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会怎么说 （三联生活周刊 薛巍）
阿伦特会怎么说 （三联生活周刊 薛巍）
政治中的谎言
《共和的危机》是汉娜·阿伦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收录了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的三篇论文，其中《政治中的谎言》写于1971年，《公民不服从》写于1970年，《论暴力》写于1969年。从时间上看，后写的文章排在了前面，这是因为，这样的排列顺序刚好是其主题的因果顺序：政治家和国家的谎言导致它失去合法性，这又导致了公民的不服从，而对于不服从的公民，国家可能会对其采取暴力手段。
1971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份高度机密、内容丰富的《五角大楼文件》，它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7年委托制作的，这份文件后来就是47册《美国对越决策史》。把这份文件保持机密的结果是，五角大楼文件已经准备多年，而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的人忽视了这项研究，在完成之后，它被分发到政府官僚体系，而白宫和国务院甚至不能为这47册报告留块地方。显然，那些本应当最关心这项研究内容的人却从未对它看上一眼。阿伦特说：“有些人认为，政府需要秘密统治，以便能够正常运作，而这些文件让人对此想法产生了怀疑。如果政府的秘密已经遮蔽了行动者本身的心智，以至于他们不再知道或记得被他们的隐瞒行为和谎言所掩盖的真理，那么整个欺骗行为都将落空或者造成反作用，也就是说，它使人们糊涂。”
政治中的谎言自古就有，其新的特点是，政府的欺骗和自我欺骗紧密相连。阿伦特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中世纪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哨兵，他负责放哨，如果敌人入侵，就向市民发出警报，有一天他开了一个玩笑，拉响了警报——而他也最后一个冲到城墙下，去保卫城市，打击他所捏造出来的敌人。从这个故事可以得出结论，一个骗子越成功，他越让人们信服，他就越有可能最后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阿伦特分析谎言产生的原因是：“力量的傲慢和心灵的傲慢，即对现实的可计算性完全非理性的依赖，两者致命的结合成为决策过程的指向标。问题解决专家丧失了心智，因为他们信任大脑的计算能力，而丧失了心灵的经验能力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在讨论具体的政治问题时，阿伦特强调要忘掉理论、抛弃标签、直面现实。她曾经说：“左派认为我是保守派，保守派认为我是左派或标新立异的人。我要说我不关心这些。这些概念无助于说明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阿伦特当年的一些论述直接挪过来，但也需要对新的情况做新的分析。美国的对越战争和反恐战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对越战争中美国政府极力塑造自己大国的形象，这个过程中相关人员严重脱离现实、一心撒谎。而在反恐战争中，一场新的恐怖袭击反而会让官方以为，他们非法搜集个人通信信息不但没错，反而是因为还不够广泛。
阿伦特最后说，政治中的谎言不足以毁灭共和国，“只要媒体是自由的、不腐败的，它就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恰当地被称为政府的第四分支”。但《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开是由于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迈克·格拉弗尔的不懈努力。政府的问题解决专家中也有斯诺登这样没有丧失心智的人。
公民不服从
斯诺登对《卫报》记者说：“我愿意牺牲一切的原因是，良心上无法允许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互联网自由。”而按照阿伦特的区分，与其说斯诺登是一位有良知的反抗者，不如说他是一位不服从国家的公民，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按照阿伦特的区分，公民不服从者是作为运动中团体的一员而行动的，公民不服从具有政治性，而有良知的反抗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公民不服从体现的实际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不服从者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共同的意见走到一起，通过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意见。
有良知的反抗者独自一人、极力主观地依照良知来对抗法律和共同体的习俗。不服从的公民则是有组织的少数派。“近来的辩论一直主要是由法学家——律师、法官以及其他法律人士——主导的，这或许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他们一定会发现，很难把公民不服从者认为是一个组织的成员，而非单个的违法者、潜在的被告人。司法程序的宏伟之处就在于，它只关心处罚个人，不关心其他一切——时代精神或被告跟他人共享、会在法庭上表达的意见。法庭唯一认可的非刑事违法者是良知反抗者，它唯一关注的团体活动是所谓阴谋活动——在这类案例中，这完全是一项令人误解的指控，因为阴谋活动不仅需要休戚与共，还需要秘密性，而公民不服从是公开进行的。”
公民不服从不是刑事不服从。罪犯逃避公众目光，而公民不服从者掌握法律，公开反抗，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普通违法者只为个人利益行事，公民不服从者是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他违抗法律和既有权威，这是基于根本的异议，而不是因为他想使自己成为例外、逃脱处罚。所以，把不服从的少数人当作造反派和卖国贼，违背了宪法的文字与精神，而宪法的缔造者们尤其警惕多数人暴政的危险。
公民不服从的第二个必要特征是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是革命，公民不服从者接受既有的权威构架和法律体系的普遍合法性，革命者则反对它们。”
