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后的再考察
献给所有形式的悲观主义者。
（一）
《通往奴役之路》（通）的初版（1944）距今已近70年。最近大陆也推出了修订中文版，改正了之前翻译的不尽人意之处，并在卷首增加了韦森的导读。本书在当代政治观念史上占据极重要位置，这从它宣扬的理念——不管是以如何简陋与扭曲的样式——成为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cliché）就可见一斑。
就中文语境来说，一种倾向是，谁都能宣称自己阅读了《通》，并从中得出某种流行的常识自由主义见解，哪怕这个见解实在和本书没什么关系。例如这篇评论（http://book.douban.com/review/1411817/）尽管曾名列豆瓣书评的顶端，其实和哈耶克或这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反倒是归到J·S·密尔或《论自由》的讨论中更为合适。另一种倾向则是从哈耶克20世纪晚期保守主义与市场崛起教父的时代角色，逆向回溯出了对《通》的自由意志主义解读。这种误解出于对语境的误植，而语境的变迁恰恰是70年代末以来新右翼声势浩大的反击所造就的。我们用哈耶克的话语继续进行战斗，却浑然不知早已身处新的战场。
（二）
仔细的从文本和语境两方面回顾性的考察《通》因此成为必要。尽管它含有不少超越历史的真理，但它首先是一本时代之书，是一次在特定环境下进行说服的努力（“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或更简单来说，如哈耶克自己指出的：是一本政治性的著作——充满目的性，野心勃勃，不能简单以学术理论眼光对待。《通》在学科方法上的综合性特征部分可理解为哈耶克贯彻终身的试图突破现代学科分工建制，获得整全性视野的努力，而且可以认为《通》就是这一努力最初（如果不是最成功的）的产物。但也必须看到，采取这种形式无疑也体现了“政治性”需要，为着说服警醒的目的，任何趁手的路径都必须利到，而整体的深度又不能超过有教养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理解力——整本书的写作与组织，都必须适应大战背景下的时代精神。
哈耶克设想中的对话对象，不包括布尔什维克与纳粹分子。他们是已经社会主义化的社会中培养出的新一代“纯粹的”集体主义者，而不同于塑造了这样的社会，自身却成长于自由主义环境、因而对“西方”的价值仍然怀有感情的老派民主社会主义同志。哈耶克描述了德语世界发生的精神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变形”过程。这一历程历时几十年，最终臻于希特勒之手。他认为同样的“变形”，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虽已经开始，却还远没达到其最终姿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德意志已经被扫地出门的老派社民分子，才刚刚开始在英国知识界大展身手。这种社会形态学的方法，令我们联想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尽管哈耶克批评过后者在精神上对反自由主义情感的亲和性。与斯宾格勒悲观的宿命论不同，哈耶克在《通》中宣称，至少在社会变形的早期阶段，人们的选择——或者说“精神”——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哪怕是引用其理论对头凯恩斯勋爵——人之观念对反抗社会变形的“不可避免性”是多么的必要，是多么的影响了事态的发展而不是反过来被事态影响，从而似乎在强调精神状态相对于社会结构在发生学上的优先性。但耐人寻味地是：也正是哈耶克自己在《通》中指出，在一个集体主义已经建成的世界中，说服已经蜕变为宣传，社会-国家已经泯灭了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美德，在这个社会中，精神本身反倒是已经被事态塑造了的，即便有部分人有健全的精神，也无力回天。更为重要的是，朝向这一社会形态的自由主义理想的变形，本身却内生自这一理想的成功——随着被打破的限制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容易得到满足，文明现存的限制也就越来越被视作不可忍受。假如自由主义社会塑造的精神气质本身就是不耐烦的，富于（不择手段的）控制欲的，又如何让这样的精神对抗自身引致的集体主义化呢？
