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一前程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仔细想想民国的历史上，可能再也没有比宋教仁案件更重要的事情了。无论是后面的抗战还是民国三十八年的故事，其实都比不上宋案。
宋案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分水岭。从其最终的结果来说，孙中山与袁世凯殊途同归，都走上了独裁专权之路。就袁世凯来说，宋案之后袁世凯开始由总统到终身大总统继而帝制；就孙中山来说，宋案之后孙中山开始由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转为向苏联学习，从中华革命党党员服从孙文一人起，直到孙文去世。然后权柄又过渡给了孙的连襟。“袁公認爲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復帝制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孫公則認爲共和搞不下去了，應由我老孫來個人獨裁一番。”（唐德刚）
其实奉孙文为国父和奉袁世凯为国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二人的角色变化而已。倘若孙、袁互换，还指不定是什么结果呢。“中山的幸運，是他死得其時。這位偉大而倔強的國醫，弱勢當年身不死，堅決實行他所發明的主義，他在歷史上的後果若何？吾爲孫逸仙醫師捏把汗也。”（唐德刚）
从清末来看，民国代大清，这当中虽然有孙文等革命党人的努力，但是袁世凯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可以想想“用竹竿挑去了几页瓦”的革命，能有多快将一个王朝短短的时间内易帜？况且北洋军在武昌也将革命军打难以招架。在袁世凯的积极努力下，清国与民国实现了和平的交替。“《临时约法》要加上《清帝逊位诏书》，是这两个宪法性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根基。（高全喜）”今天经常的提到的国土面积等等其实都是继承自满清。我们不必去苛责满清丢失了一部分，因为中世纪的走下坡路的满清遇上了现代化了的西方列强；对比满清，民国开始，国土不也丢失了很多？而丢失的时候是西方列强还是老朋友的缘故呢？
宋案前后主要牵扯到宋教仁、孙中山、袁世凯三方，或者说是孙中山、袁世凯两方。梳理一下便是如下：
（一）孙中山
孙文，国民党说是“国父”，大陆说是“革命的先行者”，“因为都有现实的的政治利益在内。真正客观评价，要过二百年以后才能做到”（李泽厚）。按照袁伟时的说法，“孙文虽然是号称既民主又革命的领袖人物，其实脑后仍然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领袖大都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都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更致命的是他缺乏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领袖风格。揭示他的弱点的史料很多，但在颂圣史学中，这些都被或略甚至有意掩盖了。”
按照唐德刚的观点，“孫中山是位個性倔強，膽大潑皮的革命者，不是個輕易妥協的人物”，当然孙大炮也是实至名归，“關於十萬英里鐵路、百萬英里公路的建國方略，中山說了一輩子，雖然他一公里鐵路未修成過。”
（二）宋教仁
《袁氏当国》一书这样评价宋教仁，“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卻是末流的政客”。
很不幸，宋教仁生不逢时。“項城不做虛君，遯初志在首相”，还有一个孙文；袁氏与孙文合伙注定了宋教仁的悲剧。
“在約法上把“總統制”改爲“內閣制”了。誰知道這一改，就改出紕漏來了：袁世凱抵死不做“虛君”，宋教仁卻又拼命想做“首相”。”
“同盟会容不得别人，更容不得自己人。”（袁伟时）“在上海，陳其美殺了陶成章；在長沙，譚延闿殺了焦達峰；在武漢，黎元洪假手袁世凱殺了張振武”（唐德刚），“蒋介石就暗杀了陶成章。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是他得到孙中山信任的关键。”（袁伟时）从这个情势来看，即便是袁世凯不杀宋教仁，宋教仁也会被国民党自己杀掉。“自從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之時起，革命黨陣營之內就一直在鬧窩裡反，一天也沒有太平過”，这是题外话。
“宋教仁北上，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不光是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很大的嫌疑，有政治野心的国民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也是暗杀的指使者之一。两股势力都想通过上海流氓帮会头目应夔丞除掉宋教仁。”（袁伟时）
所以宋案发生后，用暴力手段敉平然后嫁祸对方是一个非常合理解释。
（三）袁世凯
在唐德刚看来，袁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个曹孟德式的人物。“袁世凱這個“人”的悲劇，便是他捲入了這個他所改變不了的“形勢”。”
其实 袁世凯上台是不以孙中山的意志为转移的。孙中山并不想把权力交给袁世凯，但是孙中山手上没有钱，到处兵变，根本控制不了局面。”（章开沅）
