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版本的《洪业传》（编辑札记）

               
                    
                
起
终于拿到《洪业传》样书，这篇编辑札记似乎无理由再拖延。这本书从最初接触选题，到今日成为可以捧在手里的一本书，历时竟将近两年了。
最初接触这选题在2010年四五月间。刚结识了同为图书编辑的饶家荣君。饶家荣君出身厦门大学历史系，不仅翻译过《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且那时已策划出版了关于西南联大的几个颇有影响的选题，还有江勇振先生大作胡适传记也在精心编辑中。他自是对民国相关学人传记类都相当留心，眼光亦独道。他颇费了些心思联络《洪业传》作者陈毓贤女士，并主动请缨代为联络出版事宜。他将这选题推荐瓦当老师，后者是我其时任职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瓦当老师又直接把书稿与选题资料交由我具体负责。当时饶君已请人从台湾联经版将整部书稿手动扫描录入了电子稿。我粗略浏览选题资料与书稿，觉得不免有些冷僻，但民国、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海外汉学——所有的关键词集结在一起，却恰恰延伸着我一贯的阅读兴趣。然而书稿从扫描录入，识别与校对的过程中错漏讹误是难免的，于是饶家荣君又将他手上的台北联经的繁体中文版《洪业传》交给我，以供对照。这是我手里的第一本《洪业传》，也是与这个选题的初遇。

承
事有凑巧，不久我碰见贺卫方老师，他偶然谈及刚刚在旅途中读完的一本小书——《洪业传》。他读的版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简体字版，他说这书篇幅不大，却很有意趣，燕京大学短暂而辉煌的校史，可挖掘者众；更何况洪业如此重要的学者，完整传记却几乎独此一份，很多细节只在此书里有呈现。他可惜此书出版了十几年，似乎关注的人不多，也当然没有再版。早年的这个简体版，又实在太“简”了些——他惯常读书喜欢自己做一份关键信息的“索引”，随手记录在书的衬页上——可此书却连衬页也无。他只好将索引勉强写在扉页上。他又特别提起，《洪业传》作者陈毓贤的夫君是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而艾朗诺最为国内学者所知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用英文选译了《管锥编》。贺老师是著名的“钱”迷，自然连同与钱锺书作品相关的各版本、译者、著作都在他的关注内。我听他讲这些，真正是无巧不成书，遂兴奋地告诉他，我正经手重做此书，而且这次作者还会有修订补充。贺老师听此消息，当然亦格外鼓励我。
随后他又将自己的北大简体版借给我，以便与繁体版互为校勘参照。我对照后发现最初的简体版囿于时间与条件所限，对洪业先生几次关键时刻的选择与判断的相关言论都有删节，而两个版本的一个共同问题在于——《洪业传》是陈毓贤女士先用英文写就（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亲自翻译成中文，陈女士是马尼拉华侨出身，由台湾而赴美华盛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她的中文书写亦清新流畅，娓娓道来，全无翻译腔调；但她对英文里的人名、地名以及个别职位、机构等专有名词的通行中文对译则不甚熟悉，而《洪业传》里涉及的中外人物又相当之多，有些人名从上下文来看显然是在当时相当有影响力的学者或要人，看名字却颇觉困惑，加上此前版本的这些专有名词旁没有英文旁注对照，所以一般读者看到“亨利•鲁斯”或还能想到即是对燕京大学筹建居功至伟的“路思义”，但读到“斯塔尔•V•荷尔斯泰因男爵”与“苏迪赫尔”就未必能对应得上著名的海外汉学家“钢和泰”与“苏慧廉”了。我于是将此类情况全部列出，准备集中与陈女士沟通确认。

