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机器赛跑：Win or die

Jac　Depczyk曾给《经济学人》画过这么一幅插图：人肉之躯在与机械骨骼和电路肌肉的机器人的“马拉松”中，被一举超越并从此远远甩在后面。这幅画最好的注脚，是列昂季耶夫在1983年的预言：“人类如今是生产里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个角色，注定会像马匹一样走向没落。”麻省理工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c　Brynjolfsson）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最近的这本小书，《与机器赛跑》，再一次把这场“马拉松”带进大众的视野。两位教授援引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棋盘下半场”理论，大声疾呼“马拉松”已过半程，而机器正挟技术的指数效应之威加速超越。安德鲁的TED演讲，意味深长地以Ken　Jennings的话结尾。这位Jeopardy（《开心辞典》老祖宗）的常胜将军在完败于IBM超级电脑“沃森”后，怀着敬畏之情道：“我，愿臣服于新的计算机领主”。当然，《与机器赛跑》关注的并不是这场“马拉松”的结局，两位教授心忧的当下，棋盘下半场的技术提速加速了经济失谐与社会契约的破坏，使失业成为当前社会的头号问题。作为管理学教授的他们，呼吁组织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同时颇具建设性地提出包含至少十九项措施的行动纲领。在书的结尾处，两位“数字乐观者（digital　opti-mists）”相信人类在可预见的将来能与机器共生，而世界在愈加开放的“数字新疆域”欣欣向荣。

这样的《欢乐颂》式的结尾无疑能给读者带来重拾乐观的勇气，可是书的结尾并不是“马拉松”的结尾。对于期待戏剧化结局、希望穿过时光的重重迷雾看到“马拉松”终点的很多人来说，这本书才刚刚是个引子。

搞信息技术的人在这场“马拉松”中的角色，无疑是模糊的，一方面是观众，另一方面更是参与者；更要命的是，在代表人还是代表机器这个原则问题上，无法有清晰的立场。作为一个信息技术产业的从业者，我最近不幸沾染了些“数字悲观者”的忧思，在2013年1月28日写下了这么一段如同卡夫卡式梦魇的微博：

“阶段1：如凯文·凯利所言，机器人做高生产率的重复性工作，人做实验、玩、创造和探索。三产接受一、二产业的失业者。阶段2：机器人进入服务业，人与机器人比例接近N：1（N<10），人类开始懒惰，部分机器人觉醒，但未失控，参看电影《我，机器人》（I,　Robot）。阶段3：机器人起义作为地球的新统治物种，人从食物链顶端退下，参看电影《黑客帝国》（Ma-trix）”。

微博对字数的限制局限了表达力，本文试图进一步还原这个梦魇。人类与机器相处的三个阶段，颇似吸食鸦片的过程，初时晕眩恶心（阶段一），慢慢舒服成瘾（阶段二），最后衰弱颓废（阶段三）。

现在处于阶段一。凯文·凯利在2013年第一篇博客中谈及机器人与人的分工时讲到，机器人做高生产率的重复性工作，人可以多“浪费时间”在实验、玩、创造和探索上。这似乎是一种完美的共处方式。然而，这里说的人，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小部分；这里说的机器人，也并不是机器“人”，甚至不算是人形机器（Hu-manoid　Robots），正是它们（是的，它们）在生产线上装配，在危险区域作业，在重复性、程式化、需要高耐力和长时间专注力的行业，逐步取代了大量的低技能工人。在第一、第二产业中，这一幕每天都在发生。富士康大陆员工已逾130万人，可以想见，未来3年如果有100万机器人进入流水线，昔日车间里的人头攒动，被静穆有序的机器代替，虽然机器不会跳楼，可那百万的人又何处求生呢？

与此同时，具有更高智慧的机器正在进化中。《与机器赛跑》列举了机器在模式识别、复杂沟通等方面的进展，其中不乏机器战胜人的例子，如国际象棋的高阶推理。然而，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指出，人的高阶推理需要的计算力是非常有限的，相反一些低阶的、基于直觉和感知反应的能力需要巨大的计算力。认知科学家史迪芬·平克在《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Distinct）里写道：“当新一代的智能设备出现，那些股票分析师、石化工程师和假释委员会的成员们要当心位置被机器取代了。而园丁、接待员和厨师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则太平无事”。加上凯文·凯利列举的从事“实验、玩、创造和探索”的文化和科研产业，第三产业无疑是人类工作的避风港。

书中引用另一麻省理工教授Thomas　Malon关于高度专门化（hy-perspecialization）的建议，对工人进行专业化的教育来提升细分领域里人的竞争力，以应对在传统产业人类被边缘化的挑战。然而，这个建议可能治标不能治本，要知道，高度专门化的提出是针对人与人的竞争，而非人与机器的竞争。为避免类似内德·勒德（Ned　Ludd）追随者砸烂纺织机的事件时隔200多年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第三产业必须发挥“泄洪”和“蓄水”作用。当然，迎接失业大军的洪流，以静制动是不够的，除了人力资本投入，技术应当发挥重构秩序的作用，就像国内电商在侵蚀传统零售就业的同时，也造就了无数草根企业家（personal　entrepreneurship），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能够容纳千万就业机会的物流和配送产业。书中建议“把数量不断膨胀的中等技术工人和日益廉价的技术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价值”，这一定是大势所趋，但需要极大的智慧。

