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自由的误读和他的勇气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很耐读。这是李泽厚、庞朴当年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种，翻译出版在1989年，封面内容提要说：“本书通过胡适的人格悲剧揭示出这样一个真谛：中国的启蒙者和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人格及情感上同封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他们的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这实际是主编者的布道，并非格里德的意思，格里德的分析要复杂和审慎得多。

    胡适热情鼓吹的中国“文艺复兴”，更类似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抗战前几十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如盖伊所描写的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就其信念和训练素养来说都是世界主义的。就象古代斯多葛派那样，他们总是把人类的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是有教养的人，能言善辩，值得尊敬，可他们只能在城市中兴盛起来，他们中根深蒂固的是城市精神中最好的东西：实验、易变的、不虔诚。象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一样，胡适这一代的中国自由思想者也倾向于根据过去来建立对现代的理解，想沿着历史前进的步伐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偏见也有共同成分，便是对自己观念的过于自信。.

    和欧洲的启蒙前辈比，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受限制较多。欧洲启蒙者面对的，是已经“做好了一半准备“来听他们讲道的欧洲，中国的启蒙者面对这却只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和随处可见的死亡和变节。在欧洲的启蒙者那儿，古代社会始终是灵感之源，过去是有益的、可爱的，在中国启蒙者这儿，传统是最为进化未完成证据的残余尾骨，是随时会发炎感染的巨大伤疤，甚至何为“传统”，何在“现代”，亦是言人人殊。

    胡适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虽言“目的和前途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再生”，“再生”是主题，不过这种再生却不是任何实际意义的“重生”，而是“再出生一次”，“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全盘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前当局的蒋氏，欣赏传统中的贵族文化和儒学价值，后当局的毛氏，则从传统中的“封建”文化中分离出来了一种“民众”文化，对胡适这种对过去的否定，都不买账。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胡适以美为师，服膺杜威的方法论，试图改造中国的思想。对他的“外国理论”，蒋氏固然认其是怪物，毛氏也瞧不上，他崇拜的是另一种“外国理论”。

    文化界中，胡适自由主义，也是乱流中的小溪。梁启超对一战后欧洲文明精神的衰颓深感惋惜，他呼唤那些愿意跟随三圣走路的人们：“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梁漱溟祭出的是文化阶段论：进取、向前看、醉心于人类支配自然的西方文化虽然目前强大，却只是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此阶段的苦心算计已使文明失去人性，只得到第二阶段即中国文明中来求取心灵的获救，遵循孔颜“仁的生活”，第三阶段印度文化的清静无为自然更高妙，可惜可望不可即，目前只可满足于西方科学、民主与中国“仁”的结合。和二梁相似，张君劢也把“物质”的层次加给西方，把“精神”的层次留给中国。针对这些传统主义者，胡适公开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不过他提醒，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它亦是理想主义的、精神的，不过西方信奉的是精神的自由，而不是中国的知足与不争。对这些论敌，胡适引顾炎武斥之：“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他们不乏思考，可把头脑交给祖宗，缺的是独立思考。胡适的建议是：“我们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政治社会道德不如人。”

    胡适留学归来，曾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以改造国民思想，号召大家遵从易卜生主义，拯救中国从拯救自己开始。可在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的中国，不谈政治，影响舆论和社会亦无从谈起。所以胡适呼唤一个有计划的政府，一种受到控制的变革，在暴力的时代主张丢弃暴力，在欺诈的年代执着于对善良意志的信仰，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固执地赞颂着理性高于一切，这不免让他与周围的人和社会格格不入。如格里德所说：

    当别人是武断的时候，胡适总是保持着暂时性、尝试性的观点。当别号召的革命是对过去的否定时，胡适总是尽力把它视作通向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当别人把革命说成是一次突发的毁灭性的剧变时，胡适总是在更缓慢、更少破坏性的进化过程的前后联系上来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只要引导得当，这种“有意识的进化”将会实现它希望的目标。这些使胡适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一方面不是总与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相一致，另一方面与他的时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谐的。

既不公开反对现存秩序，也不无条件地向现存秩序投降，胡适走的是一条窄路，但在一个只能根据实力来估量力量的时代，胡适和他那个小团体都是些没有实际力量的人。力量恐怕不仅意指具体的个人和组织，还有他们身后的传统或习惯。胡适的老师杜威曾提示，一个现代国家的细密而多方面的事务，是依赖于缓慢形成的而且现在正当作当然之事来依赖的知识和思想习惯的。正是这种习惯，把胡适和他的反对者联系在了一起。比如，他们胡适和蒋党、毛党，都认确定出共同利益是进步杰出人物的正当而必要的任务。

    格里德指出，胡适政治认识的一个根本方面是，政治不能脱离具体的关系，它不仅要要包括政治的制度和过程，而且要包括这些制度要在其中存在和这些过程要在其中运行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胡适曾说过：“唯一得到民主制度的方式就是具有民主政治。”中国这种环境的缺乏，使杰出人物论成为胡适无奈的选择，同时也赋予了胡适的个人主义一种乌托邦的超乎现实的孤独气质。

    胡适还有一种对自由理论的“根本的误解”，他把政府想象成实现公共目标的工具，但对这种目的如何才能由与他的民主倾向相一致的手段来决定，却无清楚认识。他拥护政府存在视为其治下人们利益服务的观点，却从未在思想上在共同利益和各种不同利益以及个人利益间做出正确的区分。他未能接受这种观点：利益的多样性对社会组织非常重要，如果训导得等，也是一种政治自由之源。在他渐进、温和的改革方案中，存在这样的内在假定：思想。社会、政治复兴（顺序如此）的手段和终极目的是会被一切具有善良愿望和真诚目的的人所接收的。可惜他错误地判断了中国身处其中的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由主义手段形成自由主义价值准则的能力。

    回思当下，是否已经具备了胡适所梦寐以求的环境，为自由和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和起点呢，不好说。1934年，在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中，胡适写到：“他们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23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他们的梦想造成一个民主立宪的自由国民，23年了，却有不少的人自以为眼界变高了，瞧不起人权和自由了，情愿歌颂专制，梦想做独裁下的新奴隶！”现在100年过去了，我们仿佛只看到他们梦想的断灭，而高唱“中国梦”的那些人眼界似乎变得更高。真希望中国梦先走出虚妄，实现从一个口号到一句广告语的回归：中国梦，梦之蓝！

    对于未来，胡适的话也许是有意义的：“信心只是敢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将来的勇气！”

 

（【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