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趋洋人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有感
近几年来，由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政治人物的传记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比如陶涵所著蒋介石父子的传记。刚刚在大陆推出的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更是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坊间热销。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陈寅恪面对中国学生远赴日本学习中国史的尴尬现象时写的两句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借用这两句诗，我们也可以说，现在是“群趋洋人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神州士夫其实也不必羞，因为现在大陆的政治人物研究与传记写作情况，并未超越中国史学传统。
我国史学传统向来有两条脉络，一是国史，二是正史。所谓“国史”，乃是本朝史官撰写本朝功臣列传，如东汉刘珍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免不了有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所谓“正史”，乃是本朝史官写前朝事，宣告前朝已亡，本朝当立，如朱元璋急于撰写《元史》，昭告天下。一般来说，国史的传记会流传下来，成为后人撰写正史的重要依据；国史是用来记录功劳的，正史是用来盖棺定论的。理解国史与正史的区别，《史记》是一个纠结之处，司马迁是汉朝人写汉朝事，却并不像后世国史那样逢迎溢美，而且被列为正史第一。我想原因在于，司马迁是以私人身份著史，他虽然任职太史令，太史令并不是著史的史官，其职责乃在于夜观天象，记录灾异，并且计算历法。所以《史记》是司马迁业余时间的“副业”。也正因为如此，《史记》才少了后世的国史、正史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和拘束。
我朝自49年鼎立以来，未及百年，尚称盛世，仍处于撰写“国史”的阶段。更可气的是前朝政权并未灭亡，仍然躲在东南的那个岛上自立小朝廷，这样，广大的大陆史学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学院）既不能深入研究本朝事，也不能盖棺论定前朝事，只好把大股的火气发泄在前朝的前朝上，也就是新清史的编撰上。
我想说的是，对于本国的史学传统，我们更多的是继承了修史这种形式，而忽略了史学传统中对人的关怀与探究的内涵。这么多年来，中国学者几乎丧失了人物传记领域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就是丧失《史记》列传传统的一个表现。有人会说，当今中国学界的评价机制里重论文、重学术论著而轻人物传记，也是重要原因，谁会拿出十几年的功夫写个人物传记？又不能算作学术成果，连个副教授都评不上！而我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不是真正的原因。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趋向，是重经济、重制度、重思潮，等等等等，恰恰缺少对人物的集中关注，尤其是人性的研究和探讨。我们更喜欢用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甚至精神病学的理论去剖析一个人物，在一个个社会科学的手术刀下，被研究的那个人物不再热血流淌，而是冷冰冰的死尸一样躺在手术台上等待研究者去评判。这样产出的产品，要么是论文论著太学术化，广大读者少有问津；要么是冠以人物秘传的名字哗众取宠，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以至于庸俗化。
研究生毕业前夕，我曾经在一篇校内日志这样写道：“自从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以社会科学化的手段观察历史，侧重于现象而忽视了个人，看到了变迁却放弃了人性中不变的情感与心理。这样的研究取径，板起面孔自封学问，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怪道没有人情味儿了。”把人物写得像个“大活人”，有人情味，这本是人物传记（更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史学传统的内涵，在这方面，傅高义的这本《邓小平时代》，不得不看做是对中国学者的一个当头棒喝（对于捧读者来说），或者是一记背后闷棍（对于视而不见者来说）。
尽管大陆版相比香港版据说已经减肥不少，我仍然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这本砖头著作的大陆版。陈垣先生说，研究历史的人往往是喜欢翻书找材料，而不喜欢完整地读书。很不幸，我在历史系多年，就有这个坏习惯，在我记忆中，这本《邓小平时代》似乎是上大学以来我极其少有的能够完完整整一口气读下来的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一种回归《史记》般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不仅仅来自于对历史的好奇，也由于文笔的流畅与生动。整部书是编年体，甚至经常具体到日；对重要的事件，则采取纪事本末体，如对日本、美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因为这种详细的写作方式，书中信息量之大，是惊人的。作为中国读者，对于自己国家一个重要时期的了解，从来没有这么全面、深入。