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
一、成书的背景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要义》成书于1941到1949年，期间经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可谓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风起云涌的一段时期。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始终处战乱之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西方的冲击，知识分子试图突破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逡巡不前的状态，极力求变求新；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中，从步步沦陷到全面胜利，民族自尊心得到肯定，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大陆胜负已分，中国真正的开始走向稳定和统一，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大潮和苏联红色革命之外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显得尤为棘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梁漱溟在本书中尝试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找到中国文明的核心这种尝试非常具有时代意义。即使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在文化方面和精神层次找到自己的归宿，这对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长远发展殊为不利，所以本书在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作者的角度来讲，梁漱溟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力的学者，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但是梁漱溟却并不是一位在象牙塔中著书立传的书生，正如他自己在本书的序言中写到的： “我便是从感触而发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有主见，从主见而更有行动……但读书，只在这里面读书；为学，只在这里面为为学”，他是一个为解决问题而做学问的人，这个问题包含人生的问题，也包含社会的问题。成书之前，他曾在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试验自己“乡村自治”的理念；成书的九年中，他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秘书长，努力促进两党和谈以共同抗战。所以说，梁漱溟在书中所说的看法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他自己投身于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中切身体会。
二、 几个仍待商榷的问题
中国的“变”与“不变”
作者在书的绪论中即将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并在第十一章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在伦理秩序维系下产生的职业分途社会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君主，士人和民众，当君主昏庸，士人失节，民众数量过多而生产不能承担时，天下大乱。在乱世中又会自然筛选出英明的君主，明理的士人，并将民众的数量削减到生产可以承受的程度。而后，作者又指出，与西方由阶级矛盾产生的革命不同，中国的乱世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所建立的新政权也只是维系原有的制度，外族侵略的结果也只是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并没有构成真正的统治阶级。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正是因为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并不是法律制度，而是道德礼俗，前者是外加的，易于更改，后者是内在的，难于消解。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社会就会在这乱世与治世的循环中继续下去，永无止境。
作者认为，在这一治一乱的循环之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不发展。西方从宗教禁欲的极端中被解放出来，努力向外追求，其聪明才智都用于开拓创新，所以能够取得科技进步，生产力得到发展；而中国则因为理性早熟，在“养”（即生存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就追求“安”，心思被集中在“修己安人”上。追根究底，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阶级化为职业过早，其二是心思聪明转向里太早，然而这二者却又是十分必要的，以至于使中国生产力困顿不发展。
但是关于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钱穆却有不同的看法。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为了说明研究历史发展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做了这样一个浅近的比喻：写一个网球选手的小传不能搬用音乐家小传的套路，因为对于网球选手而言，从未演奏过音乐会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所以，相比于西方，中国没有阶级革命，也没有产业革命，但是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自秦朝以来都逡巡不前。钱穆认为，相较于西方在冲突战争中取得突破，中国文化常于和平中取得进展。但是从中唐之后，社会弊病越来越严重，社会状况已经每况愈下。士人无法有效沟通君主与民众，明朝更是废宰相，尊君权，统摄政府于王室之下，逐渐走入了独夫专政的深渊，清朝又极力抑制宋明七百余年士人创办书院，在民间讲学的风气，使科举选拔出来的朝廷官员尽是趋利避害，唯利是图之徒，斩断了政府与民众的联系，中国社会的问题逐渐暴露，即使没有西方入侵，满洲政权也将颠覆，中国依然会陷入大乱之中。
