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
最初将我的兴趣引入医学史的,是豆瓣上的一条推荐——《心外传奇》,一部讲述心脏外科发展历史的科普书,书中对历史的跌宕起伏的描写令人心生陶醉,作为医学生,也感叹近一百年来医学的迅速发展为人类带来了福音,可以说医学是另一位上帝,而医生则是上帝的双手。后来关注了作者李清晨,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医黑,以循证医学为依据在网络上叱咤风云咄咄逼人击败了无数中医粉,他经常会举例谈到一位清末的医生——伍连德。前不久在图书馆偶遇一本书——《上帝的跳蚤》,一本讲述人类历史上的瘟疫的书,翻开书的第一章跃入眼帘的就是伍连德,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命中注定,或是相见恨晚。
在考试临近而我还没复习完的情况下,我却被其中惊心动魄的描述和感人肺腑的故事吸引的欲罢不能了,遂于这几天如饥似渴地翻完了全书,常常为历史出人意料的颠覆油然而生一种造化弄人的悲哀感,也常常为人类在对疾病这个敌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突破认知的缺陷开创科学的新纪元而感到欢欣鼓舞。
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朝代更迭、君王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这一点上总是出奇的一致,末代君王常常逃不出四个字“骄奢淫逸”,骄必败、奢必散、淫必乱、逸必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了同样的车辙。可是当我们翻阅那已记录不完善的史书时,却能常常窥见另外的端倪——王朝更迭的历史必然的幕后推手是看不见的瘟疫。
瘟疫的爆发经常被理解是自然的报复。人类基数的膨胀使得人们去向自然讨要更多的耕地,他们强占了其他生物的领地,让许多生物居无定所,也更让一些微生物不得不去寻觅更好的寄居地,再加上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瘟疫的传播就像在一张已经铺好的网上迅速弥散开来,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一大批人丧命,而当人口基数再次回到正常时,它又会销声匿迹,等待下一次的爆发。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持续从公元前就以开始,这部斗争史在19世纪之前几乎都是以人类的失败而告终,瘟疫的战斗力强过人类的任何军队,它飘忽不定,于无形中摧毁一座城邦、一个纪元。人类永远处于征服旧疾病,同时迎接新疾病的循环中,究其根本原因,是人类靠自己的力量违反了自然的准则。
在不断的斗争中,人类也在渐渐改变。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两种,一种是长期的病害折磨,人类渐渐麻木,几十年下来,人们开始习惯和病魔共存,衍生出来的是更多的迷信乃至邪教,而短期的病害则对人类社会产生强大的震动,尤其是精神上的。例如黑死病突如其来,瞬间令欧陆沉沦,幸存的人们的精神支柱动摇了,因为万能的上帝在黑死病面前一样无能。因此在黑死病后的几百年内,欧洲迅速发展,文艺复兴带动工业革命。人类的眼光要么回首过去,要么注视自身,黑死病就使得欧洲的社会结构崩溃,教会对人们的控制化为乌有,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失去的只有锁链”。而东方人的思想趋向于保守,依旧敬天命重鬼神,心中的锁链一直未被解开。
而另外一个原因,源于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对待疾病的看法就是中医黑匣子式的整体观,因此不重视对病因的研究。而在西方,人类对疾病的征服真是始于科学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流行病学方法。他们首先采用观察法,提倡观察疾病的自然进程 ,从而产生控制和治疗的方法,随后实验分析法兴起,追根究底的思路强调找到致病的病因,再去寻找治疗方法。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观察法还是实验法都是研究疾病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科学的进步正是由于对真理的渴求,和孜孜不倦的探索。过去的医学实践是残酷的,很多孤儿、囚犯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类征服疾病而不自愿地牺牲着,我们在敬重科学的同时,也不得不感谢因科学而献身的被试者们。当然,最应该感谢的仍然是那些为疾病的治疗和预防而付出的人们。他们中的有些人曾因为错误的方向而使得研究功亏一篑,而即使是找到了正确方向的人,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为了找到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株,赫尔汀,一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独自来到阿拉斯加挖掘冻土下的尸体,夜晚他独自躺在村中教室的气垫床上,冷冷清清地无私地做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奉献。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吧,有些人的一生大概就是为某个发现而生的。当然,人们也难以避免急功近利,现在的研究中,集中了环球的科学精英,也集中了环球的科学苍蝇,就像作者反思的“20年前,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当我第一次隔着细胞培养瓶接触艾滋病毒时,心里的初衷是什么?走过太多的路,还会记得起点吗?”
