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打工妹

书里的三个打工妹几乎属于同一类人：有野心、很幸运、小有成功。这类人在打工妹的比例中并不高。残酷的竞争和资源匮乏，最终会使大多数打工者败下阵来，变成甘受命运摆布的人。而且她们奋斗的时间越久，就越发现自己回不了家。甚至觉得在城市生活潦倒也比一辈子滞留在单调乏味的家乡更好。吕清敏、伍春明和刘以霞有野心也很幸运，作者说她们全靠自己“有雄心和百折不挠”获得其成功，这句话不同层面的读者对它的理解会大相径庭。

吕清敏是2000年之后出来的新型打工妹，是中专生（其它还有一些技校生和公司的定向培训生），她并不安于工作，更不想为家乡作奉献（比如90年代电视剧《外来妹》的主角小云的理想就是学习先进的管理技术回乡创业），而是不断跳槽，最后才进入办公室作了文员（现在已是大学生毕业的就职领地），她的成功之路曲折、可疑、难以模仿。与其说她好学上进，还不如说她懂得适应环境。

上世纪90年代来到东莞的伍春明则是那种擅于抓住机会、眼疾手快，喜欢捷径的人。通过传销，她挣到自己打工的“第一桶金”，而且此后仍对这个行业念念不忘。她一直想学英语，又一直下不了笨功夫。她抵御不了机会的诱惑，这也表现在频繁地换工作和男朋友方面。她喜欢过度激励自己，制订的个人计划都相当短促，而且“计划没有变化快”。

与她相对照的英语教师刘以霞很有韧劲，但也同样精明得让人害怕，她会抓住就近的一切机会，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当然，如果不这样做，她成功的机会几乎没有。她们之所以被原谅，甚至赞美，皆因她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公众对他们的态度也永远是复杂的，有人褒必有人贬。

其实打工妹的生活也是现阶段中国底层生活的缩影。与其相平行的是四处求学的大学生。张彤禾几乎是凭直觉探知到了这一点，本书大部分篇幅都是描写这三个打工妹的进修，她们与实习或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恰成镜像对照——前者职业是打工，业余学习；后者则职业学习，业余打工。但作者没有将此切到社会全景，作深入的比较研究。大学毕业生“各种漂”和农民工的区别只是浮动在不同的职业层。无论在哪个层次上浮动，都是那些能够适应激烈竞争的人会获得成功，但也有一些人永远不能适应竞争。

张也曾计划从自己的观察点拉出一个全景，她用了三章写自己家族的迁徙史来作对照，但有点牵强。译本将那三章整合成一篇短小的自序，这部分内容对中国读者只需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本书的价值在于对东莞作了扎实细致、层次分明的剖析。环境造就人，杜鲁门·卡波特写非虚构文学开山之作《冷血》的时候就意识到了。非虚构文学的最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对故事背景作仪表、透镜式考察和梳理。

对中国社会巨变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著作可以说汗牛充栋，这本书既不是最细致的，也不是最全面的，它更像一个轻盈灵巧地侧写。克制，尽量不显露个人态度的语言，使作品里描述的事相对（相对国内新闻）更可信；大量可资文化比较的例子都如实地写出来而未作批判，既表明对记录的忠诚，并表明对现实的尊重，因而营造出一丝庄重、恬静和可贵的诗意。有时候，只有通过外来者的凝视，我们才发现了自己雍塞甚至可鄙生活中存在的“美”。在这本书里，这种外来者的凝视是双重的：那三位外来打工妹在仔细地观察东莞（寻找机会），而张则仔细地观察她们，以及东莞。

作者张彤禾在访谈中曾谈到写作本书的初衷：“我知道自己想写具有典型流动人口背景的年轻女性。”但通过五年的跟踪调查（包括随行返乡、讨薪、相亲）写出来这本书被定义在一个更宏大的层面上（其中家族史三章的笔调类似于史诗），并且使本书的结论产生了争议。实际上，她并未足够深入打工妹的队伍，只是记录了三个能够和她密切接触者（吕清敏、伍春明、刘以霞）的生活。她强调她们身上具有中国农民工普遍拥有的特质：有雄心和百折不挠的劲头，有付出就有所获。这个强调是牵强的。真正的农民工是她送手机也不会和她联系的那些人。

如果作者将自己的初衷谨慎地保存到最后，或者她再多观察几年，看到一些可怕的、空洞的眼神，她也许会为那些失败者（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只有在那些人里才能找到真正配得上一部史诗的打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