这样看来，梁漱溟与钱穆似乎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意见所持两端，然而细细玩味，却发觉二者实则殊途同归。梁漱溟所谓的“不变”是相对于社会结构而言的，即自秦以来，中国社会的政府和民众一个处于庙堂之高，一个处于江湖之远，仅仅靠士人阶层来维持联系的状况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而钱穆所谓的“变”则是指这种结构本身中各个部分的力量消长，以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更加重要的是，无论观点是“变”还是“不变”，两位学者的目的都是探求中国文化核心。正如钱穆所言：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其独特的精神所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示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种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的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成之成绩。”
可见我们所需要做的，正是在变化中寻求不变的精神。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静止僵化，重蹈历史的覆辙，中国社会也需要及时修正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今时不同往日，各国文化相互影响，水乳交融，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通过隔绝自己而独善其身。短期来讲，各国的利益固然存在冲突，但是在很多关乎人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如环境，资源，人口，核安全，等方面，都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本源。一国之发展正如一人之发展，向外的开拓进取固然重要，但是固本培元才是正道。正如韦伯所说：“思想所创造的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的行动轨迹”
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
梁漱溟先生在本书中找到的“中国文化要义”即是文化早熟，理性早启。
牟宗三在《中国文化的断续问题》一文中写道：
“（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重视理性’，‘理性的健康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中国文化能否维持形式的身份而不只是材料，就看中国人以何种方式来表现理性。”
我认为这句话真正地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它主要表达了三重意思：首先，为什么在现代化的今天，依然需要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国之发展必然寄托于文化的根基之上，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源头，自然无法断绝。但是如果国家虽然存在，却无法将本国特有的文化作为决定方向的原则，则文化只能作为材料而不能作为形式存在于世，也就没有真正地将文化延续下去。所以，中国社会只有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方能源远流长；再次，传承中国文化，需要以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为前提。梁漱溟在本书中就再三强调，中国文化的要义即是“文化早熟，理性早启”，而牟宗三也说中国文化的特征正是“顺应人情”，“重视理性”，可见“理性”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最后，我们继承中国的文化的正确方式也正是表达理性，发扬理性精神。
在本书中，作者为了更确切地描述理性的概念，首先区别了理智与理性。理智是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地方，表现为后天的学习能力，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而理性则更进一步，从生存问题上超脱出来，追求生命向上的精神，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生活的合理性。作者认为中西方在这二者上各有侧重，西方长于理智，而中国则倾向理性。而中国的儒家传统正是这种理性思想的最佳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特点，正是由理性二字生发，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问题，也都是因为理性二字。
三、 《中国文化要义》的现实意义
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最讲礼仪道德的中国人竟然找不到社会的道德底线，岂不怪哉？！追根究底是因为社会理性的缺失。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为精神归宿，而儒家又推崇回归理性，其立意甚为高远。从秦朝始到清朝终，这种理性传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本意为重人情，却难免轻法制，造成社会陷于“暧昧不明爽”的不公之中；本意为回归自我，却难免疏于向外追求，使物质不进步；本意为尊重礼俗，却难免使其机械化，成为“吃人的礼教”。种种流弊使中国社会最终陷入泥淖，无法自拔。直到西方殖民时代开始直至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整个社会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传统文化被一再地视为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恨不得将其连根拔起而后快。等到该清理的都清理干净了，我们开始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发展经济。那情景就好像把老北京的城墙推倒了，四合院拆光了，好给新的广厦千万腾地方，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然而经济崛起之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心不定，究其原因，正是数典忘祖，矫枉过正的缘故。
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讲，即是重理智而轻理性，况且中国的理智也是学习西方而来，缺乏其深厚的背景渊源，又加一层忧患。正如本书中所言：