阶段二是“马拉松”的转折点。机器人，已经表现为人形的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这要感谢两个条件的成熟：一是机器人在大规模生产上面的驾轻就熟，尤其在生产机器人上（是不是很熟悉？这与用高阶编程语言编写该语言自身的编译器类同）；二是机器智慧的发展。人工智能在二十世纪末经历了长长的“冬天”，尤其是对脑计算的仿生（如神经网络），在蛰伏了二十年后随着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等新技术潮流的兴起而重新复苏，并且在充沛的计算能力支持下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可以预见，人类届时几乎会全部退出第一、二产业，只留下一部分科研和管理人员。那第三产业呢？对不起，随着计算力能够支持莫拉维克悖论所指的“基于直觉和感知反应的能力”，机器人已经大量进入服务业。其覆盖面更何止是园丁和厨师？机器人学三定律的宗师艾萨克·阿西莫夫曾在小说《我，机器人》中描绘出这一场景：2035年，地球上每15人就拥有一台智能机器人，它们甚至渗入了家庭生活，充当起保姆。不须2035年，擅长制造各类机器人的东洋邻国一定已经造出了机器人女优。

有理由相信，在这一个阶段，人类对机器人的信任是有保障的。三定律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机器人设计的各个环节。机器人的自然反应能力和机械学习能力与日俱增，但人类控制着个体机器人的知识来源和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机器人就如同有智障的、又在某个专业化领域得到特殊训练的“人”，驯化、木讷而干练。但注意，人类的这种控制只能施之于个体机器人，人类不得不接受机器的能力在“后台”，即中央数据中心，得到日新月异的提升（这是大数据时代无法选择“不”的命题）。超级计算机在对知识的循环迭代中会“突变”产生情感、自主思想等生命特征。无独有偶的是，好莱坞的不少科幻片中，“生命和独立意识”的觉醒，往往不是发生在个体机器人身上，而在中央数据中心不具人形的超级计算机，如《我，机器人》里的“薇琪”，而这样的超级计算机，最终有很大可能发展为类似《黑客帝国》里的机器世界的母体（Matrix）。

问题是，人类社会将进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马克思想象的“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大丰富”的大同世界，还是科幻片里一部分人享受“机器红利”并利用机器军队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悲惨世界？如《与机器赛跑》中所言，我们可以容忍甚至赞美结果的不平等，但初始机会的平等对社会的效率和公平至关重要。对于广大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如何创造与机器以及机器拥有者在机会上的平等？再往宽里说，机器的全天候服务势必造成人类的懒惰，“用进废退”是自然法则，那怎么才能激励人类作为种群的饥饿感、危机感和活力？即使现在还没有答案，但仍有理由相信，在阶段二，人类社会有可能达到一种平衡生产效率、生活体验与地位安全的高级社会状态。当然这需要决策者、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和全民的智慧。

阶段二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巅峰，因为在阶段三，机器的智能将超越人类，这个时间点，雷·库兹韦尔认为是在2045年。更重要的是，机器人的“生命和独立意识”广泛觉醒了。这意味着，机器人真正作为一个新的物种进入地球的编年史。对于人类来说，“赛跑”变成了“The　Survival”的真人秀，甚至是一场“Win　or　die”的战争。在近万年的文明史上，人类从没有遇到如此生死攸关的生存危机。很多人乐观认为，人类与机器人可以携手共生，我以为是不切实际的。人类可以与较低等的生物共存，可以与机器共存，但不能与一种具备同样、甚至是更高智能的机器人共存。反之亦同，机器人也同样不能容忍与人类的共生，尤其是面对曾经的统治者。在这场战争起始的时候，机器人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低智能、高体力的机器人站在人类这一边。而战争的最坏结果就是，人类从地球食物链的顶端退下，成为机器人的附庸，《黑客帝国》揭示的一种极端可能是人类成为机器人复制和利用的生物能源。

那人类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早期防止这一悲壮结局的发生呢？早在1927年，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就疾呼：“当前文明的最大任务，是要让机器回归本位，让机器成为人的奴隶，而非人的主人。”那人类有没有可能依靠三大定律的安全阀呢？这个安全阀一定不能是伦理层面的，也不能是一段逻辑代码（太容易hack了），它必须是一种内嵌在核心芯片里的、类似“保险丝”、具备瞬时熔断的机制。可即使是这样一种机制也许也是不保险的，它无法保证触发条件不会被屏蔽。何况当高智能的机器人控制生产流程后，完全可以删除这种机制。

又比如说，不发展机器的高阶智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不太可能。人类对中央数据中心的超级计算机形成的依赖是不可逆转的，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是最大的推手。即使是在今天，已经有一个后台的庞大机器比你更了解你了。而这样的超级机器，必然在枯燥、无生命的数据中进化出自尊、自由、情感等生命的特征。

所以拯救人类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人类自身进化为更高级的物种，并且在智力和体力上能够对抗机器人的崛起。无数先哲已经梦想和试验这一方向。从弗兰肯斯坦，到凯文·凯利的以“生物机械化、机械生物化”为主线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到雷·库兹韦尔的生物智能与人类正在创造的非生物智能的紧密结合。通过机器和技术来释放并倍增人类脑力和肌肉的潜力，这是人类非线性进化的途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已经比比皆是，《与机器赛跑》中引用了一个例子：一对美国业余棋手在国际象棋自由式锦标赛中，通过与3台计算机的梦幻配合，战胜了最优秀的人类棋手和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又比如说，类似钢铁侠盔甲的动力外骨骼（Powered　exoskeleton），通过机械动力，全方面提升了人类的速度、力量和耐力。

利用机器和技术共同进化，创造出更高级别的人类。这是自上帝（或自然）造人后，人类迈出的超越自然演化进程的最大一步，人类通过技术实现自我的重造、自修改和自优化。正如曾经担任爱因斯坦副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所说：“技术是上帝的恩赐，他（是的，他）或许是生命之外上帝对我们的最大恩赐，他是文明、艺术和科学之母。”

（本文作者系英特尔首席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