着千百年，读来还是揪着人心。我以为维吉尔也是如此。
出于这种心情我相信狄多爱埃涅阿斯，与阴谋、政治没有关系，跟伊壁鸠鲁也没有关系，甚至这爱情能否得到回应也没有关系；不知道是否同神意有关，也来不及去想命运的意图。当我们深陷其中的时候，快乐本身是真实的，痛苦都是。当我们阅读诗歌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感动是真实的，爱情就是。同样出于这种心情我始终觉得，就算在爱情诗上，维吉尔是比卡图鲁斯更好的诗人。
安娜是不信神的唯物主义者吗？是伊壁鸠鲁哲学的信奉者吗？我不确定诗人创造这个人物的意图，也不能接受学者对她的解读。我以为安娜的存在只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爱情从来不是她一个人的爱情，被爱火折磨的女人一定要有某处出口。恋爱中的少女同情人见面之前对着镜子换了几次发型、几件衣服，多少样首饰戴上又取下、鞋子一双双审视了多久，这些事情她的情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看着她对着镜子纠结不下、陪着她作出选择的朋友知道：因此我们知道，因此爱情也被我们知道。安娜这个形象是为狄多、更直白的说是为狄多的爱情存在，成为维吉尔第四卷表现爱情的第一个手段。
接着是狄多一个人的辗转难耐与不安——“狄多领着埃涅阿斯穿过城市中心，指点给他看腓尼基人如何富庶，指点给他看正在建造的房屋；她想要说些什么，但说了半句又不说了；接着她要求他夕阳之下再来赴宴，在筵席上她着了迷似的说她还想听一遍特洛亚的苦难，当埃涅阿斯再次叙说的时候，她侧身倾听着。当客人散去，月色也渐渐暗淡，星辰落下，催人睡眠的时候，她独自一个留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斜倚在他留下的榻上愁闷着……”莎士比亚不也是这样设计苔丝蒂蒙斯爱上奥赛罗的吗？
没神魂颠倒就不是爱情，没痛彻心扉就不是爱情，起码不符合我们对文学中爱情的期望。狄多的痛苦暗示着埃涅阿斯的选择，罗马的使命与责任重于一切。诗歌的阅读者在咀嚼狄多的痛苦时，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特洛亚人从全城各处匆匆忙忙地跑出来，就像一群蚂蚁，想到冬天快来了，去抢一大堆谷物，把它搬放在巢穴里那样，它们排成一条黑线，穿过田地，在草丛中沿着一条窄路搬运着掠夺来的东西，有的用肩膀使劲推着巨大的谷粒，有的殿后，鞭策着一些落伍者，整条小路呈现一片热烈的劳动场面”中，想象、欣赏高墙上的女王狄多——她披散着卷曲的金色长发，把最高贵的深红色穿在身上，白皙的足裸着，一步步走上城墙，日光投下长长的影子。眼看着爱人离去，但是除了远望、除了任痛苦撕扯她没有办法。
当我们把狄多与她的爱情悲剧放在“对城市所有的义务高于一切其他事物之上，即使强烈的爱情也不例外……对金色的罗马负责，是一切美德之中最为高贵的美德[ 《西方人文史》]”下，她的痛苦更厚重，也更适宜我们享受了。维吉尔的伟大就在于使这种价值或行为准则进入读者脑中而不受排斥，他成功地劝服我们投身金色的帝国而毫无怨言，接受他忧伤而又有节制的智慧。
“这些让人落泪的，同样也是希望所在：此画如是，此诗如是。史诗并不在于告诉我们历史是好或坏，而是展示历史的复杂性以激起更纯粹更激烈的情绪。我们因此得到更深层的安慰，就连悲伤本身都成为一种欲求。”（ Adam Parry，The Two Voices of Virgil's "Aeneid"翻译了一小段，给这里结尾很合适 ）
·罗马人维吉尔
