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笔记

无心翻到熊培云的《思想国》（再版），庆幸自己看完了它，让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感谢这次难忘的“思想之旅”，除了赞叹熊先生的文采飞扬之外，更是被他睿智的笔下华章所征服，读书人的社会责任展现得无比真实且坦诚，敢想敢说，感染着读过他文字的每个人，激起了关乎人生、社会、民主、自由的重新思考。说实话，看完《思想国》，其实脑中仍是一片混沌，以自己的肤浅想表达些什么但总觉得有点辞乏，却又不甘心仅仅把书翻完，只能用一种偷懒取巧的办法，记录那些引起我有所想有所感的话语片段，留待日后慢慢体悟。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评价似乎同样适于今日的“盛世中国”。这里是朝气蓬勃的薪世界，又是悖论满身的旧王国。这里愚蠢与聪明交织、黑暗与光明缠绕。这里有的人踌躇满志，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点人家徒四壁；有的人直登天堂，有的人直下地狱。

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

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今日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做到的。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

没有思想，就不会有理性的社会。理性之魅，在于节制与担当。

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

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从权威到社会，“统治者思维”却无处不在。“认真你就输了！”这是犬儒世界的墓志铭。而我偏偏是个认真的人。苏格拉底说，不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过的。同样，不曾抵抗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而且我相信，没有哪一个人真能阻止另一个人独立思考。就像弥尔顿说的那样，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思想自由，其荒唐无异于关上园门抓园子里的乌鸦。你以为地面归你管，可是乌鸦另有维度，它还有翅膀属于天空。你一靠近，它便飞远了。

顺我者友，逆我者“汉奸”；顺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经过上世纪漫长的“革命训练”之后，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学会平等对话。本来，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需要派别平和，然而在中国想找一个坚定且有底线的左、中、右派却是很困难的。……人们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审美的观点，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敌人。

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二十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批崇高。

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这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是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即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我不是手扶墨镜的算命先生，虽然从趋势上看我相信这个国家最终会朝着一个宽阔的前途走，但不能断定前面就没有深渊和回头浪。今日中国仍是个未解之谜。无论你戴不戴墨镜，无论你公开职称谁或反对谁，在你之外仍有无数的变量和因果链条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醉后不知天在水，坐在时代浩浩汤汤的梦境里，你不知道风朝着哪个方向吹。

我们热心于改造世界，其实我们自己恰恰是那个最需要改造的世界。

世界如此乱离，但即使是一个手握刀剑的人也在试图找回自己。

如果三月播种，九月将有收获，焦虑的人啊请你不要守着四月的土地哭泣。土地已经平整，种子已经发芽，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来完成。

中国人常说，人走茶凉。其实，一个民族，若不能热情地拥抱自己的祖先与子孙，茶从来都是凉的。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继往开来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文明延续的金科玉律。没有过去、无视将来的消费者文明，其实不过是酒肉穿肠过的文明。有个道理是：只知道拆除过去的人，将来也会被人拆去，其结果是每一代都会在“拆迁”中疲于奔命。雕栏玉砌应犹在，古老的文明之墙上，用摩登的油漆写着斗大的“拆”字。它有着鲜艳的白色，我却看到了黑暗。

微笑是一种人道，它是精神领域的社会契约，谁也不该少一份责任。

西学东渐一百年，西方的主义在中国早已活学活用，就地生根，唯独人们心底那拈花的灿烂总也学不会，发不出，笑不响。

地广人稀，街道荒凉。想来想去，就觉得中国结的不是太拥挤了，而是显得有些冷清。它需要有更多的人道，期盼更多的人来，带着对知识的热忱与理性的信仰，带着心底的温暖和瞳孔里的爱。一个没有学会彼此尊重与担当的民族，是不可以奢谈希望的。有一天，它或许会很富足，但身处其中的人民并不因此幸福。

“集体失忆”是今日中国改天换地般城市建设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悲哀。这种对历史的忽略、对记忆的摧残与中国独一无二的“拆迁逻辑/文化”密切相关。

在拆迁逻辑的裹挟之下，几乎所有的建筑、文化、历史都难逃朝不保夕的命运，因为中国的城市语法中，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尘土飞扬的现在进行时。……即使今日那些引以为荣的政绩和劳绩，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成为新拆迁运动中“中国第一爆”的目标。于是悲从中来——我们在创造未来，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

不可否认，现代化里装载着中国人载不动的乡愁，但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用新建筑代替旧建筑，用新潮商品代替旧有文化，用“朝闻名于道路，夕死可矣”的时尚主义代替崇高理性宽容的现代精神。现代化的真义，更在于以理性的创造联结过去与未来。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和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所谓生活文明，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人尊重、对秩序尊重的文化，它是一切政治文明的摇篮。没有人本主义与秩序文明的根基，幸福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浪漫却不在我们身边。而自由随时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根驱赶他者生活安宁的皮鞭。