阿伦特说，不服从民事和刑事法律已经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现象。对既有权威的违抗已经成为全球现象。当为数众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变革的渠道不再畅通，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洗刷昭雪时，当政府试图改变或已经着手变革，并且坚持那些其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时，就会发生公民不服从。“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宣而战的七年越南战争，秘密机构对公共事务持续增长的影响，对由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自由的公开或潜在的威胁。”
公民不服从、权力出现危机之处，暴力就出现了。权力的丧失会诱惑人用暴力代替权力。“权力和暴力是对立物，一方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权力的极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
阿伦特说，政治学的术语一直没有区分权力、强力、武力、权威以及暴力。“权力绝非个体的性质，它属于某个群体。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力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他被一定数目的人授权以他们的名义来行动。当权力发源的群体消失了，他的权力也随之消失。”
权力、暴力的区别还涉及合法与正当的区别。权力无需被正当化，它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且一致行动，权力就出现了。暴力可以得到正当化，但永远不会是合法的。如果国家使用暴力手段对付反抗者，反抗者是招架不了的。国家拥有的暴力手段和人们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从啤酒瓶到燃烧弹和枪支——之间的鸿沟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技术进步也不能导致任何差别。“教科书上关于如何干一场革命的操作指南，从异议到密谋，从抵抗到武装起义，循序渐进，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上，即革命是干出来的。在暴力对抗中，政府的优势总是绝对的。但是，只有政府的权力结构仍然稳固，只有命令被服从，军队或警察力量愿意使用他们的武器，这种优势才能持续。”
公民不服从行为越来越多、权力出现危机，美国的共和制还能持续下去吗？阿伦特在《公民不服从》的结尾说：“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个共和国，尽管历经变乱和失败的骚动，或许仍然可以怀有信心，携着传统工具面对未来。”但在一次访谈中，她说：“新的国家的权力是水平地而非垂直地构成的。但是如果你问我它靠什么来实现，那么我必须对你说：非常渺茫。不过，或许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政治中的谎言
《共和的危机》是汉娜·阿伦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收录了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的三篇论文，其中《政治中的谎言》写于1971年，《公民不服从》写于1970年，《论暴力》写于1969年。从时间上看，后写的文章排在了前面，这是因为，这样的排列顺序刚好是其主题的因果顺序：政治家和国家的谎言导致它失去合法性，这又导致了公民的不服从，而对于不服从的公民，国家可能会对其采取暴力手段。
1971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份高度机密、内容丰富的《五角大楼文件》，它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7年委托制作的，这份文件后来就是47册《美国对越决策史》。把这份文件保持机密的结果是，五角大楼文件已经准备多年，而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的人忽视了这项研究，在完成之后，它被分发到政府官僚体系，而白宫和国务院甚至不能为这47册报告留块地方。显然，那些本应当最关心这项研究内容的人却从未对它看上一眼。阿伦特说：“有些人认为，政府需要秘密统治，以便能够正常运作，而这些文件让人对此想法产生了怀疑。如果政府的秘密已经遮蔽了行动者本身的心智，以至于他们不再知道或记得被他们的隐瞒行为和谎言所掩盖的真理，那么整个欺骗行为都将落空或者造成反作用，也就是说，它使人们糊涂。”
政治中的谎言自古就有，其新的特点是，政府的欺骗和自我欺骗紧密相连。阿伦特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中世纪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哨兵，他负责放哨，如果敌人入侵，就向市民发出警报，有一天他开了一个玩笑，拉响了警报——而他也最后一个冲到城墙下，去保卫城市，打击他所捏造出来的敌人。从这个故事可以得出结论，一个骗子越成功，他越让人们信服，他就越有可能最后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阿伦特分析谎言产生的原因是：“力量的傲慢和心灵的傲慢，即对现实的可计算性完全非理性的依赖，两者致命的结合成为决策过程的指向标。问题解决专家丧失了心智，因为他们信任大脑的计算能力，而丧失了心灵的经验能力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在讨论具体的政治问题时，阿伦特强调要忘掉理论、抛弃标签、直面现实。她曾经说：“左派认为我是保守派，保守派认为我是左派或标新立异的人。我要说我不关心这些。这些概念无助于说明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阿伦特当年的一些论述直接挪过来，但也需要对新的情况做新的分析。美国的对越战争和反恐战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对越战争中美国政府极力塑造自己大国的形象，这个过程中相关人员严重脱离现实、一心撒谎。而在反恐战争中，一场新的恐怖袭击反而会让官方以为，他们非法搜集个人通信信息不但没错，反而是因为还不够广泛。
