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人民！

2012年7月22日，凌晨2点。苏野和妻子开着迷你宝马，夹杂在20多辆车灯一闪一闪的私家车中，从北京西北角的望京地区开往北京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持续了近10个小时的雨，此时仍如瀑布般冲刷着高速路，共有8万人因为这场雨滞留北京首都机场。他们准备免费送这些旅客回家。

2013年2月19日晚上11点37分，实名认证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总队第一支队沪陕高速新区路政大队路政员”的网友@陈小威Bora发微博称，一辆货车在该大队辖区发生事故，“附近老百姓哄抢散落的货物时被车撞死。”

很难把这两种行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试图把它们放进国民性分析的模型里，就会更加困惑。因为至少几百辆的双闪车和我们屡屡听到的哄抢东西的新闻都在努力向我们声明，这些行为并非特例。所以我们也许得将对我们民族的溢美之词和沉重批判结合起来，承认我们勇敢而又怯懦，奉献而又自私，诚实而又狡猾，慎独而又虚伪。

在拿到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之前，我想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很有意义，但很容易流于肤浅。在翻开这本不算厚的小书之后，作者确实给了我一些惊喜：尤其是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虽然在第一部分“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缺少了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但是我表示理解。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国国民性探源”中，试图用华夏文化和希腊文明的对比，来阐释为何我们一步步走向专制。这份努力尤其令人赞赏，对我启发良多。虽然个别细节我不能表示同意——比如大一统帝国的积极作用，它保护了我们的文明不被外族所毁灭，当我们回首五胡乱华、蒙古和满清铁骑横扫中原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单纯对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性选择性失明。又比如大一统帝国产生的原因，客观上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个糟糕的地理位置，一块肥肉为群狼环伺，非如此不足以自保呢。

在第三部分“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中，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还是有什么的政府才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民。如果采用辩证法全面地看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轻松地指出政府和人民相互作用——这是一种多么正确却又轻率的结论呀！不可否认，羊群若是鼓足勇气，狼就不敢太过放肆，但在狼与羊群的关系中，始终是前者居于主导地位。也许我们可以抛弃“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的错误类比，来看看中美两国的官员表现。这应该是最明显的制度可以改变和引导人的例子，如果我们再加上“劣币驱逐良币”等经济学原理，那么我们的论证几乎可以说是完善了。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两个例子。事实上，这两件事与制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它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首先是人，我们有善良、有无私、有高贵，我们也有贪婪、有自私、有卑贱。我们曾经比历史上表现最残忍的民族更坏，我们也同样有着高尚的遗传因子。

我们是人。

一切都会好起来。

有人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