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作者对于内战的观点

本书大约写了三件事：一、阐述史观，探讨历史教研的思路。二、反思内战，梳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三、个人和朋友的经历。
黄仁宇曾说，对于内战的不能释怀是他选择学历史的一大原因。有时候与一本书的缘分需要在漫长的时光里一点一滴积累，如果不去台湾大约也不会想看这本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内战的发生或可从历史中寻找原因。
中国很早就完成了统一，长久以来强调中央集权与单一的管理，将大量的佃农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地方机构和民间管理少有发展及成熟的机会。最后上层是巨大的官僚体制，下层是庞大的农民人口，缺乏中间阶层，组织结构无法与本身的规模相称。
同时由于一系列管理方式，中国也很难通过经济手段联系起不同阶层。
首先，用意识形态弥补技术的不足，对所有人进行伦理诉求，要求大家降低自我，对同胞的责任比自己的权利重要。将社会习俗当成自然法来遵行，比如读书人管理非读书人，年长者管理年幼者，男人管理女人。
第二，以概要的手法处理大问题。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数字，而是以分类编组的一般概念进行管理。由简单的数学公式导出的预设计划可以放入法规中，强迫当地人口去调适。
第三，由于没有其他国家威胁中国的地位，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会成为美学或神学问题，不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只要经过共识认定为真的内容，就等于真实，缺乏客观标准。
第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广袤而海岸线较短的国家，民法中并没有商业法，政府运作又排除商业因素，这些原因阻碍资本的形成，无法以有序的方式进行交易，完整意义的货币经济很难在中国运作。
西方形态的现代国家靠商业原则运作，以货币控制和赋税制度来管理公众事务，而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社会。国共争斗的时期虽然长，实际上只是鸦片战争所开启的近现代史的一环。在近现代中国的所有层面上，都贯穿着一个基本议题，就是中国由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必须转化成现代国家，其基本要求为可以从经济上管理公共事务。
在古老的下层结构和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终究无法弥补。历史出现了僵局，而内战正是突破。1926年到1950年时期的中国似乎有无限的选择，但由于种种限制，对中国进行管理的方案事实上只剩两种。
一种是国民党的方式，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试图用货币进行管理。但中国面积太大，普遍贫穷，底子里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很难比明朝更现代化。于是国民党不得不回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创造出一个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应用于各个阶层，在理论上弥补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一种是共产党的方式，透过土地改革，重建村落单位，创造一个单纯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在此过程中必须依赖原始性，推崇文化的单一，敌视个性与自由，压制城市和外来影响，甚至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最终思想上的单纯一致操控了大规模人力，内战的胜利与文革的发生源自于同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黄仁宇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我作为失败者的一员，并不感到遗憾。”
书中提到过作者的一些朋友，有国民党的，有共产党的，还有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或者反过来的。那时很多有识之士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往何处去，根据自己的理解决定了立场。内战是以暴力做出选择的必然过程。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完美，直到今天，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们这个时代很特别，一场大动乱之后所谓的失败者并没有消失，于是历史有了两种走向、两种叙述，互相矛盾又自圆其说。或许比起统一，以对方为镜子进行反思，才是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也是对内战这一悲剧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