“抑错误之严重者，莫若有心为恶，无心之过为轻。无心之过，出于疏懈。有心为恶，则或忿或欲隐蔽了理性，而假理智为工具。忿与欲食激越之情所谓‘冲动’者。冲动附于本能而可见，本能附于官体而可见。前已言之，各种本能皆有所为，即有所私；而理性无所为，无所私。……是故忿欲隐蔽理性而假理智为工具者，偏私代无私起，从容失没于激越，官体自为主而心思为之役也。心思作用非恶所在，抑且为善之所出。官体作用非恶所在，抑善固待其行动成。……而卒有恶者，无他，即此心思官体颠倒失序而已。”
况且，中国崛起之后应当担负起大国的责任，不仅仅需要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应引领世界的文化风尚。曾经，古人书中的“天下”是华夏之地，而今，我们眼中的“天下”是才是真正的“寰宇之内，四海为家”。这不是一种政治野心，而是一种文化理想，希望用中国传统的教化力量化解民族之间的冲突，达到真正的“天下大同”。相信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不仅仅是为中国文化寻根，也是为世界的未来提出新的可能性。
文化的自我认同
邻国日本曾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走向繁荣。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饱受西方侵略之苦时，日本已经进行了全盘西化的革新，迅速完成了从被殖民者到殖民者的身份转换；二战之后，中国固然已经千疮百孔，日本也是百废待兴，但是又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实现了经济崛起，成为可以与美德相提并论的经济大国。我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发展的方向，正是由于日本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性。
日本社会一旦经历变革，总是迫切地找寻自我身份的认同，急于为“日本人”的标签找到一个合适的落点。因此，所谓的“日本文化论”在日本社会就尤为流行。作为一个民族，“将整体性的把握和理解作为一种积极的方面加以尊重，进行评价是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的” 。在反省自身的同时，能够视线从国内投向国外，即在不断与外国的比较中探寻本国的位置，对于日本文化而言，这种倾向也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世界的目光也乐于投向日本，尤其是在它作为非西方国家渐渐摆脱了战败国的帽子，再次作为世界的大国而迈开了步伐的时候。似乎从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刀》开始，西方世界试图解读日本人，日本企业，日本社会的尝试就从未间断过，不过这种解读的语气倒是不一而足，批评有之，轻视有之，赞赏有之，疑惑有之。但是这种西方学着对日本文化的探究始终都难以摆脱“西方本位”的桎梏，正如苏姗在她的《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 中所说的那样 ：
“那些批评日本人居室空荡荡且家具太少的西方人，是从西方的角度在看问题，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忽视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西方人关注的是他们自身传统在日本的缺失，而不是如何去看待另一个传统，以及久居于此的人们在这一传统下的生活是如何地安适。”
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日本文化论”确实反映了日本文化的强烈的自省意识，也为日本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但是，将日本放在国际视野中观察，文化的“过剩存在”，反而成为其被孤立的理由。在亚洲国家中，普遍认为，日本几乎已经全盘美国化和西方化；然而在美国和西欧，又批判日本表面上是“现代社会”，但内部却处于“前近代化”阶段，是对于西方民主自由的歪曲。一时间，崛起的日本也是国际上人人喊打的对象。
曾经的日本就好像今日之中国，但是尤为奇怪的是，现今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作品不少，其中也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但是再看中国本身，近年来虽然也有各种解读中国文化的尝试，却没有能够产生应有社会影响的经典之作，追寻中国文化的本源还需要求助梁漱溟，钱穆，牟宗三这样的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站在新旧中国之交，亲身经历百年来的跌宕起伏，感受最深；而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今天的我们已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脱节，相较于梁漱溟先生所感知到的文化力量已经越来越弱了呢？中国文化从“形式”沦为“材料”，是否已经难以重拾？怎样补救？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书独特的行文结构
本书的目的是从中国人的文化种种不同于别国的特点之中，追根溯源，找出一个根本来，作为要义，是为“中国文化要义”。出于这样“寻求要旨”特殊的写作目的，本书的论述方式也有其独到之处。一般的学术著作，或是分门别类，或是由浅入深，多是以结论为导向的，即作者先将自己的观点描述清楚，然后进行说明论证，最后阐释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能够解决怎样的问题等。但是本书则不同，作者的角色从传统的“先知”变为“引领者”，与读者共同探讨问题，循序渐进找寻答案，忠实地还原了作者思考的过程。
作者在开篇的绪论中旁征博引，把前人说的，自己想的种种关于中国文化的特征都一一罗列了出来，并不置褒贬，仅仅以特点论之。在其后的章节中，一一讨论这些文化特点，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对比，并追溯形成的原因和相应后果。章节之间，有些殊途同归，有些互为表里，或多或少具有相关性，随着论述的不断深入，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越发明显，而“中国文化要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最后一章，作者得出结论，将中国文化的要领归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八个字，并以此为基础，将前文中所述的中国文化的十四种特征串联起来。
