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运乎？国运乎？

     正在学习《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新闻学专业学生一枚，很自然地被这本书所吸引。首先是它的主题“纸上的火焰”，给人一种燃烧终生，释放能量，以言论救国，以事业救国的慷慨激昂感，这种国难年代才会大规模衍生出的情感，如今已经罕见。大多数新闻人早已在各种各样的限制中、层出不穷的诱惑中，被磨平了棱角。其次是它的副题“1815年-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强烈地暗示着“此书可作期末复习资料。。。”（我承认这略显功利和大材小用）。正是上述两个原因，促使本人将它读完。
   与一般新闻史类著作迥异的是，此书并不枯燥。一个个精炼，却又不失重要细节阐述的彼时故事，显得可读性极强。一个个新闻史课本上教条化、公式化了的人物，读毕，仿佛他们就坐在你跟前，述说着时势之多难，民生之多艰，办报之险阻，而非套下个某某阶级的帽子，永远只在“目的丑恶，最终必定失败”的圈子里打转。作者是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上去看待清末民初的报界的，怎样是一份成功的报纸？尊重读者、迎合市场是第一要义，为国为民发声是第一要义下的必然结果；怎样的社会不适宜报业的健康生存发展？闭塞、腐朽、反动，视报纸为洪水猛兽，视一切异见为洪水猛兽。如此既往，人民失其个人表达之自由与权力，此制度便难以久存。
   那些风华正茂的传教士们，虽然背负着“文化侵略”的恶名，对中国报业近代化之进程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那些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国人们，大多数是切格瓦拉式的高度理想主义者，面对残酷现实，永远忠于梦想；那个被长期丑化了的民国，报业环境也有其值得称赞的宽松自由之处，不是这样，何谈民主共和，何谈与封建相割裂？
   报界乎？国运乎？吾云，报运即国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