维吉尔的忧伤还来自于他站在共和国与帝国的节点上，但是他成功地将个人的忧伤升华成一个民族的骄傲。他“[ 《西方人文史》]创造的埃涅阿斯既是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又是罗马人，既是古代人又是现代人，既是一个当代的阿喀琉斯和奥德赛，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埃涅阿斯是一个“能够创造整个文明”、“可以在自己身上书写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英雄。我们站在不同的时间对事件的感触就相异，在发生的时间去看一切都是偶然和不定，在历史的时间去看，一切都是必然和确定。维吉尔身处历史的时间，但却描述着发生的时刻，埃涅阿斯因为“他能做到这一点而不是别人”成为维吉尔英雄，因为维吉尔创造英雄的时候是谁做到这一点已经成为历史事实。
其一（卷四）219~278“我的儿，你去把西风唤来，展开你的翅膀，到特洛亚王子那儿去，他现在滞留在迦太基，置命运注定他将统治的众多城市于不顾，你赶快飞越太空，把我的话转告给他。他美丽的母亲向我保证过的不是他现在的这种行径，他母亲也不是为了他今天这样才两次从希腊人刀兵中把他救出来的；而是要他有一天统治意大利，英主辈出的意大利，武功煊赫的意大利，要他繁衍高贵的特洛亚血统的后嗣，并把全世界置于他的法律之下。如果对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他都无动于衷，如果他自己不肯努力去赢得赞美，难道作为父亲他就吝啬得不肯让他儿子阿斯卡纽斯统治罗马的城堡么？他想做什么？呆在一个敌对民族里不走，他指望什么？他不想想阿斯卡纽斯的子子孙孙和拉维尼乌姆的田野么？”
其二（卷十)1~15“我当初禁止意大利人去和特洛亚人对阵，为什么你们不遵守反而违反我的禁令？是谁挑起这方或那方的恐惧心理而让他们拿起刀枪走上战争的道路？正当打仗的日子是会到来的，但是催促不得，将来凶狠的迦太基会在阿尔卑斯山上冲出一条路，冲进罗马城堡，给他带来浩劫，到那时你们可以随意，以恨还恨，互相掠夺。”
这两处都是尤比特的话语，尤比特之所以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全能的尤比特的所知是维吉尔的所知历史，而在埃涅阿斯看来是未知命运——而这样的时间优势造成尤比特对埃涅阿斯的指责，故而完全是强加的。
“呆在一个敌对民族不走，他指望什么？”，迦太基与罗马的敌对在维吉尔看来是已知的事实，因为布匿战争已经发生，对当时还应该称作”特洛伊人“则不然。此处似乎出现了时间和逻辑的错乱：正是尤比特的神意使埃涅阿斯离开狄多，狄多才说出”我们这两族之间不存在友爱，也决不联盟。让我的骨肉后代中出现一个复仇者吧，让他用火和剑去追赶那些特洛亚移民“；原本这些可以不发生，而且在尤比特说话当时并未发生。以维吉尔的时间出发，迦太基和罗马的敌对已经发生，狄多的结局便必然是死亡。与罗马人的命运作对的人必须去死，哪怕他们的死是为罗马文明付出的不可或缺的代价。对金色的罗马负责，强烈的爱情也必须让步，哪怕这一过程是令人痛苦的，但是罗马的英雄既为未来而生，对过去和未来唯有舍弃一途。[ 《西方人文史》]因而狄多之死同样是诗人制造的一个错乱。虽然她“并非命中注定要死，又不该死”，但其实维吉尔哪里给了她除却死亡之外的结局呢？
命运尚未展开的时候，历史的必然也只能以偶然的面目出现，维吉尔这样的叙述，带给罗马人的是命运注定的、上帝庇佑的骄傲感和使命感。
·政治哲人维吉尔
阿德勒的《维吉尔的帝国》近年新译之作，幸得一闻，那里是对维吉尔政治哲人身份的解构。维吉尔的忧伤是哲人的忧伤，但他的超越在于他不止于一个像卢克莱修那样的自然哲人。 老教授皮斯说，“我相信维吉尔曾逐渐明白，快乐主义哲学的愉悦只能是个人的——隐居生活（伊壁鸠鲁残篇551 Usener）应该非常合宜于他，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被这些哲学提升至伟大状态。”[ Pease，Publi Vergili Maronis，，页38，注289。]