在事件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一个个人名，并不是符号化或概念化的人物，而是有思考、有情感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写作蒋介石父子传记的陶涵，还是本书作者傅高义，都有在美国情报机构任职的经历。研究政治人物并为之撰写传记，是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作者的情报工作经历与训练对于写作这种传记，应该有深刻影响。从这个视角看，美国学者所撰写的人物传记，也有区别于中国史学传统的显著特点。在美国情报理论的奠基之作《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中，谢尔曼•肯特这样论述人物传记的写作：“既然每个人既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也是其所处环境的塑造者，既然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像，那么关于人物的情报报告工作就必须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必须了解他们的性格和抱负，他们所持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弱点，他们能施加的影响，他们承受压力的程度。还必须了解他们的亲朋好友及经常活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圈子。只有清楚这些情况，才能判断他获取的权力大小和掌权后的政治走向。”
美国的情报学理论一向重视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广泛吸取与精确运用，而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中，他们最关注的还是性格等因素。同样，在《邓小平时代》这部书中，我们并未看到使用社会科学理论工具的斧凿痕迹，而是更多的看到作者对邓小平的性格分析，在处理困难问题上，邓小平所具备的自信、坚韧的品格，他的大胆试验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风格，调动全党上下积极性的坚强决心，在决策中发挥着更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传统的史传中，一般努力追求司马迁式的“寓论断于序事”，借助历史人物之口评价历史人物，作者虽然有强烈的褒贬意识，却在叙事过程中努力隐藏这种直接的作者痕迹（篇末论赞除外）。越是早期的史传，越是喜欢用一些细节来间接展现人物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这种写作方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屡见不鲜。在当下的人物传记中，研究者很少能够有力地分析、揣测人物的性格、气质，也往往忽略很多有趣的、有价值的细节，所以写出来的人物要么符号化，要么脸谱化，甚至为了追求社会科学式的客观，努力避免做人物性格的直接分析。中西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著作的附录中经常有重要人物的小传，这种小传喜欢直抒胸臆地分析人物性格，甚至爆料鲜为人知的小故事。看看香港版《邓小平时代》附录中的关键人物小传（这个附录在大陆版中已经删掉了），篇幅虽然不大，但是信息量之丰富、爆料度之深入，足以让一般大陆读者的头脑中刮一场小小的风暴：原来我们对曾经天天出现在《人民日报》、《新闻联播》中的人了解太少了，他们是“熟悉的陌生人”。
像《史记》那样的高妙之作毕竟不多，读者可能更喜欢读西方学者的直接分析，这样更爽。
《邓小平时代》引发读者反思的不仅是人物传记的史学传统问题，还有对当前中国命运的思考与关注。在这部书中，作者有两个高明之处，一个是对政治派别的划分，一个是对政治氛围的感悟。虽然作者用了建设派、平衡派这种概括方式，却没有界定一个固定的标签，可能在政治的运作实践中，建设派与平衡派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在1980年代初期，全国上下急于思变，这时的政治氛围就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而到了80年代后期，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党内尤其是高层形成了倾向于保守的政治氛围。在不同的形势下，执政群体有不同的选择。邓小平善于运用政治氛围，推出他的计划；也敢于打破保守的氛围，重新开启改革，比如1992年的南巡。不过我们应该看到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与当前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那个时代，改革开放是全党全国尤其是地方干部的共识，因为改革开放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利益和改观；在当下，高层，至少是最高层的那几个人还能坚持发出改革的口号，而地方的干部们却不再积极地认同改革。邓小平时代是地方上急切思变的压力迫使中央进行改革开放；当前的形势下是中央少数人试图打破地方利益格局，实现公平，巩固执政合法性。
近十几年来，“维稳”成了一个热门词语。揣测其本意，大概是“维持稳定团结的大局”，可是在实际操作中，“维稳”成了各地维护现状的借口。地方上对于进一步改革的原动力已经不足，而是满足于巩固这种利益格局。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改革难度，远远大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夕的形势。
