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在等待枪决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当我们脏时爱我们 1934年，肖斯塔科维奇29岁，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苏联音乐界最闪耀夺目的新星。这一年，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列宁格勒举行首演，好评如潮，不久开始在欧美各国公演。一时间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隐然已是苏联音乐第一人。 但这部红极一时的歌剧却惹恼了一个人，1936年，斯大林出席观看了该剧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1月28日，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有人都知道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谁，风向一下转变，各大报纸和乐评人纷纷对《真理报》利爪下的猎物口诛笔伐，各省的工人与农民聚集在广场上扬声抗议，转眼之间，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读到这篇文章的，愤怒与耻辱令他透不了气，不久他更悲哀的发现，昨日还对他笑脸相迎，赞不绝口的朋友们突然一心要将他拉入地狱，愤怒中他对友人格里克曼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 愤怒过后，恐惧如潮水般袭来。这一年苏联的大清洗进入高潮，2000多万知识分子被处决或莫名其妙地失踪，死神的镰刀在每个人的头顶挥舞。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收拾起一只手提箱，静静的呆在家中，等着某个夜晚克格勃将他带走。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但他最终幸免于难，斯大林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他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他说。最终他选择了屈服，公开做了检讨。一年后，作为赎罪，他完成了《第五交响乐》，将它献给斯大林。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 这场风波使他后半生都惴惴不安，他时常问别人：“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你会怎样?”在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中，主人公是一个可怜虫，被人像狗一样杀死，他为这个人配了充满柔情的音乐，他说：“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做个渺小的提琴手 他本质上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却不幸有着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他无心成为极权之下的殉道士，于是便只有与当局保持表面的妥协与合作。和俄罗斯历史上许多呆在暴君身边的文艺家一样，他选择成为一个癫僧，这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族群，类似于中国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他们用疯癫的行为化解暴君的猜忌，偶尔甩出一两句尖刻锐利的话语，投进黑暗如水的专制体制之中。 在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中，所有人都变得卑微而胆怯。他说：“那个时候，为了说个笑话，你就得把客人带到浴室里去。你得把水龙头开的大大的，然后把这个笑话低声告诉他。甚至笑也得轻轻地笑，用手捂住嘴笑。”他的两位好友兼保护人，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先锋派导演梅耶荷尔德，都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梅耶荷尔德被逮捕时，后悔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而44岁的元帅在被捕前居然有着相同的心愿。“这种巧合使我感到惊讶和可怕。一位是名导演，一位是著名的将领——突然都希望做一个渺小的，不受注意的人，只想坐在乐队里拉拉小提琴。” 唯一高高在上的只有斯大林，他热衷干预一切文艺创作，而不是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那样，对艺术家们说：“这方面你们优先。”作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他多次见过斯大林，“没见他有什么魔力。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头发略带红色，满脸的麻子，右手明显比左手瘦小，他总是藏着右手。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 他忘不掉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场悲剧，300多位乌克兰盲人歌手从各地汇集起来，参加官方组织的民间歌手大会，当这些“乌克兰活的博物馆，活的历史”聚齐之后，几乎全部被枪决了，他说，因为“这些可怜的盲人们，他们唱的是旧调子，但是乌克兰正在进行伟大的事业，而这些盲人，唱着暧昧的旧歌曲，他们的流浪的歌，审查员没有办法去审查。”于是就索性全部杀掉了。 他被斯大林命令与另一位音乐家哈恰图良合作，为新国歌谱曲。“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一共有四首新曲参加了评选，评判专家们认为他与哈恰图良的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斯大林问他，需要用多少时间？他想说5分钟，但怕这样会被认为过于草率，于是改口说5个小时。结果斯大林还是皱起了眉头，最终他们的曲子落选了。哈恰图良事后责怪他，“假如你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也许我们就胜了……” 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 《第七交响乐》是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二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宁格勒交响乐》——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 1941年到1944年，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岁月。德军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声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去。”在被围困的900天中，城内饥饿倒毙者仅官方统计就有60万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月里创作了这部作品。 1942年3月5日，他出逃到大后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剧院乐团一起，在空袭警报中完成了《第七交响乐》的首演。5个月以后，乐谱被装入战斗机，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将它投入列宁格勒。此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首次排练时只来了20个人，一半的乐手都是被担架抬来的，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仅经过一次15分钟的排练后，《第七交响乐》在列宁格勒大剧场首演了，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在德军的隆隆炮声中，乐团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许多乐手在结束的一刹那晕厥过去。 