当我们站在这个视角去理解维吉尔的英雄时，新的发现出现了——埃涅阿斯的幸福根源于对物性的无知和[xviii]对奇妙形象的响应：“虽然不懂，但他感到惊奇，这些事物令他愉悦（8.730）。”对事物本身、对真理一无所知，对大多数人的愉悦而言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在那里有万事皆堪落泪，有关于人类生活之令人哀伤的真相。但带着某种经过恰当形塑成的无知，大多数人至少可以有正当的愉悦，而且，其正当的愉悦可以使他们保持和谐，从而可以为少数人的幸福提供一种条件。”
维吉尔为大多数人创造的便是这样无知而又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只享受这样的生活而不必多想，也可以投入他那样忧郁的思考。我既没有后者的天分，又偏偏因为维吉尔已经走出了前者，我只是想着他可能有的痛苦、忧伤、徘徊和为我们的创作。我并不惊奇，仿佛也不是不懂，只是享受着忧伤的愉悦了。
我想我最终还是做不成学术的。就像小时候看《红楼梦》，心里不屑的话总是老老实实写在试卷上，例如“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以及婚姻悲剧为主线，展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和种种腐朽罪恶，同时歌颂了真善美和叛逆者朦胧的进步思想”。后来看周汝昌先生的研究，考证出来黛玉应当是投水自沉，宝玉应当定风波最终与湘云重逢：老先生的为人与作风是我一直尊敬仰望的。但是心上总念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 不作声了”那，每次翻到这里总是抵不住一阵发怵；想起林黛玉时，除了那似蹙非蹙、似喜非喜的眉目眼波，便是这声“好”让人久久逃不开。这一年半读的书里只是少有这种打到心里去的东西，前些时看复旦一位学姐说，多少学术、文学研究的评论的理论的看下来，总不复读《金瓶梅》看到西门庆哭李瓶儿的感动。西门庆不过是个胡作非为的纨绔，最丑最恶的反角就是他，然而他“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念着“我的姐姐”的时候却也真的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我怎生忍得！宁可我死了也罢”的真情真意的男人。
我们评价兰陵笑笑生是伟大的作家，不仅仅是他重现的黑暗时代世间百态，有多少隐约写作的发微义理，有多少政治哲人的审慎讥讽；更在于此，此处人性本真，此处即使隔着千百年，读来还是揪着人心。我以为维吉尔也是如此。
出于这种心情我相信狄多爱埃涅阿斯，与阴谋、政治没有关系，跟伊壁鸠鲁也没有关系，甚至这爱情能否得到回应也没有关系；不知道是否同神意有关，也来不及去想命运的意图。当我们深陷其中的时候，快乐本身是真实的，痛苦都是。当我们阅读诗歌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感动是真实的，爱情就是。同样出于这种心情我始终觉得，就算在爱情诗上，维吉尔是比卡图鲁斯更好的诗人。
安娜是不信神的唯物主义者吗？是伊壁鸠鲁哲学的信奉者吗？我不确定诗人创造这个人物的意图，也不能接受学者对她的解读。我以为安娜的存在只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爱情从来不是她一个人的爱情，被爱火折磨的女人一定要有某处出口。恋爱中的少女同情人见面之前对着镜子换了几次发型、几件衣服，多少样首饰戴上又取下、鞋子一双双审视了多久，这些事情她的情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看着她对着镜子纠结不下、陪着她作出选择的朋友知道：因此我们知道，因此爱情也被我们知道。安娜这个形象是为狄多、更直白的说是为狄多的爱情存在，成为维吉尔第四卷表现爱情的第一个手段。