这种行文方式有利有弊，长于表现解决问题的方式，还原作者的思想过程，短于缺乏条理性，逻辑层次不明晰。作者不仅向我们阐释了中国文化的要义，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行文的可能性，而其利弊之间，大家自有取舍。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要义》成书于1941到1949年，期间经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可谓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风起云涌的一段时期。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始终处战乱之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西方的冲击，知识分子试图突破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逡巡不前的状态，极力求变求新；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中，从步步沦陷到全面胜利，民族自尊心得到肯定，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大陆胜负已分，中国真正的开始走向稳定和统一，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大潮和苏联红色革命之外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显得尤为棘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梁漱溟在本书中尝试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找到中国文明的核心这种尝试非常具有时代意义。即使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在文化方面和精神层次找到自己的归宿，这对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长远发展殊为不利，所以本书在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作者的角度来讲，梁漱溟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力的学者，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但是梁漱溟却并不是一位在象牙塔中著书立传的书生，正如他自己在本书的序言中写到的： “我便是从感触而发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有主见，从主见而更有行动……但读书，只在这里面读书；为学，只在这里面为为学”，他是一个为解决问题而做学问的人，这个问题包含人生的问题，也包含社会的问题。成书之前，他曾在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试验自己“乡村自治”的理念；成书的九年中，他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秘书长，努力促进两党和谈以共同抗战。所以说，梁漱溟在书中所说的看法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他自己投身于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中切身体会。
二、 几个仍待商榷的问题
中国的“变”与“不变”
作者在书的绪论中即将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并在第十一章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在伦理秩序维系下产生的职业分途社会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君主，士人和民众，当君主昏庸，士人失节，民众数量过多而生产不能承担时，天下大乱。在乱世中又会自然筛选出英明的君主，明理的士人，并将民众的数量削减到生产可以承受的程度。而后，作者又指出，与西方由阶级矛盾产生的革命不同，中国的乱世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所建立的新政权也只是维系原有的制度，外族侵略的结果也只是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并没有构成真正的统治阶级。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正是因为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并不是法律制度，而是道德礼俗，前者是外加的，易于更改，后者是内在的，难于消解。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社会就会在这乱世与治世的循环中继续下去，永无止境。
作者认为，在这一治一乱的循环之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不发展。西方从宗教禁欲的极端中被解放出来，努力向外追求，其聪明才智都用于开拓创新，所以能够取得科技进步，生产力得到发展；而中国则因为理性早熟，在“养”（即生存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就追求“安”，心思被集中在“修己安人”上。追根究底，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阶级化为职业过早，其二是心思聪明转向里太早，然而这二者却又是十分必要的，以至于使中国生产力困顿不发展。
但是关于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钱穆却有不同的看法。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为了说明研究历史发展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做了这样一个浅近的比喻：写一个网球选手的小传不能搬用音乐家小传的套路，因为对于网球选手而言，从未演奏过音乐会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所以，相比于西方，中国没有阶级革命，也没有产业革命，但是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自秦朝以来都逡巡不前。钱穆认为，相较于西方在冲突战争中取得突破，中国文化常于和平中取得进展。但是从中唐之后，社会弊病越来越严重，社会状况已经每况愈下。士人无法有效沟通君主与民众，明朝更是废宰相，尊君权，统摄政府于王室之下，逐渐走入了独夫专政的深渊，清朝又极力抑制宋明七百余年士人创办书院，在民间讲学的风气，使科举选拔出来的朝廷官员尽是趋利避害，唯利是图之徒，斩断了政府与民众的联系，中国社会的问题逐渐暴露，即使没有西方入侵，满洲政权也将颠覆，中国依然会陷入大乱之中。