这种表面的矛盾也必须深入《通》的“政治性质”中加以理解：正是由于英国的社会主义分子还徘徊在老式的欧洲理想和新奇的社会乌托邦中间，而英国社会还大体保持了那个伟大的传统，所以他们的情感和思想都还是可对话的，并没有与那个被诋毁的老派社会切断有机的联系。哈耶克相信，一旦民主（自由）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将不得不在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间做二选一的决断（按：似乎最近大陆的官媒也开窍了），那么他们将回到被抛弃的道路上来。他仍然相信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不但有自由主义反抗性的一面，例如憎恨权力，视政府为首恶，更有基督教文明遗赠给西方的顺服精神，例如对传统的尊重，对非理性设计的社会过程的服从。《通》在很多章节里（第8章），强调自由社会有大量的不如意，但是却比计划社会“更可忍受”，他似乎默认，如果可能的话，人们还是愿意为了自由接受世界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的，哪怕这种不完美不能被理性所证成。或许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说服，付出惨痛代价而获得的经验才能派上用场，通过对精神变形加以抵制以进而对抗社会的变形，才有成功的可能。选择的权利不是被赋予所有社会的，而不列颠人则应享此殊荣。对于什么是应该顺服的、什么是应该反抗的，对于哈耶克来说似乎不成为一个根本的问题，但当他的思想著作传播到完全异质性的中文世界，顺服-反抗的分野就造成了保守主义的内在强大张力。
（三）
该如何评价《通》在时代变迁，至少是精神上的时代变迁中起的作用？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1946年的英国，《通》成为了时代精神的嘲弄对象。甚至有人认为，这本小册子要为丘吉尔输给工党负责。不过伟大思想的力量恰恰在于不会因嘲讽而有所损益。英国左派正如哈耶克所料，到底还是被摆在了要民主还是要社会主义的关口，并决定性的从迈向苏联新世界的一跃中退缩了。应该说，是工党选择拒绝全面公有化转而建立福利国家，而不是半个世纪后苏联的解体昭示了哈耶克的胜利——变形终止了，甚至被逆转了。新右翼熟悉“自由主义”这一词汇令人恼怒的左倾化，却很少注意到“社会主义”这一词汇更加激烈的右倾化。当一个自干五说丹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他所意指的是一种政府提供庞大公共服务并征收高额累进税的、以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为主要运作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再是多少人曾念兹在兹的苏联模式。这种福利资本主义是哈耶克在《通》中不加以排斥的(他也不可能反对，因为成熟的福利资本主义在1946年还没有成型）。在一代一代人不懈的努力下，语词的使用被逆转了。的确，在当今的主要西方“社会主义”大国中的确存在着广泛的再分配，但这种再分配基本是定额的、固定的，而不是“保证特定群体相对其他群体的相对收入”，这是对市场过程的事后调整，而不是对分配结果的事先设计。这就也和哈耶克所极力反对的计划的分配分道扬镳了。虽然，从新右翼的立场出发，仍然能对政府规制与福利政策采取激烈而合理的批评，并且就“社会主义”一词引起人本能反感的方便性来说，这个标签仍然起着作用。但这方面的论争归根结底已经超出了《通》所涉及的论题与语境，进入新的战场了。在这一历史性逆转中，哈耶克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我们不知道，因为历史似乎显示，是在变化的征兆出现之后，哈耶克以及受到哈耶克影响而诞生的知识储备才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至于哈耶克对征兆本身的影响，则是不可知的。《通》在纯粹知识方面的启示，倒是容易追寻线索的：任何有NIE和PC 基本常识的人都能在这本书中发现后来大量被精细发展的概念雏形。比如规范的科斯定理与规范的霍布斯定理的结合（第3章）、透过减少需要一致的范围而降低民主体系运作之难度的思想（第5章）等等，而布坎南等人也毫不讳言他们从哈耶克那里得到的灵感。
（四）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稍微跳脱书本谈谈哈耶克本人。如我们所知，他是一位生活在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退潮、德意志的特殊主义崛起时代的 “Von”，但是他却成为2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不管他本人如何否认保守主义者这个名号）。我们可以问问这是如何发生的。似乎至少在哈耶克身上，西方文明和启蒙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使得他可以认同自己属于一个超越了狭隘的德意志国族的更大的共同体，并在这个更大的共同体中寻找自己的传统认同。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当代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看哈耶克看成孔孟信徒”（秋风）。因为经历了本质上是（劣化的）西化教育熏陶的60年、对外开放的今天，我们也已近浸润在以西方为根底的、全球性的现代文明中。这意味着，至少在逻辑上——或者还有感情上——我们可以跳脱狭隘的中华传统主义，在更广阔的视野内追寻自己的传统认同，并与普世主义结合起来。
