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利益主体的国家以及人的权利
从拿起《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转而投向更浅显易入手的此书，我一直是目的导向的。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是什么阻止了人们自由、有尊严的活着，人的自由和尊严为什么是必要的”，比如财产、行动和思想自由，还有自己利益和常识不被践踏。因为现实的苦闷，因为看似漏洞百出却没有得到致命一击，政治文化变本加厉的禁锢和束缚，经济领域各种扭曲和错配，人与人的关系也渐趋冷漠和势利。于是想知道漏洞会从哪个方向被攻破，想知道有什么能摧枯拉朽，被视若无物的自由到底价值几何。此时我不再是一个梳理文献提出观点的研究生，而是手持地图满脸困惑满头雾水胸闷气短，想要找到出口的土拨鼠。
前戏见真情，见功力。为了寻清楚变化发展的脉络，此书深挖了五个多世纪的史实，然后在高潮处戛然而止，惹人回味。搞历史的果然沉得住气。不过这就是历史吧，转向、变迁看似漫无方向、一蹴而就、让人摸不着头绪，但顺藤摸瓜发现牵扯甚多，“一擎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
归根到底一句话，社会科学门类里的研究生应该都能随口引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Efficient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the key to growth;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icient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ccounts for the rise of the West.）
那么什么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呢？诺斯在134页这样说的：
******************引用开始********************
我们在第一章已证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那么只要它合乎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展。就理想而言，通过提供适当的刺激，一个完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将保证每种活动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同，而且两者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相同。这种情形将要求每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增殖其财富并且他拥有利用他认为合适的土地、劳动、资本和其它财产的专有权；此外他个人有权将他的资源转移给其他人，而且所有权被规定为没有任何别人能从他对其财产的利用中受益或受损。
假如要为整个社会制定出这样一种经济乌托邦，那么便要进行适量的研究和发展，便要在适当的时机将新知识应用于经济活动，还要有适量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可用并加以利用。此外，每种生产要素都应按边际产量获得各自贡献的价值。总之，社会将按现期产品优于未来产品所决定的最适速度发展。
上述条件就是在现代也不存在，因为建立这样一种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高得无法支付。当所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便一直有差异，因为利用或转移其资源的个人应付和应得的成本收益中的—部分将归于第三者。这种差异—直存在，是因为在现存政治经济组织给定的条件下，消除每—种外部因素的费用都将超过收益。在任何一种具体的场合，要同受经济活动影响的所有人达成契约性协议都得付出非常高昂的费用，或者说，无论有效地衡量已摊的外部费用或收益抑或影响政府改变形势．只怕都不可能。因此，纠正要依契约成本和衡量成本而定，而且无论发生哪—种情况，外部因素都将一直存在，直到经济社会的变化使收益相对于将其内在化的费用增长为止。
******************引用结束***********************
这样看来，
首先，经济组织并不是某一种有实体形式、能过组织生活的东西，而是一种组织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中，可以近似换为“生产关系”。
其次，定义为所有权（含收益权，知识产权也是其中之一）的界定，然后在完善的要素定价之下（知识还是其中之一）经济就自然发展了。
最后，这是完美的极限形式，事实上只能无限接近不能达到，所以引来了制度变迁这个概念，而这其中规范所有权、划分权利界限等任务，由国家推动的成本最低。
但如果国家不这样做呢？衰落、战败。如此说来国家算得上利益主体了？非也。在书里能看到君主与议会、贵族等组织力量对比悬殊带来的不同结果。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中，君主剥夺了贵族们许多政治经济特权。但议会与君主力量相比却差距很大，收税的权利归于谁是最大的分野，但大多数情况下君主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