至于《二十一条》，其实并未签订。但是有一件事却是真的，“孫中山曾分別致書大隈重信及小池張造，乞日本協助討袁。並言明在討袁成功之後，則將來的中國政府，當以滿、蒙利益相許。其规模蓋不再後來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條之下也。”
宋案发生时，“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 “原告、被告兩造，……捨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用梁漱溟的话说，开创了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河。其实回顾此前的情势，即便是没有宋案，孙与袁之间也会发生黄案、李案……“孫中山的幸運，便是他始終沒有捲入這個形勢。搞了醫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爲國爲民，而“道不得行”，就會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从制定《临时约法》开始，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没有听取和尊重袁世凯的意见。……《临时约法》没有当选总统袁世凯签字，而由前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签署。当时的电报已经都很发达了，《临时约法》这样重大的宪法文件，完全可以、也应该通过电报发到北京让袁世凯签署，也没有这样做。”（袁伟时）“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孫公正式解職的三週時間裡，中華民國曾有過兩個合法的臨時大總統。”（唐德刚）至于那个该“总统制”为“内阁制”就更不必说。孙、黄都在藐视法律，其他还会有谁重视？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後，早期夢想的“以美爲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爲師”，去搞獨裁專制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再經過愈國民黨一番痛苦的鬥爭之後……他老人家就要回去去做皇帝了。”宋案之后，一个真理就进化出来了，“谁当权谁就是革命，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章开沅）。在袁世凯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下，民初的宪政架构被摧毁了。而“袁死后，北方政府有几次机会可以实现和平统一，把中国推向稳定发展的道路，都被国民党破坏了”。
宋案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分水岭。从其最终的结果来说，孙中山与袁世凯殊途同归，都走上了独裁专权之路。就袁世凯来说，宋案之后袁世凯开始由总统到终身大总统继而帝制；就孙中山来说，宋案之后孙中山开始由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转为向苏联学习，从中华革命党党员服从孙文一人起，直到孙文去世。然后权柄又过渡给了孙的连襟。“袁公認爲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復帝制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孫公則認爲共和搞不下去了，應由我老孫來個人獨裁一番。”（唐德刚）
其实奉孙文为国父和奉袁世凯为国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二人的角色变化而已。倘若孙、袁互换，还指不定是什么结果呢。“中山的幸運，是他死得其時。這位偉大而倔強的國醫，弱勢當年身不死，堅決實行他所發明的主義，他在歷史上的後果若何？吾爲孫逸仙醫師捏把汗也。”（唐德刚）
从清末来看，民国代大清，这当中虽然有孙文等革命党人的努力，但是袁世凯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可以想想“用竹竿挑去了几页瓦”的革命，能有多快将一个王朝短短的时间内易帜？况且北洋军在武昌也将革命军打难以招架。在袁世凯的积极努力下，清国与民国实现了和平的交替。“《临时约法》要加上《清帝逊位诏书》，是这两个宪法性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根基。（高全喜）”今天经常的提到的国土面积等等其实都是继承自满清。我们不必去苛责满清丢失了一部分，因为中世纪的走下坡路的满清遇上了现代化了的西方列强；对比满清，民国开始，国土不也丢失了很多？而丢失的时候是西方列强还是老朋友的缘故呢？
宋案前后主要牵扯到宋教仁、孙中山、袁世凯三方，或者说是孙中山、袁世凯两方。梳理一下便是如下：
（一）孙中山
孙文，国民党说是“国父”，大陆说是“革命的先行者”，“因为都有现实的的政治利益在内。真正客观评价，要过二百年以后才能做到”（李泽厚）。按照袁伟时的说法，“孙文虽然是号称既民主又革命的领袖人物，其实脑后仍然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领袖大都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都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更致命的是他缺乏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领袖风格。揭示他的弱点的史料很多，但在颂圣史学中，这些都被或略甚至有意掩盖了。”