（一）
《通往奴役之路》（通）的初版（1944）距今已近70年。最近大陆也推出了修订中文版，改正了之前翻译的不尽人意之处，并在卷首增加了韦森的导读。本书在当代政治观念史上占据极重要位置，这从它宣扬的理念——不管是以如何简陋与扭曲的样式——成为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cliché）就可见一斑。
就中文语境来说，一种倾向是，谁都能宣称自己阅读了《通》，并从中得出某种流行的常识自由主义见解，哪怕这个见解实在和本书没什么关系。例如这篇评论（http://book.douban.com/review/1411817/）尽管曾名列豆瓣书评的顶端，其实和哈耶克或这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反倒是归到J·S·密尔或《论自由》的讨论中更为合适。另一种倾向则是从哈耶克20世纪晚期保守主义与市场崛起教父的时代角色，逆向回溯出了对《通》的自由意志主义解读。这种误解出于对语境的误植，而语境的变迁恰恰是70年代末以来新右翼声势浩大的反击所造就的。我们用哈耶克的话语继续进行战斗，却浑然不知早已身处新的战场。
（二）
仔细的从文本和语境两方面回顾性的考察《通》因此成为必要。尽管它含有不少超越历史的真理，但它首先是一本时代之书，是一次在特定环境下进行说服的努力（“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或更简单来说，如哈耶克自己指出的：是一本政治性的著作——充满目的性，野心勃勃，不能简单以学术理论眼光对待。《通》在学科方法上的综合性特征部分可理解为哈耶克贯彻终身的试图突破现代学科分工建制，获得整全性视野的努力，而且可以认为《通》就是这一努力最初（如果不是最成功的）的产物。但也必须看到，采取这种形式无疑也体现了“政治性”需要，为着说服警醒的目的，任何趁手的路径都必须利到，而整体的深度又不能超过有教养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理解力——整本书的写作与组织，都必须适应大战背景下的时代精神。
哈耶克设想中的对话对象，不包括布尔什维克与纳粹分子。他们是已经社会主义化的社会中培养出的新一代“纯粹的”集体主义者，而不同于塑造了这样的社会，自身却成长于自由主义环境、因而对“西方”的价值仍然怀有感情的老派民主社会主义同志。哈耶克描述了德语世界发生的精神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变形”过程。这一历程历时几十年，最终臻于希特勒之手。他认为同样的“变形”，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虽已经开始，却还远没达到其最终姿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德意志已经被扫地出门的老派社民分子，才刚刚开始在英国知识界大展身手。这种社会形态学的方法，令我们联想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尽管哈耶克批评过后者在精神上对反自由主义情感的亲和性。与斯宾格勒悲观的宿命论不同，哈耶克在《通》中宣称，至少在社会变形的早期阶段，人们的选择——或者说“精神”——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哪怕是引用其理论对头凯恩斯勋爵——人之观念对反抗社会变形的“不可避免性”是多么的必要，是多么的影响了事态的发展而不是反过来被事态影响，从而似乎在强调精神状态相对于社会结构在发生学上的优先性。但耐人寻味地是：也正是哈耶克自己在《通》中指出，在一个集体主义已经建成的世界中，说服已经蜕变为宣传，社会-国家已经泯灭了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美德，在这个社会中，精神本身反倒是已经被事态塑造了的，即便有部分人有健全的精神，也无力回天。更为重要的是，朝向这一社会形态的自由主义理想的变形，本身却内生自这一理想的成功——随着被打破的限制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容易得到满足，文明现存的限制也就越来越被视作不可忍受。假如自由主义社会塑造的精神气质本身就是不耐烦的，富于（不择手段的）控制欲的，又如何让这样的精神对抗自身引致的集体主义化呢？