转
就在我完成第一次通读，准备就审读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与作者商榷修订之时，瓦当老师和我都忽然面临个人工作变动，先后离开了原来就职的出版社。他转行专事写作与研究，我则“跳槽”到“since 1897”的商务印书馆。从原出版社离职前自然有些工作交接，我仍承诺会将编了一半的《洪业传》负责到底，但原出版社正面临选题方向的整体调整，对这看上去有些冷僻的选题也颇有鸡肋之感，而责编与复审老师都离职自然对书稿的具体操作流程也有影响，我想起饶家荣君与贺老师的两本《洪业传》，颇觉不安。
我新入职商务的部门是甫成立不久的大众文化室，编辑室主任刘雁老师曾是第一个给我工作offer的出版社领导，而后来由于种种个人原因我未能接受那份offer；兜兜转转隔了一年多，我终究又成为她团队里的一名小编辑，亦算得一种重逢。新编辑室已立项的选题不算多，却刚好有一个“人物”系列，立足民国人物传记，选题旨趣却有别于滥觞图书市场的各种拼盘“民国范儿”。已有几种都在陆续的编辑出版，包括民国才女毛彦文的回忆录《往事》、陈西滢与凌叔华之女陈小滢的《乐山纪念册》等，都立足第一手的新鲜资料，且又都是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度却特别“有故事”的人。 我遂想起编了一半正尴尬中的《洪业传》。于是我先后征求刘雁老师、作者陈毓贤女士与此前任职出版社的意见，希望将这选题转到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此中也有一个细节颇可一提，我对刘雁老师提这选题，正想对书稿内容做些详细介绍，不想她对此选题颇有了解，原来这选题亦曾在她手上“错失”过一次；这次却正是诸般凑巧，人与人的重逢，又促成人与书的重逢。
我又写信给陈毓贤女士，说明原委，并协助处理版权合同的解除与签订之诸般程序，同时为这番折转耽搁抱歉。毓贤女士回信安慰我说，洪业先生当年入福建鹤龄英华书院正是受了同乡前辈、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指引，而更巧合的是毓贤女士与艾朗诺教授能结为伉俪，亦有高梦旦先生之子高叔哿做媒之功。《洪业传》几番流转之后竟得在“从小在字典上看熟招牌”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真太适得其所。
《洪业传》的编校重新启动，我即与陈女士重提书中人名译名的一些问题，她即刻将英文版《洪业传》（A Latterday Confucian：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快递于我。我即可以对所有专有名词的翻译做校订，又可从学术书惯例，将英文旁注，亦方便读者考订。这也是我手中的第三本《洪业传》之由来。

合
第二次审读《洪业传》，顶着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与编辑室关于“人物”系列的整体设计，对选题的定位亦有更明确的考虑。编书过程中与陈毓贤女士先后通邮件近百封，除了一些常规的流程手续沟通、文字与内容细节的核对、校订之外，也交流其他学术话题，陈女士耐心谦和，待人以诚，交流过程非常愉快，我于为学做事都受益良多。这不啻是做编辑的额外奖赏。
作为编辑则总不免希望自己经手的“新版”，有更实际的“新”意。针对《洪业传》首要的即是恢复了从前简体版因各种顾虑删除的所有内容，陈女士在信里写到，“我以为有些离经叛道的内容也得以保留，可见时代进步，也替读者高兴。”作为编辑却不免觉得，以“未删节”而作为一种“卖点”，这庆幸里多少含着一种时代的无奈吧。而作为同行，我对十几年前即有慧眼出版此书的编辑与出版社，亦只有感佩。
正文之外，为使一般读者能更全面立体的了解洪业先生，于是从不同角度选择了三篇附文。附一是洪业先生晚年自述心志的诗作《剑桥岁暮八首》，其中颇可见其“教学原无中外别，图书故是国家非”的沉郁沧桑心境。附二《洪家三代女人的悲剧》是陈女士在十几年前写就的一篇关于洪业夫人与后人颇不为人知的一些悲剧故事；陈女士此文写好后一直犹豫发表与否，此次出版又与我几番讨论，我读此文后亦非常感慨叹息——“Kathy Change”，现在是wikipedia一个词条，而曾经是跌宕而令人叹息的生命，结束于一场惨烈的自焚。她早年做过演员，后来从事政治活动，把自己的身份从Ms Chang(张)改成了Ms Change；维基词条语焉不详粗略提及的一点是她的华裔身份，事实上，她是洪业先生的外孙女。她的母亲是洪业先生的二女儿，也死于自杀，世袭的家庭悲剧。叹息之余更觉得此文颇可为读者提供洪业先生的另一重身份观察——事实上，近年来亦不断有学者关注到民国一代的学者名家，他们在从事学术与公共事业之外，在家庭与亲子关系等私人领域往往呈现更复杂丰富的面向，而这与时代境遇的复杂或也有幽微关联。附三是考虑到很多读者对洪业先生之名比较陌生，一般的人文学者可能也只闻其名，具体学术贡献与评价则不甚了了。于是我们请作者征得余英时先生授权，附录其三十年前写就的《顾颉刚、洪业与现代史学》一文以飨读者。另外或可赘述一点的是为便利读者索引信息与延伸阅读，特别编录了人名索引，也可算作是对洪业先生主持编纂学术引得之功绩一点遥远而微末的致敬吧。
一本书与一部稿子的区别在于，后者仅是内容，而前者要赋予后者形式。这一次的封面设计与设计师的共识是素净大方，于是以蓝底绘兰花图案，以“兰之猗猗”寄喻洪业先生的“君子之伤，君子之守”。书名用白先勇先生题字，既为着此书最初中文版的出版乃是得白先生建议与联络，也印记了洪业先生、毓贤女士与白先生他们在守望相护汉学文化过程中结成的情谊。
因此上种种，便有了这第四本《洪业传》。对一本书而言，每一个版本都是一次与更多读者相遇的机缘。而我只是欣幸，在这一番相遇中，有自己一点不足道的付出与许多弥足珍贵的获得——作为编辑，自当对每一本经手的书稿尽心，但总有些书稿比其他书稿更尽心些。如同，即令“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亦总有些重逢，格外有他乡遇故知的亲近与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