接着是狄多一个人的辗转难耐与不安——“狄多领着埃涅阿斯穿过城市中心，指点给他看腓尼基人如何富庶，指点给他看正在建造的房屋；她想要说些什么，但说了半句又不说了；接着她要求他夕阳之下再来赴宴，在筵席上她着了迷似的说她还想听一遍特洛亚的苦难，当埃涅阿斯再次叙说的时候，她侧身倾听着。当客人散去，月色也渐渐暗淡，星辰落下，催人睡眠的时候，她独自一个留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斜倚在他留下的榻上愁闷着……”莎士比亚不也是这样设计苔丝蒂蒙斯爱上奥赛罗的吗？
没神魂颠倒就不是爱情，没痛彻心扉就不是爱情，起码不符合我们对文学中爱情的期望。狄多的痛苦暗示着埃涅阿斯的选择，罗马的使命与责任重于一切。诗歌的阅读者在咀嚼狄多的痛苦时，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特洛亚人从全城各处匆匆忙忙地跑出来，就像一群蚂蚁，想到冬天快来了，去抢一大堆谷物，把它搬放在巢穴里那样，它们排成一条黑线，穿过田地，在草丛中沿着一条窄路搬运着掠夺来的东西，有的用肩膀使劲推着巨大的谷粒，有的殿后，鞭策着一些落伍者，整条小路呈现一片热烈的劳动场面”中，想象、欣赏高墙上的女王狄多——她披散着卷曲的金色长发，把最高贵的深红色穿在身上，白皙的足裸着，一步步走上城墙，日光投下长长的影子。眼看着爱人离去，但是除了远望、除了任痛苦撕扯她没有办法。
当我们把狄多与她的爱情悲剧放在“对城市所有的义务高于一切其他事物之上，即使强烈的爱情也不例外……对金色的罗马负责，是一切美德之中最为高贵的美德[ 《西方人文史》]”下，她的痛苦更厚重，也更适宜我们享受了。维吉尔的伟大就在于使这种价值或行为准则进入读者脑中而不受排斥，他成功地劝服我们投身金色的帝国而毫无怨言，接受他忧伤而又有节制的智慧。
“这些让人落泪的，同样也是希望所在：此画如是，此诗如是。史诗并不在于告诉我们历史是好或坏，而是展示历史的复杂性以激起更纯粹更激烈的情绪。我们因此得到更深层的安慰，就连悲伤本身都成为一种欲求。”（ Adam Parry，The Two Voices of Virgil's "Aeneid"翻译了一小段，给这里结尾很合适 ）
·罗马人维吉尔
维吉尔的忧伤还来自于他站在共和国与帝国的节点上，但是他成功地将个人的忧伤升华成一个民族的骄傲。他“[ 《西方人文史》]创造的埃涅阿斯既是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又是罗马人，既是古代人又是现代人，既是一个当代的阿喀琉斯和奥德赛，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埃涅阿斯是一个“能够创造整个文明”、“可以在自己身上书写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英雄。我们站在不同的时间对事件的感触就相异，在发生的时间去看一切都是偶然和不定，在历史的时间去看，一切都是必然和确定。维吉尔身处历史的时间，但却描述着发生的时刻，埃涅阿斯因为“他能做到这一点而不是别人”成为维吉尔英雄，因为维吉尔创造英雄的时候是谁做到这一点已经成为历史事实。
其一（卷四）219~278“我的儿，你去把西风唤来，展开你的翅膀，到特洛亚王子那儿去，他现在滞留在迦太基，置命运注定他将统治的众多城市于不顾，你赶快飞越太空，把我的话转告给他。他美丽的母亲向我保证过的不是他现在的这种行径，他母亲也不是为了他今天这样才两次从希腊人刀兵中把他救出来的；而是要他有一天统治意大利，英主辈出的意大利，武功煊赫的意大利，要他繁衍高贵的特洛亚血统的后嗣，并把全世界置于他的法律之下。如果对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他都无动于衷，如果他自己不肯努力去赢得赞美，难道作为父亲他就吝啬得不肯让他儿子阿斯卡纽斯统治罗马的城堡么？他想做什么？呆在一个敌对民族里不走，他指望什么？他不想想阿斯卡纽斯的子子孙孙和拉维尼乌姆的田野么？”