这种表面的矛盾也必须深入《通》的“政治性质”中加以理解：正是由于英国的社会主义分子还徘徊在老式的欧洲理想和新奇的社会乌托邦中间，而英国社会还大体保持了那个伟大的传统，所以他们的情感和思想都还是可对话的，并没有与那个被诋毁的老派社会切断有机的联系。哈耶克相信，一旦民主（自由）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将不得不在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间做二选一的决断（按：似乎最近大陆的官媒也开窍了），那么他们将回到被抛弃的道路上来。他仍然相信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不但有自由主义反抗性的一面，例如憎恨权力，视政府为首恶，更有基督教文明遗赠给西方的顺服精神，例如对传统的尊重，对非理性设计的社会过程的服从。《通》在很多章节里（第8章），强调自由社会有大量的不如意，但是却比计划社会“更可忍受”，他似乎默认，如果可能的话，人们还是愿意为了自由接受世界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的，哪怕这种不完美不能被理性所证成。或许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说服，付出惨痛代价而获得的经验才能派上用场，通过对精神变形加以抵制以进而对抗社会的变形，才有成功的可能。选择的权利不是被赋予所有社会的，而不列颠人则应享此殊荣。对于什么是应该顺服的、什么是应该反抗的，对于哈耶克来说似乎不成为一个根本的问题，但当他的思想著作传播到完全异质性的中文世界，顺服-反抗的分野就造成了保守主义的内在强大张力。
（三）
该如何评价《通》在时代变迁，至少是精神上的时代变迁中起的作用？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1946年的英国，《通》成为了时代精神的嘲弄对象。甚至有人认为，这本小册子要为丘吉尔输给工党负责。不过伟大思想的力量恰恰在于不会因嘲讽而有所损益。英国左派正如哈耶克所料，到底还是被摆在了要民主还是要社会主义的关口，并决定性的从迈向苏联新世界的一跃中退缩了。应该说，是工党选择拒绝全面公有化转而建立福利国家，而不是半个世纪后苏联的解体昭示了哈耶克的胜利——变形终止了，甚至被逆转了。新右翼熟悉“自由主义”这一词汇令人恼怒的左倾化，却很少注意到“社会主义”这一词汇更加激烈的右倾化。当一个自干五说丹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他所意指的是一种政府提供庞大公共服务并征收高额累进税的、以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为主要运作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再是多少人曾念兹在兹的苏联模式。这种福利资本主义是哈耶克在《通》中不加以排斥的(他也不可能反对，因为成熟的福利资本主义在1946年还没有成型）。在一代一代人不懈的努力下，语词的使用被逆转了。的确，在当今的主要西方“社会主义”大国中的确存在着广泛的再分配，但这种再分配基本是定额的、固定的，而不是“保证特定群体相对其他群体的相对收入”，这是对市场过程的事后调整，而不是对分配结果的事先设计。这就也和哈耶克所极力反对的计划的分配分道扬镳了。虽然，从新右翼的立场出发，仍然能对政府规制与福利政策采取激烈而合理的批评，并且就“社会主义”一词引起人本能反感的方便性来说，这个标签仍然起着作用。但这方面的论争归根结底已经超出了《通》所涉及的论题与语境，进入新的战场了。在这一历史性逆转中，哈耶克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我们不知道，因为历史似乎显示，是在变化的征兆出现之后，哈耶克以及受到哈耶克影响而诞生的知识储备才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至于哈耶克对征兆本身的影响，则是不可知的。《通》在纯粹知识方面的启示，倒是容易追寻线索的：任何有NIE和PC 基本常识的人都能在这本书中发现后来大量被精细发展的概念雏形。比如规范的科斯定理与规范的霍布斯定理的结合（第3章）、透过减少需要一致的范围而降低民主体系运作之难度的思想（第5章）等等，而布坎南等人也毫不讳言他们从哈耶克那里得到的灵感。
（四）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稍微跳脱书本谈谈哈耶克本人。如我们所知，他是一位生活在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退潮、德意志的特殊主义崛起时代的 “Von”，但是他却成为2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不管他本人如何否认保守主义者这个名号）。我们可以问问这是如何发生的。似乎至少在哈耶克身上，西方文明和启蒙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使得他可以认同自己属于一个超越了狭隘的德意志国族的更大的共同体，并在这个更大的共同体中寻找自己的传统认同。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当代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看哈耶克看成孔孟信徒”（秋风）。因为经历了本质上是（劣化的）西化教育熏陶的60年、对外开放的今天，我们也已近浸润在以西方为根底的、全球性的现代文明中。这意味着，至少在逻辑上——或者还有感情上——我们可以跳脱狭隘的中华传统主义，在更广阔的视野内追寻自己的传统认同，并与普世主义结合起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