这样看来，梁漱溟与钱穆似乎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意见所持两端，然而细细玩味，却发觉二者实则殊途同归。梁漱溟所谓的“不变”是相对于社会结构而言的，即自秦以来，中国社会的政府和民众一个处于庙堂之高，一个处于江湖之远，仅仅靠士人阶层来维持联系的状况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而钱穆所谓的“变”则是指这种结构本身中各个部分的力量消长，以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更加重要的是，无论观点是“变”还是“不变”，两位学者的目的都是探求中国文化核心。正如钱穆所言：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其独特的精神所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示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种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的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成之成绩。”
可见我们所需要做的，正是在变化中寻求不变的精神。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静止僵化，重蹈历史的覆辙，中国社会也需要及时修正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今时不同往日，各国文化相互影响，水乳交融，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通过隔绝自己而独善其身。短期来讲，各国的利益固然存在冲突，但是在很多关乎人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如环境，资源，人口，核安全，等方面，都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本源。一国之发展正如一人之发展，向外的开拓进取固然重要，但是固本培元才是正道。正如韦伯所说：“思想所创造的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的行动轨迹”
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
梁漱溟先生在本书中找到的“中国文化要义”即是文化早熟，理性早启。
牟宗三在《中国文化的断续问题》一文中写道：
“（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重视理性’，‘理性的健康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中国文化能否维持形式的身份而不只是材料，就看中国人以何种方式来表现理性。”
我认为这句话真正地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它主要表达了三重意思：首先，为什么在现代化的今天，依然需要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国之发展必然寄托于文化的根基之上，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源头，自然无法断绝。但是如果国家虽然存在，却无法将本国特有的文化作为决定方向的原则，则文化只能作为材料而不能作为形式存在于世，也就没有真正地将文化延续下去。所以，中国社会只有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方能源远流长；再次，传承中国文化，需要以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为前提。梁漱溟在本书中就再三强调，中国文化的要义即是“文化早熟，理性早启”，而牟宗三也说中国文化的特征正是“顺应人情”，“重视理性”，可见“理性”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最后，我们继承中国的文化的正确方式也正是表达理性，发扬理性精神。
在本书中，作者为了更确切地描述理性的概念，首先区别了理智与理性。理智是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地方，表现为后天的学习能力，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而理性则更进一步，从生存问题上超脱出来，追求生命向上的精神，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生活的合理性。作者认为中西方在这二者上各有侧重，西方长于理智，而中国则倾向理性。而中国的儒家传统正是这种理性思想的最佳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特点，正是由理性二字生发，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问题，也都是因为理性二字。
三、 《中国文化要义》的现实意义
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最讲礼仪道德的中国人竟然找不到社会的道德底线，岂不怪哉？！追根究底是因为社会理性的缺失。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为精神归宿，而儒家又推崇回归理性，其立意甚为高远。从秦朝始到清朝终，这种理性传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本意为重人情，却难免轻法制，造成社会陷于“暧昧不明爽”的不公之中；本意为回归自我，却难免疏于向外追求，使物质不进步；本意为尊重礼俗，却难免使其机械化，成为“吃人的礼教”。种种流弊使中国社会最终陷入泥淖，无法自拔。直到西方殖民时代开始直至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整个社会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传统文化被一再地视为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恨不得将其连根拔起而后快。等到该清理的都清理干净了，我们开始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发展经济。那情景就好像把老北京的城墙推倒了，四合院拆光了，好给新的广厦千万腾地方，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然而经济崛起之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心不定，究其原因，正是数典忘祖，矫枉过正的缘故。
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讲，即是重理智而轻理性，况且中国的理智也是学习西方而来，缺乏其深厚的背景渊源，又加一层忧患。正如本书中所言：