在邓的时代，也不是没有留下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邓始终强调应当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绩效取得人民的拥护。在物质生活不丰富的时代，满足人民的这种需求当然可以巩固执政地位。然而到了物质生活已经极为丰富的今天，单纯的经济绩效已经不能有效地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实现公平、正义，重新塑造社会价值体系，整合社会认同感，以进一步巩固执政的合法性，这些问题的难度，又远远大于改革利益格局的难度。
我国史学传统向来有两条脉络，一是国史，二是正史。所谓“国史”，乃是本朝史官撰写本朝功臣列传，如东汉刘珍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免不了有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所谓“正史”，乃是本朝史官写前朝事，宣告前朝已亡，本朝当立，如朱元璋急于撰写《元史》，昭告天下。一般来说，国史的传记会流传下来，成为后人撰写正史的重要依据；国史是用来记录功劳的，正史是用来盖棺定论的。理解国史与正史的区别，《史记》是一个纠结之处，司马迁是汉朝人写汉朝事，却并不像后世国史那样逢迎溢美，而且被列为正史第一。我想原因在于，司马迁是以私人身份著史，他虽然任职太史令，太史令并不是著史的史官，其职责乃在于夜观天象，记录灾异，并且计算历法。所以《史记》是司马迁业余时间的“副业”。也正因为如此，《史记》才少了后世的国史、正史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和拘束。
我朝自49年鼎立以来，未及百年，尚称盛世，仍处于撰写“国史”的阶段。更可气的是前朝政权并未灭亡，仍然躲在东南的那个岛上自立小朝廷，这样，广大的大陆史学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学院）既不能深入研究本朝事，也不能盖棺论定前朝事，只好把大股的火气发泄在前朝的前朝上，也就是新清史的编撰上。
我想说的是，对于本国的史学传统，我们更多的是继承了修史这种形式，而忽略了史学传统中对人的关怀与探究的内涵。这么多年来，中国学者几乎丧失了人物传记领域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就是丧失《史记》列传传统的一个表现。有人会说，当今中国学界的评价机制里重论文、重学术论著而轻人物传记，也是重要原因，谁会拿出十几年的功夫写个人物传记？又不能算作学术成果，连个副教授都评不上！而我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不是真正的原因。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趋向，是重经济、重制度、重思潮，等等等等，恰恰缺少对人物的集中关注，尤其是人性的研究和探讨。我们更喜欢用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甚至精神病学的理论去剖析一个人物，在一个个社会科学的手术刀下，被研究的那个人物不再热血流淌，而是冷冰冰的死尸一样躺在手术台上等待研究者去评判。这样产出的产品，要么是论文论著太学术化，广大读者少有问津；要么是冠以人物秘传的名字哗众取宠，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以至于庸俗化。
研究生毕业前夕，我曾经在一篇校内日志这样写道：“自从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以社会科学化的手段观察历史，侧重于现象而忽视了个人，看到了变迁却放弃了人性中不变的情感与心理。这样的研究取径，板起面孔自封学问，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怪道没有人情味儿了。”把人物写得像个“大活人”，有人情味，这本是人物传记（更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史学传统的内涵，在这方面，傅高义的这本《邓小平时代》，不得不看做是对中国学者的一个当头棒喝（对于捧读者来说），或者是一记背后闷棍（对于视而不见者来说）。
尽管大陆版相比香港版据说已经减肥不少，我仍然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这本砖头著作的大陆版。陈垣先生说，研究历史的人往往是喜欢翻书找材料，而不喜欢完整地读书。很不幸，我在历史系多年，就有这个坏习惯，在我记忆中，这本《邓小平时代》似乎是上大学以来我极其少有的能够完完整整一口气读下来的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一种回归《史记》般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不仅仅来自于对历史的好奇，也由于文笔的流畅与生动。整部书是编年体，甚至经常具体到日；对重要的事件，则采取纪事本末体，如对日本、美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因为这种详细的写作方式，书中信息量之大，是惊人的。作为中国读者，对于自己国家一个重要时期的了解，从来没有这么全面、深入。在事件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一个个人名，并不是符号化或概念化的人物，而是有思考、有情感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写作蒋介石父子传记的陶涵，还是本书作者傅高义，都有在美国情报机构任职的经历。研究政治人物并为之撰写传记，是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作者的情报工作经历与训练对于写作这种传记，应该有深刻影响。从这个视角看，美国学者所撰写的人物传记，也有区别于中国史学传统的显著特点。