谈到中国的应试教育，同样深有感悟的是我在中国和欧洲所接触到的两种考试的差别。……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太专注于色情，只考我对标准答案是否有过“一夜情”，而是后者所考察的则是我若干年来持续思考或者阅读了哪些东西，是我有着怎样的知识积累与思辨能力。

所谓人性，指人的本性。或许我们可以说，人性本无善恶，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对善恶的抉择，人性在路上，处于发展与变动之中。

“一个人不能让灵魂之火熄灭，但也不能让它烧出来”。梵•高关于火的这句隐喻，可谓意味深长。社会如人，我们该随时关照自己的内心。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通过思想之火来表达，日积月累，撑起光明，而不是如此突如其来，火烧连营；换言之，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绞尽脑汁寻找出路，而不是等到某个时日通过烧尽汽油来解决问题。

唯有宽容，才会强大。

所有的恶行似乎都是对“时代道德”的服从。当“服从”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刽子手不会因为杀人再有任何罪恶感。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就是“去责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社会体制里尽职尽责。……从本质上说，这种服从已经掏空了人成其为人的一切真实意义。

消极避世、隐忍苟安是中国人的祖传宪法，在文明宪政没有实行之前，“一个人的宪政”必然大行其道。……一个人的宪政，大而言之人亡政息，小而言之死了就埋。论及文化特征，就是一代代既不事忏悔过失，也不知继承文明。凡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居庙堂之高，看不到将来；处江湖之远，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诸如今日因为拆迁上访而自焚、因为讨不着工钱而集体吃安眠药的底层民众，更是将中国的隐忍文化发挥到了极致。对于他们来说，性命与反抗已经无关紧要，憎恨同样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难言之苦，一死了之。

我们时常责怪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懦弱，然而懦弱又有什么过错呢？无论是在极权还是暴民政治时期，与其说它是人们的出世抉择，弗如说是一项权利。它为生活于乱世之中的人民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当一个国家的大宪法失灵时，老百姓心里的小宪法就会立即生效，它们不会构成中国宪政共同体，却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何一盘散沙，一塌糊涂，一地鸡毛。……国家悲剧就像无穷无尽的俄罗斯套娃，揭开一个，里面还藏着一个。然而，最大的悲剧并不在于这些奇形怪状、已经存在的套娃，而在于有一种营养让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生长。一个悲剧套着另一个悲剧——此恨绵绵，竟无语凝噎。

谈到什么是“和谐社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字，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谐”字，人“皆”“言”之，表示人人有话说。由此而论，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种道德诉求，更是制度诉求。“和”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生问题，“谐”要解决的则是中国的民主问题。

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因为任何人都是他人（甚至也是自己）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分悲观，社会便多一分悲观；你默许自己一分自由，中国便前进一步。

人们使用语言，最重要的是用它来表达思想、传播知识。笔者以为，真正的“中文好”，并不在于文章写得通顺华美，而在于其所承载的思想与知识。也就是说，语言只精华在于文字内涵，而不是形式。否则，所谓的“好中文”，就会沦落为遣词造句的文字游戏、短暂时尚的庸俗载体。

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死刑或限制死刑，除了人道主义原则，还因为他们在死刑犯身上或多或少看到了一些替罪的成分。一个人的十恶不赦可能掩盖这个社会经年累月的罪错。虽说人人都是社会人，但在死刑犯那里，社会通过死刑定格并撇清了一切。

寻找替罪羊只在于化解一时的危机，在于回复过去的平静，而不在于开创一个可以期许的未来。进一步说，错误的归罪和替罪，只是对过去的蹩脚的清算，它并不消除将来甚至当下的罪恶之源。

个体或者少数派在生活和行为的任何异常都有可能成为歧视和迫害的理由。

人爱自我标榜，也爱给别人贴标签，喜欢以局部代替整体。

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伏尔泰语）

自由价值是优先于民主价值的。……自由式个体权利，而民主是集体权利，要争取集体权利，就得先争个体权利。

所谓危机不过是个中性的词汇，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危险，一是机会。

民主是形式，是工具，人权才是其金玉其内的内容。人权的内涵因此高于或优先于一切形式的民主，即使人权过多地依赖于民主制度的有效保障。不以人权为目标的民主很有可能滑向暴民政治或一部分人的专制，即“狼战”或“一群狼对另一群狼的审批”。

刘先生在《中国王权主义》一书中讲，在中国完全世俗化的社会中，最高王权不是在社会经济中受经济规律支配形成的，而是在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这意味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于是，王权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不是经济运动决定社会结构。中国人文主义中的“修平治齐”客观上与王权主义合流，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苦难的生生不息。

程抱一院士“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

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胡适语）

事实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够纯粹，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已是上天最丰厚的奖赏，我们何必贪心，代表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