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是没觉察出自己有多么主观

时隔多年，为了写作《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马克科兰斯基翻阅了几乎所有1968年报刊。他做出结论：
公平是可能的，但真正的客观则是不可能的。1968年的美国媒体以客观自居，它只是没觉察出自己有多么主观。
此言不虚。在以标榜“客观真实”和“我只记录我看到听到的”为职业职责和操守的某个行业中，充斥着这种不自知带来的迷途。
“叙述事实”，这是个从根本上不成立的动宾结构。当你讲述，你无法摆脱主观，你讲的越多，越试图靠近结论，事实就离你的键盘越来越远。
但有一件事是你要考虑的。一件超出你的职业职责和操守之外的事：一本书的写作和一篇调查文章的写作不同，传播路径和传播半径、结果、强度更不同。
昨晚我去了张彤禾新书《工厂女孩》的新书讨论会。Factory Girls。发现记者写书的一大问题：当你在写作一本有topic的书而非文章时，你的知识文化背景、全景意识和你观察的话题背后的一切，相对于你在文章中炫耀的所谓“non-fiction writing"，不再那么不重要了。精确地说，不仅是不再那么不重要，变得很重要，而是，它的匮乏会变成致命的短板，让书的意义变得彻底虚无，甚至糟糕。
作者用时多年，住在东莞，集中注意力观察一个主人公，贯穿始终的一个，仅有的一个。她看到春明用QQ跟男人们视频聊天，觉得新鲜，看到春明开始吃素，买减肥药，换发型，花800块上学习班，频繁换工作，她感到她生活丰富，生活充满可能。她目睹她由工人变“中产”（我不知这个中产的定位从何而来，是消费水平上的吧），但她没看到她是否有钱在城市买房子。七八年过去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她为什么没有再联系春明一次？七八年过去了，1.5亿农民工已经变成了2.5亿。富士康员工跳楼又被媒体粉饰为“他们衣着比记者还时髦，用的手机比记者还贵，他们拥有8小时或10小时流水线工作外的充分自由”。而郭台铭已经在研究用机器人取代工人。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希望那些渲染打工者“快乐人生”的作者，能再去看看他们的生活，看看他们的人生还有多少空间，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阶层是否完成了跃迁，他们还有多少可供选择，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自由度发生了多大改变，在福利和自由中间，他们得到了什么，或是什么也没有得到，仅仅是为完成经济高速增长而被牺牲和被消费主义洗脑的一代牺牲品。
《工厂女孩》是一本有强烈主题的书，它关注的是上亿的被忽视农民工人和流动人口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本来就很少有可能会被这个社会的上层听到。当你写作，不管你承认与否，意愿如何，你是在为他们发声，替他们发声。书的出版，完成了替代发声的行为。在这里，苦难本来就是不被听到的。上层听到的下层之声，本来就被过滤了千百遍。一个小说作者可以为了文辞和想象之美而游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一个记者的职责，除了记录你所看到听到的之外，还包括思考。无需记录你的思考，但在看到听到之前，之中，你的思考会影响你的记录。这本书就欠缺这样一个思考，而这思考的缺席是致命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涌入世界工厂，不仅仅因为中国的高速增长的弹性经济给他们带来了貌似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物质收入，其重要根源在于农村问题的无解。
在这个思考的缺席下，竭力渲染个人选择和多元文化背景下带来的个人貌似精彩的生活，只是误入歧途，越走越远。
也就难怪为何这本书没有结论，而它的作者，又在现场无法回答任何问题。当被问及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她只能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只是一个记者，我记录我所看到听到的，这就是我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