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经济学反观历史教科书
上了周其仁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后，一口气读了《顾准文集》、《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 面对未来》和《国运1909》，最大的收获不在于加深了多少对经济学的理解，而是通过大量“不同观点”另辟蹊径，为我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视野。特别是《重读<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站在一种全新的立场诠释政治经济学，让我这个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文科生经历了一次“头脑风暴”。
以周其仁教授书中的一事为例：“前几天纪念农村改革30年的会上，当年主管广东农村工作的杜瑞芝讲了一句精彩的话：农村改革的第一动力是农民的肚皮！就是种地的人吃不饱饭，肚子饿得不行，逼着搞包产到户。也不是第一次，最早的包产到户是在温州永嘉县，1956年下半年高级社就开始搞的；1961年安徽省有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问题是以前每次形势一好转，临时政策就收回了。”
这个故事是说，改革开放是一场“倒逼”压力下的洗牌，农民的“创新”精神早已有之，只是迟迟得不到改革的“合法化”：即界定产权保护私产 。
还有周其仁教授对劳动力问题的讨论，有人说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廉价劳动力的结果，周教授从组织和制度成本的角度反驳：改革开放前中国劳动力更廉价，但产品没有竞争力。这两个故事说明，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制度，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合法化的制度。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在当时中国的上层建筑条件下，根本不允许任何可能“越轨”的经济基础的萌芽。顾准就说：“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 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不能说“决定”这类字眼，不过从这句话里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传统教条的反对。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历史教科书对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解释：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还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社会都必将经历这些阶段。根据这个基本出发点就可以推演出一个结论——也是我从高中起就熟读熟背的历史教科书中的结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其正常发展道路被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所截断，最终形成两面性，无法承担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
但熟读熟背并以此考入北大的我们从来没有推敲过这整个理论的逻辑——就像周教授在《民贫国衰 民富国强》一文中讨论“国进民退”时首先讨论“国”之涵义一样——先天何来不足？后天怎样畸形？更为关键的是，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那我们真的“必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吗？
看了《顾准文集》、《国运1909》和《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一部分）后，我对此产生了怀疑。（虽然以前也有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但大多是年少无知的“反叛”、“不服气”，也没有什么符合逻辑的真材实料。）
工业革命前中国生产技术尚未远落后于西方，纵使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大一统的环境）、丰富的自由劳动力（无业、失去土地的“流民”），甚至在江浙都有了所谓的“萌芽”，但囿于制度与文化，根本不可能发展现代资本主义。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从晚清到1949)》中就明确表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不能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回答从笔者看到的史料来看完全不符合史实。”
经济上，清末缺乏专利法和私企剩余权保护法阻碍了发明创造，以往刺激生产技术变革的主力军——工匠的个人经验已经无力推动古老帝国的技术进步；厘金制使得中央集权王朝不能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商业和商人缺乏政治地位使得中国根本就没有以商业为本位的文明，也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阶级”。
文化上，除了“扼杀天下读书人想象力和智慧”的科举制外，我想到过往很多研究都忽略掉的一点，那就是企业家精神。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资产阶级新贵”与“任何时代都惯见的那些蛮勇厚颜的投机者与经济冒险家”截然分开。他说：“正是这样一种‘新式的’企业家，唯独具有一种异常坚毅的性格，方能始终保持清醒冷静的自制，从而避免道德上与经济上的沉船灭顶；除了眼光明锐与行动力具足之外，尤其是能够担负起现在所要求于企业家的，一种保持张力以克服无数的对抗、与安逸的生活享受无法并存、甚且与日俱增紧迫密集的工作。这，便是与适合于过去的传统主义者迥然有异的另外一种伦理资质。”
古代中国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大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采取歧视政策。这和自商鞅、尤其是汉代以后的重农主义国家政策有关，明代朱元璋规定，商人不得着丝衣、乘舆马，商人不得为官。另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也一直宣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农工商的划分不仅在我国，甚至影响了日韩等东亚诸国。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功名”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形成延续至今的官本位社会。官商结合现象屡见不鲜，而为某些商人引以为豪。最早有弃官从商的陶朱公、扶持异人的吕不韦，晚清胡雪岩、盛宣怀与官勾结，不以商业谋略取胜，而以官场伎俩陷害对手的“光荣”事迹至今还为人称道，不仅写成畅销书，还拍成电视剧，美名曰“红顶商人”，供万人景仰。现代有以横跨政商两界为荣、乐此不疲的陈光标。似乎中国这样的环境就是不能孕育特立独行的企业家精神，产生不了桀骜不驯、大起大落的乔布斯、只有三个朋友却造出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站的扎克伯格。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还是因为组织和制度的成本太高，企业家精神要转化为要素必须先付出巨大的代价，本来就由于文化、教育原因先天不足的企业家精神，跨过门槛面向市场后，竞争力更是薄弱。从这个角度上讲，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
最后，在《国运1909》里我们可以找到政治上的证据：对内宪政和对外收回利权运动一起被庸俗化，成为各派捞取权力的工具。更可悲的是，朝廷大员、“中兴名臣”张之洞凡事趋利避害、只求自保，终于赢得“善终”； 体制内改革较为开明的先锋端方却以慈禧葬礼“大不敬”的罪名被革职，体制外保皇党首领康有为见风使舵，所谓政治主张在实际利益面前不值一文，当初戊戌六君子以命相搏的“变法维新”成为未死者的政治筹码；积极回报桑梓的华侨被康梁派借机敲诈勒索，有真才实干的华侨和真心招商引资的官员被威胁、甚至刺杀。