现代国家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还有委托-代理问题。
在民选制的国家，立法司法是铁饭碗，所以更像是非盈利组织，只有行政需要权衡利害，赢得选民，所以讨好最广大人民是最有利的（这也可以说明在西方保守派和右翼总是有其市场）。经济发展、广泛就业、机会均等、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物价稳定是主要的卖点，因为这些的好处都以最朴素的观念的形式被认可和接受了。
在非民选制国家，权贵阶级是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依赖于政治上维持统治，经济上最大收益。
让我觉得自己被彻底践踏的包括但不限于：垄断低效、腐败浪费、资源错配、要素定价失灵；实际失业率高企，数次错误政策带来的畸形老龄化蚕食着社会资源；个人发展机会越发倾斜、收入差距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获得进一步收入的能力或可能差距更大、通胀税继续劫贫济富（最后一条是因为穷人消费率高，并且缺乏抵御通胀的投资途径，房价为什么涨？得利的是谁？反过来说，受制于劳动收入滞后增长和生活成本上升的是什么人？）。
本来以为科技进步带来经济发展，而后冲垮没落的关系。但诺斯的理论相当于认为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形成是前提，科技研发和应用是其后果，然后才是经济增长，那吃着薯片坐等自动自发瓜熟蒂落的“一切都好起来”就没有可能了。
变化会来自于哪儿？接班人队列已经僵化，作为已经板结的权贵阶层的成员，谁上来都是一样，不对，毛左更恶劣。红二代的孩子是红三代，他干啥会想要改变现状？这种阶层关系，让费孝通说的由近及远的涟漪关系网，而不是均等化的人与人联系，自上而下地更加强化了。于是自私冷漠，任人唯亲，唯利是图。
让我们再来回顾西方实现制度变迁的条件吧，正如诺斯冗长曲折的前戏，变化的主导力量是人口增减，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起约束的作用。土地的报酬和劳动力报酬、物价（主要是农产品）是跷跷板般的联动装置，价格、工资、财富起伏移动；只是人的权利，一旦赋予就不能要回了——闻过自由味道的人，就很难再做奴隶了。所以前戏的关键是，当因黑死病、边疆运动和领主竞争之下劳动稀缺的时候，劳动力的报酬和权利增加，将人民的high点钉在了比较高的位置。这才是历史前进的单向齿轮，不能后退，可以暂时不动，但一动只能吭哧吭哧往前走。
所以我们的high点可能会来自于哪儿？未来的劳动力匮乏、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地位不断提高带来创造性劳动价值增高、人可以迁移还会进一步迁移、短期内经济滞胀使土地限制减弱以及价值下降，当然还有面君推崇的自媒体时代知情权的提升。
这些是可以期待的，这些是未来的抓手推手或是拉手。很抱歉出现了这么多手、前戏和high，我想说的是珍视自己的自由，捍卫自己的尊严，尊重他人，我想说唯一值得追求的是提高自己的自由度，亦即能力、思想的疆界、时间和空间的范围。毕竟知道了更好的东西就不愿意再回去做一个穴居人。
前戏见真情，见功力。为了寻清楚变化发展的脉络，此书深挖了五个多世纪的史实，然后在高潮处戛然而止，惹人回味。搞历史的果然沉得住气。不过这就是历史吧，转向、变迁看似漫无方向、一蹴而就、让人摸不着头绪，但顺藤摸瓜发现牵扯甚多，“一擎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
归根到底一句话，社会科学门类里的研究生应该都能随口引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Efficient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the key to growth;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icient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ccounts for the rise of the West.）
那么什么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呢？诺斯在134页这样说的：
******************引用开始********************
我们在第一章已证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那么只要它合乎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展。就理想而言，通过提供适当的刺激，一个完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将保证每种活动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同，而且两者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相同。这种情形将要求每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增殖其财富并且他拥有利用他认为合适的土地、劳动、资本和其它财产的专有权；此外他个人有权将他的资源转移给其他人，而且所有权被规定为没有任何别人能从他对其财产的利用中受益或受损。