其二（卷十)1~15“我当初禁止意大利人去和特洛亚人对阵，为什么你们不遵守反而违反我的禁令？是谁挑起这方或那方的恐惧心理而让他们拿起刀枪走上战争的道路？正当打仗的日子是会到来的，但是催促不得，将来凶狠的迦太基会在阿尔卑斯山上冲出一条路，冲进罗马城堡，给他带来浩劫，到那时你们可以随意，以恨还恨，互相掠夺。”
这两处都是尤比特的话语，尤比特之所以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全能的尤比特的所知是维吉尔的所知历史，而在埃涅阿斯看来是未知命运——而这样的时间优势造成尤比特对埃涅阿斯的指责，故而完全是强加的。
“呆在一个敌对民族不走，他指望什么？”，迦太基与罗马的敌对在维吉尔看来是已知的事实，因为布匿战争已经发生，对当时还应该称作”特洛伊人“则不然。此处似乎出现了时间和逻辑的错乱：正是尤比特的神意使埃涅阿斯离开狄多，狄多才说出”我们这两族之间不存在友爱，也决不联盟。让我的骨肉后代中出现一个复仇者吧，让他用火和剑去追赶那些特洛亚移民“；原本这些可以不发生，而且在尤比特说话当时并未发生。以维吉尔的时间出发，迦太基和罗马的敌对已经发生，狄多的结局便必然是死亡。与罗马人的命运作对的人必须去死，哪怕他们的死是为罗马文明付出的不可或缺的代价。对金色的罗马负责，强烈的爱情也必须让步，哪怕这一过程是令人痛苦的，但是罗马的英雄既为未来而生，对过去和未来唯有舍弃一途。[ 《西方人文史》]因而狄多之死同样是诗人制造的一个错乱。虽然她“并非命中注定要死，又不该死”，但其实维吉尔哪里给了她除却死亡之外的结局呢？
命运尚未展开的时候，历史的必然也只能以偶然的面目出现，维吉尔这样的叙述，带给罗马人的是命运注定的、上帝庇佑的骄傲感和使命感。
·政治哲人维吉尔
阿德勒的《维吉尔的帝国》近年新译之作，幸得一闻，那里是对维吉尔政治哲人身份的解构。维吉尔的忧伤是哲人的忧伤，但他的超越在于他不止于一个像卢克莱修那样的自然哲人。 老教授皮斯说，“我相信维吉尔曾逐渐明白，快乐主义哲学的愉悦只能是个人的——隐居生活（伊壁鸠鲁残篇551 Usener）应该非常合宜于他，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被这些哲学提升至伟大状态。”[ Pease，Publi Vergili Maronis，，页38，注289。]
当我们站在这个视角去理解维吉尔的英雄时，新的发现出现了——埃涅阿斯的幸福根源于对物性的无知和[xviii]对奇妙形象的响应：“虽然不懂，但他感到惊奇，这些事物令他愉悦（8.730）。”对事物本身、对真理一无所知，对大多数人的愉悦而言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在那里有万事皆堪落泪，有关于人类生活之令人哀伤的真相。但带着某种经过恰当形塑成的无知，大多数人至少可以有正当的愉悦，而且，其正当的愉悦可以使他们保持和谐，从而可以为少数人的幸福提供一种条件。”
维吉尔为大多数人创造的便是这样无知而又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只享受这样的生活而不必多想，也可以投入他那样忧郁的思考。我既没有后者的天分，又偏偏因为维吉尔已经走出了前者，我只是想着他可能有的痛苦、忧伤、徘徊和为我们的创作。我并不惊奇，仿佛也不是不懂，只是享受着忧伤的愉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