阿伦特最后说，政治中的谎言不足以毁灭共和国，“只要媒体是自由的、不腐败的，它就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恰当地被称为政府的第四分支”。但《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开是由于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迈克·格拉弗尔的不懈努力。政府的问题解决专家中也有斯诺登这样没有丧失心智的人。
公民不服从
斯诺登对《卫报》记者说：“我愿意牺牲一切的原因是，良心上无法允许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互联网自由。”而按照阿伦特的区分，与其说斯诺登是一位有良知的反抗者，不如说他是一位不服从国家的公民，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按照阿伦特的区分，公民不服从者是作为运动中团体的一员而行动的，公民不服从具有政治性，而有良知的反抗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公民不服从体现的实际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不服从者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共同的意见走到一起，通过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意见。
有良知的反抗者独自一人、极力主观地依照良知来对抗法律和共同体的习俗。不服从的公民则是有组织的少数派。“近来的辩论一直主要是由法学家——律师、法官以及其他法律人士——主导的，这或许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他们一定会发现，很难把公民不服从者认为是一个组织的成员，而非单个的违法者、潜在的被告人。司法程序的宏伟之处就在于，它只关心处罚个人，不关心其他一切——时代精神或被告跟他人共享、会在法庭上表达的意见。法庭唯一认可的非刑事违法者是良知反抗者，它唯一关注的团体活动是所谓阴谋活动——在这类案例中，这完全是一项令人误解的指控，因为阴谋活动不仅需要休戚与共，还需要秘密性，而公民不服从是公开进行的。”
公民不服从不是刑事不服从。罪犯逃避公众目光，而公民不服从者掌握法律，公开反抗，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普通违法者只为个人利益行事，公民不服从者是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他违抗法律和既有权威，这是基于根本的异议，而不是因为他想使自己成为例外、逃脱处罚。所以，把不服从的少数人当作造反派和卖国贼，违背了宪法的文字与精神，而宪法的缔造者们尤其警惕多数人暴政的危险。
公民不服从的第二个必要特征是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是革命，公民不服从者接受既有的权威构架和法律体系的普遍合法性，革命者则反对它们。”
阿伦特说，不服从民事和刑事法律已经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现象。对既有权威的违抗已经成为全球现象。当为数众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变革的渠道不再畅通，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洗刷昭雪时，当政府试图改变或已经着手变革，并且坚持那些其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时，就会发生公民不服从。“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宣而战的七年越南战争，秘密机构对公共事务持续增长的影响，对由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自由的公开或潜在的威胁。”
公民不服从、权力出现危机之处，暴力就出现了。权力的丧失会诱惑人用暴力代替权力。“权力和暴力是对立物，一方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权力的极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
阿伦特说，政治学的术语一直没有区分权力、强力、武力、权威以及暴力。“权力绝非个体的性质，它属于某个群体。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力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他被一定数目的人授权以他们的名义来行动。当权力发源的群体消失了，他的权力也随之消失。”
权力、暴力的区别还涉及合法与正当的区别。权力无需被正当化，它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且一致行动，权力就出现了。暴力可以得到正当化，但永远不会是合法的。如果国家使用暴力手段对付反抗者，反抗者是招架不了的。国家拥有的暴力手段和人们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从啤酒瓶到燃烧弹和枪支——之间的鸿沟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技术进步也不能导致任何差别。“教科书上关于如何干一场革命的操作指南，从异议到密谋，从抵抗到武装起义，循序渐进，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上，即革命是干出来的。在暴力对抗中，政府的优势总是绝对的。但是，只有政府的权力结构仍然稳固，只有命令被服从，军队或警察力量愿意使用他们的武器，这种优势才能持续。”
公民不服从行为越来越多、权力出现危机，美国的共和制还能持续下去吗？阿伦特在《公民不服从》的结尾说：“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个共和国，尽管历经变乱和失败的骚动，或许仍然可以怀有信心，携着传统工具面对未来。”但在一次访谈中，她说：“新的国家的权力是水平地而非垂直地构成的。但是如果你问我它靠什么来实现，那么我必须对你说：非常渺茫。不过，或许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