所以现在，在历史教科书讲述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一章，我们可以写下这样的注脚：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表面上似乎是含苞待放，呼之欲出，实际上我们的中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政治上，无论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官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经济上，无论土地、原料、自由劳动力充裕或者缺乏，工匠个人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化上，无论士人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中国明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以周其仁教授书中的一事为例：“前几天纪念农村改革30年的会上，当年主管广东农村工作的杜瑞芝讲了一句精彩的话：农村改革的第一动力是农民的肚皮！就是种地的人吃不饱饭，肚子饿得不行，逼着搞包产到户。也不是第一次，最早的包产到户是在温州永嘉县，1956年下半年高级社就开始搞的；1961年安徽省有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问题是以前每次形势一好转，临时政策就收回了。”
这个故事是说，改革开放是一场“倒逼”压力下的洗牌，农民的“创新”精神早已有之，只是迟迟得不到改革的“合法化”：即界定产权保护私产 。
还有周其仁教授对劳动力问题的讨论，有人说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廉价劳动力的结果，周教授从组织和制度成本的角度反驳：改革开放前中国劳动力更廉价，但产品没有竞争力。这两个故事说明，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制度，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合法化的制度。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在当时中国的上层建筑条件下，根本不允许任何可能“越轨”的经济基础的萌芽。顾准就说：“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 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不能说“决定”这类字眼，不过从这句话里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传统教条的反对。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历史教科书对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解释：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还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社会都必将经历这些阶段。根据这个基本出发点就可以推演出一个结论——也是我从高中起就熟读熟背的历史教科书中的结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其正常发展道路被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所截断，最终形成两面性，无法承担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
但熟读熟背并以此考入北大的我们从来没有推敲过这整个理论的逻辑——就像周教授在《民贫国衰 民富国强》一文中讨论“国进民退”时首先讨论“国”之涵义一样——先天何来不足？后天怎样畸形？更为关键的是，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那我们真的“必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吗？
看了《顾准文集》、《国运1909》和《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一部分）后，我对此产生了怀疑。（虽然以前也有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但大多是年少无知的“反叛”、“不服气”，也没有什么符合逻辑的真材实料。）
工业革命前中国生产技术尚未远落后于西方，纵使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大一统的环境）、丰富的自由劳动力（无业、失去土地的“流民”），甚至在江浙都有了所谓的“萌芽”，但囿于制度与文化，根本不可能发展现代资本主义。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从晚清到1949)》中就明确表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不能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回答从笔者看到的史料来看完全不符合史实。”
经济上，清末缺乏专利法和私企剩余权保护法阻碍了发明创造，以往刺激生产技术变革的主力军——工匠的个人经验已经无力推动古老帝国的技术进步；厘金制使得中央集权王朝不能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商业和商人缺乏政治地位使得中国根本就没有以商业为本位的文明，也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阶级”。
文化上，除了“扼杀天下读书人想象力和智慧”的科举制外，我想到过往很多研究都忽略掉的一点，那就是企业家精神。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资产阶级新贵”与“任何时代都惯见的那些蛮勇厚颜的投机者与经济冒险家”截然分开。他说：“正是这样一种‘新式的’企业家，唯独具有一种异常坚毅的性格，方能始终保持清醒冷静的自制，从而避免道德上与经济上的沉船灭顶；除了眼光明锐与行动力具足之外，尤其是能够担负起现在所要求于企业家的，一种保持张力以克服无数的对抗、与安逸的生活享受无法并存、甚且与日俱增紧迫密集的工作。这，便是与适合于过去的传统主义者迥然有异的另外一种伦理资质。”
古代中国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大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采取歧视政策。这和自商鞅、尤其是汉代以后的重农主义国家政策有关，明代朱元璋规定，商人不得着丝衣、乘舆马，商人不得为官。另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也一直宣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农工商的划分不仅在我国，甚至影响了日韩等东亚诸国。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功名”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形成延续至今的官本位社会。官商结合现象屡见不鲜，而为某些商人引以为豪。最早有弃官从商的陶朱公、扶持异人的吕不韦，晚清胡雪岩、盛宣怀与官勾结，不以商业谋略取胜，而以官场伎俩陷害对手的“光荣”事迹至今还为人称道，不仅写成畅销书，还拍成电视剧，美名曰“红顶商人”，供万人景仰。现代有以横跨政商两界为荣、乐此不疲的陈光标。似乎中国这样的环境就是不能孕育特立独行的企业家精神，产生不了桀骜不驯、大起大落的乔布斯、只有三个朋友却造出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站的扎克伯格。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还是因为组织和制度的成本太高，企业家精神要转化为要素必须先付出巨大的代价，本来就由于文化、教育原因先天不足的企业家精神，跨过门槛面向市场后，竞争力更是薄弱。从这个角度上讲，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
最后，在《国运1909》里我们可以找到政治上的证据：对内宪政和对外收回利权运动一起被庸俗化，成为各派捞取权力的工具。更可悲的是，朝廷大员、“中兴名臣”张之洞凡事趋利避害、只求自保，终于赢得“善终”； 体制内改革较为开明的先锋端方却以慈禧葬礼“大不敬”的罪名被革职，体制外保皇党首领康有为见风使舵，所谓政治主张在实际利益面前不值一文，当初戊戌六君子以命相搏的“变法维新”成为未死者的政治筹码；积极回报桑梓的华侨被康梁派借机敲诈勒索，有真才实干的华侨和真心招商引资的官员被威胁、甚至刺杀。
所以现在，在历史教科书讲述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一章，我们可以写下这样的注脚：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表面上似乎是含苞待放，呼之欲出，实际上我们的中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政治上，无论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官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经济上，无论土地、原料、自由劳动力充裕或者缺乏，工匠个人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化上，无论士人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中国明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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