按照唐德刚的观点，“孫中山是位個性倔強，膽大潑皮的革命者，不是個輕易妥協的人物”，当然孙大炮也是实至名归，“關於十萬英里鐵路、百萬英里公路的建國方略，中山說了一輩子，雖然他一公里鐵路未修成過。”
（二）宋教仁
《袁氏当国》一书这样评价宋教仁，“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卻是末流的政客”。
很不幸，宋教仁生不逢时。“項城不做虛君，遯初志在首相”，还有一个孙文；袁氏与孙文合伙注定了宋教仁的悲剧。
“在約法上把“總統制”改爲“內閣制”了。誰知道這一改，就改出紕漏來了：袁世凱抵死不做“虛君”，宋教仁卻又拼命想做“首相”。”
“同盟会容不得别人，更容不得自己人。”（袁伟时）“在上海，陳其美殺了陶成章；在長沙，譚延闿殺了焦達峰；在武漢，黎元洪假手袁世凱殺了張振武”（唐德刚），“蒋介石就暗杀了陶成章。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是他得到孙中山信任的关键。”（袁伟时）从这个情势来看，即便是袁世凯不杀宋教仁，宋教仁也会被国民党自己杀掉。“自從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之時起，革命黨陣營之內就一直在鬧窩裡反，一天也沒有太平過”，这是题外话。
“宋教仁北上，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不光是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很大的嫌疑，有政治野心的国民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也是暗杀的指使者之一。两股势力都想通过上海流氓帮会头目应夔丞除掉宋教仁。”（袁伟时）
所以宋案发生后，用暴力手段敉平然后嫁祸对方是一个非常合理解释。
（三）袁世凯
在唐德刚看来，袁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个曹孟德式的人物。“袁世凱這個“人”的悲劇，便是他捲入了這個他所改變不了的“形勢”。”
其实 袁世凯上台是不以孙中山的意志为转移的。孙中山并不想把权力交给袁世凯，但是孙中山手上没有钱，到处兵变，根本控制不了局面。”（章开沅）
至于《二十一条》，其实并未签订。但是有一件事却是真的，“孫中山曾分別致書大隈重信及小池張造，乞日本協助討袁。並言明在討袁成功之後，則將來的中國政府，當以滿、蒙利益相許。其规模蓋不再後來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條之下也。”
宋案发生时，“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 “原告、被告兩造，……捨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用梁漱溟的话说，开创了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河。其实回顾此前的情势，即便是没有宋案，孙与袁之间也会发生黄案、李案……“孫中山的幸運，便是他始終沒有捲入這個形勢。搞了醫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爲國爲民，而“道不得行”，就會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从制定《临时约法》开始，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没有听取和尊重袁世凯的意见。……《临时约法》没有当选总统袁世凯签字，而由前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签署。当时的电报已经都很发达了，《临时约法》这样重大的宪法文件，完全可以、也应该通过电报发到北京让袁世凯签署，也没有这样做。”（袁伟时）“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孫公正式解職的三週時間裡，中華民國曾有過兩個合法的臨時大總統。”（唐德刚）至于那个该“总统制”为“内阁制”就更不必说。孙、黄都在藐视法律，其他还会有谁重视？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後，早期夢想的“以美爲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爲師”，去搞獨裁專制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再經過愈國民黨一番痛苦的鬥爭之後……他老人家就要回去去做皇帝了。”宋案之后，一个真理就进化出来了，“谁当权谁就是革命，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章开沅）。在袁世凯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下，民初的宪政架构被摧毁了。而“袁死后，北方政府有几次机会可以实现和平统一，把中国推向稳定发展的道路，都被国民党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