假如要为整个社会制定出这样一种经济乌托邦，那么便要进行适量的研究和发展，便要在适当的时机将新知识应用于经济活动，还要有适量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可用并加以利用。此外，每种生产要素都应按边际产量获得各自贡献的价值。总之，社会将按现期产品优于未来产品所决定的最适速度发展。
上述条件就是在现代也不存在，因为建立这样一种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高得无法支付。当所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便一直有差异，因为利用或转移其资源的个人应付和应得的成本收益中的—部分将归于第三者。这种差异—直存在，是因为在现存政治经济组织给定的条件下，消除每—种外部因素的费用都将超过收益。在任何一种具体的场合，要同受经济活动影响的所有人达成契约性协议都得付出非常高昂的费用，或者说，无论有效地衡量已摊的外部费用或收益抑或影响政府改变形势．只怕都不可能。因此，纠正要依契约成本和衡量成本而定，而且无论发生哪—种情况，外部因素都将一直存在，直到经济社会的变化使收益相对于将其内在化的费用增长为止。
******************引用结束***********************
这样看来，
首先，经济组织并不是某一种有实体形式、能过组织生活的东西，而是一种组织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中，可以近似换为“生产关系”。
其次，定义为所有权（含收益权，知识产权也是其中之一）的界定，然后在完善的要素定价之下（知识还是其中之一）经济就自然发展了。
最后，这是完美的极限形式，事实上只能无限接近不能达到，所以引来了制度变迁这个概念，而这其中规范所有权、划分权利界限等任务，由国家推动的成本最低。
但如果国家不这样做呢？衰落、战败。如此说来国家算得上利益主体了？非也。在书里能看到君主与议会、贵族等组织力量对比悬殊带来的不同结果。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中，君主剥夺了贵族们许多政治经济特权。但议会与君主力量相比却差距很大，收税的权利归于谁是最大的分野，但大多数情况下君主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
现代国家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还有委托-代理问题。
在民选制的国家，立法司法是铁饭碗，所以更像是非盈利组织，只有行政需要权衡利害，赢得选民，所以讨好最广大人民是最有利的（这也可以说明在西方保守派和右翼总是有其市场）。经济发展、广泛就业、机会均等、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物价稳定是主要的卖点，因为这些的好处都以最朴素的观念的形式被认可和接受了。
在非民选制国家，权贵阶级是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依赖于政治上维持统治，经济上最大收益。
让我觉得自己被彻底践踏的包括但不限于：垄断低效、腐败浪费、资源错配、要素定价失灵；实际失业率高企，数次错误政策带来的畸形老龄化蚕食着社会资源；个人发展机会越发倾斜、收入差距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获得进一步收入的能力或可能差距更大、通胀税继续劫贫济富（最后一条是因为穷人消费率高，并且缺乏抵御通胀的投资途径，房价为什么涨？得利的是谁？反过来说，受制于劳动收入滞后增长和生活成本上升的是什么人？）。
本来以为科技进步带来经济发展，而后冲垮没落的关系。但诺斯的理论相当于认为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形成是前提，科技研发和应用是其后果，然后才是经济增长，那吃着薯片坐等自动自发瓜熟蒂落的“一切都好起来”就没有可能了。
变化会来自于哪儿？接班人队列已经僵化，作为已经板结的权贵阶层的成员，谁上来都是一样，不对，毛左更恶劣。红二代的孩子是红三代，他干啥会想要改变现状？这种阶层关系，让费孝通说的由近及远的涟漪关系网，而不是均等化的人与人联系，自上而下地更加强化了。于是自私冷漠，任人唯亲，唯利是图。
让我们再来回顾西方实现制度变迁的条件吧，正如诺斯冗长曲折的前戏，变化的主导力量是人口增减，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起约束的作用。土地的报酬和劳动力报酬、物价（主要是农产品）是跷跷板般的联动装置，价格、工资、财富起伏移动；只是人的权利，一旦赋予就不能要回了——闻过自由味道的人，就很难再做奴隶了。所以前戏的关键是，当因黑死病、边疆运动和领主竞争之下劳动稀缺的时候，劳动力的报酬和权利增加，将人民的high点钉在了比较高的位置。这才是历史前进的单向齿轮，不能后退，可以暂时不动，但一动只能吭哧吭哧往前走。
所以我们的high点可能会来自于哪儿？未来的劳动力匮乏、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地位不断提高带来创造性劳动价值增高、人可以迁移还会进一步迁移、短期内经济滞胀使土地限制减弱以及价值下降，当然还有面君推崇的自媒体时代知情权的提升。
这些是可以期待的，这些是未来的抓手推手或是拉手。很抱歉出现了这么多手、前戏和high，我想说的是珍视自己的自由，捍卫自己的尊严，尊重他人，我想说唯一值得追求的是提高自己的自由度，亦即能力、思想的疆界、时间和空间的范围。毕竟知道了更好的东西就不愿意再回去做一个穴居人。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