在美国情报理论的奠基之作《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中，谢尔曼•肯特这样论述人物传记的写作：“既然每个人既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也是其所处环境的塑造者，既然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像，那么关于人物的情报报告工作就必须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必须了解他们的性格和抱负，他们所持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弱点，他们能施加的影响，他们承受压力的程度。还必须了解他们的亲朋好友及经常活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圈子。只有清楚这些情况，才能判断他获取的权力大小和掌权后的政治走向。”
美国的情报学理论一向重视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广泛吸取与精确运用，而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中，他们最关注的还是性格等因素。同样，在《邓小平时代》这部书中，我们并未看到使用社会科学理论工具的斧凿痕迹，而是更多的看到作者对邓小平的性格分析，在处理困难问题上，邓小平所具备的自信、坚韧的品格，他的大胆试验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风格，调动全党上下积极性的坚强决心，在决策中发挥着更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传统的史传中，一般努力追求司马迁式的“寓论断于序事”，借助历史人物之口评价历史人物，作者虽然有强烈的褒贬意识，却在叙事过程中努力隐藏这种直接的作者痕迹（篇末论赞除外）。越是早期的史传，越是喜欢用一些细节来间接展现人物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这种写作方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屡见不鲜。在当下的人物传记中，研究者很少能够有力地分析、揣测人物的性格、气质，也往往忽略很多有趣的、有价值的细节，所以写出来的人物要么符号化，要么脸谱化，甚至为了追求社会科学式的客观，努力避免做人物性格的直接分析。中西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著作的附录中经常有重要人物的小传，这种小传喜欢直抒胸臆地分析人物性格，甚至爆料鲜为人知的小故事。看看香港版《邓小平时代》附录中的关键人物小传（这个附录在大陆版中已经删掉了），篇幅虽然不大，但是信息量之丰富、爆料度之深入，足以让一般大陆读者的头脑中刮一场小小的风暴：原来我们对曾经天天出现在《人民日报》、《新闻联播》中的人了解太少了，他们是“熟悉的陌生人”。
像《史记》那样的高妙之作毕竟不多，读者可能更喜欢读西方学者的直接分析，这样更爽。
《邓小平时代》引发读者反思的不仅是人物传记的史学传统问题，还有对当前中国命运的思考与关注。在这部书中，作者有两个高明之处，一个是对政治派别的划分，一个是对政治氛围的感悟。虽然作者用了建设派、平衡派这种概括方式，却没有界定一个固定的标签，可能在政治的运作实践中，建设派与平衡派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在1980年代初期，全国上下急于思变，这时的政治氛围就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而到了80年代后期，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党内尤其是高层形成了倾向于保守的政治氛围。在不同的形势下，执政群体有不同的选择。邓小平善于运用政治氛围，推出他的计划；也敢于打破保守的氛围，重新开启改革，比如1992年的南巡。不过我们应该看到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与当前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那个时代，改革开放是全党全国尤其是地方干部的共识，因为改革开放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利益和改观；在当下，高层，至少是最高层的那几个人还能坚持发出改革的口号，而地方的干部们却不再积极地认同改革。邓小平时代是地方上急切思变的压力迫使中央进行改革开放；当前的形势下是中央少数人试图打破地方利益格局，实现公平，巩固执政合法性。
近十几年来，“维稳”成了一个热门词语。揣测其本意，大概是“维持稳定团结的大局”，可是在实际操作中，“维稳”成了各地维护现状的借口。地方上对于进一步改革的原动力已经不足，而是满足于巩固这种利益格局。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改革难度，远远大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夕的形势。
在邓的时代，也不是没有留下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邓始终强调应当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绩效取得人民的拥护。在物质生活不丰富的时代，满足人民的这种需求当然可以巩固执政地位。然而到了物质生活已经极为丰富的今天，单纯的经济绩效已经不能有效地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实现公平、正义，重新塑造社会价值体系，整合社会认同感，以进一步巩固执政的合法性，这些问题的难度，又远远大于改革利益格局的难度。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