《第七交响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对苏联军民士气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将它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并得到了盟国的好评。1942年7月19日，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时代》杂志将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在他留守列宁格勒的日子里，他还是一个称职的民兵。 这也是他最富争议的一部作品，苏联官方宣扬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杰作，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后发表的自传中，他推翻了这一说法：“《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 音乐艺术本身的多义性帮他隐藏了这个秘密，在他一生创作的15部交响乐中，多部作品都埋藏着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认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响乐》。官方对它的定义是充满欢欣与光明，但与他处境近似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听出了异声，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他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愿意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俄罗斯的良心 1948年,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压。2月，苏共中央对他作了严厉批评，他已写成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被认为含有“形式主义的危害”而未能公演，从此他中断交响乐写作达八年之久。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弯曲着身子顺从权力，除了傀儡样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写像“森林之歌”和“阳光照耀祖国”一类的音乐。 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却不时迸发出锋利的光芒。他和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两大御用文人，但他嘲笑这位苏联第一诗人：“在他的诗中，他蔑视巴黎和美国，但是他却喜欢去巴黎买衬衫，而且，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拣到一支美国钢笔的话，他也愿意爬的。” 终其一生，他都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交往，不管这人是萧伯纳还是罗曼•罗兰。他不信任这些西方人道主义者，尽管他们宣称喜爱他的音乐。他说：“这些人在苏联好吃好喝一顿，回国后就向世人描绘一个地上的人间天堂，他们真有那么愚蠢吗？” 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俄罗斯的良心”。他欣赏斯特拉文斯基，赞美他的傲慢：“斯特拉文斯基对这些伪君子（苏联文化官员）中的一个人，没有伸出手让他去握，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这个伪君子只得去握手杖，证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演奏家尤金娜是他的朋友，有一天她收到了一个装有两万卢布的封袋，别人告诉她这是斯大林送来的，于是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了回信：“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她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了出去，万幸的是，斯大林在看完这封信后，还没来得及处置，几天后就死去了。 但他始终是斯大林粉饰太平的工具。1949年，他被派到纽约市，以苏联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在会场上，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既攻击美国穷兵黩武，又对苏联的文艺成就大唱颂歌。然后，表演进入高潮部分，一个苏联官员当众问他：“你是否认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反动透顶？”他的嘴角和面颊开始抽搐，沉默片刻，他说：“是。” 13年后，“帝国主义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苏联，立刻来看望他。两人四目相对，却无话可说。好一会儿，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我不喜欢普契尼。你呢？”“我也不。”他回答。这是谈话的开端，也是终结。就是最没想像力的人也不难揣测他那一刻的心情，那被人逼着向自己所敬佩的无辜者身上泼脏水的痛苦…… 回头看，只有尸骨成山 晚年的他，喜欢向友人讲述果戈理的故事。1930年，人们在修建一座纪念碑时，掘开了旁边果戈理的墓，发现他不在棺材里。一具伟大的尸体跑掉了，人们谣传，这个年代太糟糕，连果戈理都受不了逃走了。政府开始调查原因，发现果戈理没跑多远，他就躺在附近，脑袋掉在一边。原来人们在竖起的纪念碑上放的砖头过多，砖头砸破了棺材，也砸掉了死者的脑袋。 这个死人从棺材出逃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晚年的他渐渐感到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网越收越紧。站在苏联音乐界荣耀的峰巅，他却禁不住害怕。作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他不怕死，但他担心死后的行状。他说：“一个人死了，别人就把他端上饭桌喂子孙后代。打个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齐送上亲爱的后代的饭桌，让他们胸前系着餐巾，手上拿起刀叉割死者的肉吃。你知道，死人有个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太烫，所以就给他们浇上纪念的汤汁——最好的胶质，把他们变成肉冻……” 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一个“从棺材里逃出去”的计划逐渐形成，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从而纠正那个“令人心碎的奴颜卑膝的形象”。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讲述往事，肆意评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他通读了全书，并逐章签名确认，同意在他死后将书稿送西方出版。 1975年9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大卸八块。苏联宣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一切仿佛盖棺论定，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往事已然如烟，生灵早已涂炭，回首前尘，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原文连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32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