“抑错误之严重者，莫若有心为恶，无心之过为轻。无心之过，出于疏懈。有心为恶，则或忿或欲隐蔽了理性，而假理智为工具。忿与欲食激越之情所谓‘冲动’者。冲动附于本能而可见，本能附于官体而可见。前已言之，各种本能皆有所为，即有所私；而理性无所为，无所私。……是故忿欲隐蔽理性而假理智为工具者，偏私代无私起，从容失没于激越，官体自为主而心思为之役也。心思作用非恶所在，抑且为善之所出。官体作用非恶所在，抑善固待其行动成。……而卒有恶者，无他，即此心思官体颠倒失序而已。”
况且，中国崛起之后应当担负起大国的责任，不仅仅需要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应引领世界的文化风尚。曾经，古人书中的“天下”是华夏之地，而今，我们眼中的“天下”是才是真正的“寰宇之内，四海为家”。这不是一种政治野心，而是一种文化理想，希望用中国传统的教化力量化解民族之间的冲突，达到真正的“天下大同”。相信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不仅仅是为中国文化寻根，也是为世界的未来提出新的可能性。
文化的自我认同
邻国日本曾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走向繁荣。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饱受西方侵略之苦时，日本已经进行了全盘西化的革新，迅速完成了从被殖民者到殖民者的身份转换；二战之后，中国固然已经千疮百孔，日本也是百废待兴，但是又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实现了经济崛起，成为可以与美德相提并论的经济大国。我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发展的方向，正是由于日本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性。
日本社会一旦经历变革，总是迫切地找寻自我身份的认同，急于为“日本人”的标签找到一个合适的落点。因此，所谓的“日本文化论”在日本社会就尤为流行。作为一个民族，“将整体性的把握和理解作为一种积极的方面加以尊重，进行评价是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的” 。在反省自身的同时，能够视线从国内投向国外，即在不断与外国的比较中探寻本国的位置，对于日本文化而言，这种倾向也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世界的目光也乐于投向日本，尤其是在它作为非西方国家渐渐摆脱了战败国的帽子，再次作为世界的大国而迈开了步伐的时候。似乎从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刀》开始，西方世界试图解读日本人，日本企业，日本社会的尝试就从未间断过，不过这种解读的语气倒是不一而足，批评有之，轻视有之，赞赏有之，疑惑有之。但是这种西方学着对日本文化的探究始终都难以摆脱“西方本位”的桎梏，正如苏姗在她的《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 中所说的那样 ：
“那些批评日本人居室空荡荡且家具太少的西方人，是从西方的角度在看问题，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忽视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西方人关注的是他们自身传统在日本的缺失，而不是如何去看待另一个传统，以及久居于此的人们在这一传统下的生活是如何地安适。”
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日本文化论”确实反映了日本文化的强烈的自省意识，也为日本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但是，将日本放在国际视野中观察，文化的“过剩存在”，反而成为其被孤立的理由。在亚洲国家中，普遍认为，日本几乎已经全盘美国化和西方化；然而在美国和西欧，又批判日本表面上是“现代社会”，但内部却处于“前近代化”阶段，是对于西方民主自由的歪曲。一时间，崛起的日本也是国际上人人喊打的对象。
曾经的日本就好像今日之中国，但是尤为奇怪的是，现今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作品不少，其中也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但是再看中国本身，近年来虽然也有各种解读中国文化的尝试，却没有能够产生应有社会影响的经典之作，追寻中国文化的本源还需要求助梁漱溟，钱穆，牟宗三这样的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站在新旧中国之交，亲身经历百年来的跌宕起伏，感受最深；而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今天的我们已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脱节，相较于梁漱溟先生所感知到的文化力量已经越来越弱了呢？中国文化从“形式”沦为“材料”，是否已经难以重拾？怎样补救？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书独特的行文结构
本书的目的是从中国人的文化种种不同于别国的特点之中，追根溯源，找出一个根本来，作为要义，是为“中国文化要义”。出于这样“寻求要旨”特殊的写作目的，本书的论述方式也有其独到之处。一般的学术著作，或是分门别类，或是由浅入深，多是以结论为导向的，即作者先将自己的观点描述清楚，然后进行说明论证，最后阐释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能够解决怎样的问题等。但是本书则不同，作者的角色从传统的“先知”变为“引领者”，与读者共同探讨问题，循序渐进找寻答案，忠实地还原了作者思考的过程。
作者在开篇的绪论中旁征博引，把前人说的，自己想的种种关于中国文化的特征都一一罗列了出来，并不置褒贬，仅仅以特点论之。在其后的章节中，一一讨论这些文化特点，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对比，并追溯形成的原因和相应后果。章节之间，有些殊途同归，有些互为表里，或多或少具有相关性，随着论述的不断深入，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越发明显，而“中国文化要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最后一章，作者得出结论，将中国文化的要领归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八个字，并以此为基础，将前文中所述的中国文化的十四种特征串联起来。
这种行文方式有利有弊，长于表现解决问题的方式，还原作者的思想过程，短于缺乏条理性，逻辑层次不明晰。作者不仅向我们阐释了中国文化的要义，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行文的可能性，而其利弊之间，大家自有取舍。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