人们在与瘟疫作斗争的过程中,先是认识了治疗,再是认识了预防。当人们发现抗生素对鼠疫有效,却对病毒无效时,预防的概念就从“接种”诞生了。现在又太多的疾病是我们束手无策的,比如艾滋病,艾滋病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之一了,我们自以为骄傲的科学却在与艾滋病战争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说治疗上毫无进展,连疫苗的研制都举步维艰,此时,我们能做的似乎只有看似简单的宣传和教育,面对如此劲敌,我们的大枪大炮都使不上劲儿,唯有靠原始的城墙来抵御侵略,说起来,是多么好笑。就算有再多的技术和实力,我们在自然面前还是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儿,张牙舞爪的背后是胆战心惊、无所适从的恐慌。
最后,借用作者书中对琴纳,这位牛痘接种发明者的描述,来表达对医学,尤其是预防医学的敬重:
“将近200年来,人类出现了很多科学巨人,但是无论他们取得多么伟大成就,无论他们多么狂妄,每当他们想到英国伯克利那块墓碑的时候,都会变得无比的谦虚。
那块墓碑上刻着:‘这里是人类最伟大的医生的长眠之地,琴纳以他的智慧把健康和生命带给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
在这个星球上,绝对没有第二块墓碑能够承受如此的重量。”
在考试临近而我还没复习完的情况下,我却被其中惊心动魄的描述和感人肺腑的故事吸引的欲罢不能了,遂于这几天如饥似渴地翻完了全书,常常为历史出人意料的颠覆油然而生一种造化弄人的悲哀感,也常常为人类在对疾病这个敌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突破认知的缺陷开创科学的新纪元而感到欢欣鼓舞。
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朝代更迭、君王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这一点上总是出奇的一致,末代君王常常逃不出四个字“骄奢淫逸”,骄必败、奢必散、淫必乱、逸必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了同样的车辙。可是当我们翻阅那已记录不完善的史书时,却能常常窥见另外的端倪——王朝更迭的历史必然的幕后推手是看不见的瘟疫。
瘟疫的爆发经常被理解是自然的报复。人类基数的膨胀使得人们去向自然讨要更多的耕地,他们强占了其他生物的领地,让许多生物居无定所,也更让一些微生物不得不去寻觅更好的寄居地,再加上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瘟疫的传播就像在一张已经铺好的网上迅速弥散开来,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一大批人丧命,而当人口基数再次回到正常时,它又会销声匿迹,等待下一次的爆发。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持续从公元前就以开始,这部斗争史在19世纪之前几乎都是以人类的失败而告终,瘟疫的战斗力强过人类的任何军队,它飘忽不定,于无形中摧毁一座城邦、一个纪元。人类永远处于征服旧疾病,同时迎接新疾病的循环中,究其根本原因,是人类靠自己的力量违反了自然的准则。
在不断的斗争中,人类也在渐渐改变。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两种,一种是长期的病害折磨,人类渐渐麻木,几十年下来,人们开始习惯和病魔共存,衍生出来的是更多的迷信乃至邪教,而短期的病害则对人类社会产生强大的震动,尤其是精神上的。例如黑死病突如其来,瞬间令欧陆沉沦,幸存的人们的精神支柱动摇了,因为万能的上帝在黑死病面前一样无能。因此在黑死病后的几百年内,欧洲迅速发展,文艺复兴带动工业革命。人类的眼光要么回首过去,要么注视自身,黑死病就使得欧洲的社会结构崩溃,教会对人们的控制化为乌有,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失去的只有锁链”。而东方人的思想趋向于保守,依旧敬天命重鬼神,心中的锁链一直未被解开。
而另外一个原因,源于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对待疾病的看法就是中医黑匣子式的整体观,因此不重视对病因的研究。而在西方,人类对疾病的征服真是始于科学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流行病学方法。他们首先采用观察法,提倡观察疾病的自然进程 ,从而产生控制和治疗的方法,随后实验分析法兴起,追根究底的思路强调找到致病的病因,再去寻找治疗方法。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观察法还是实验法都是研究疾病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科学的进步正是由于对真理的渴求,和孜孜不倦的探索。过去的医学实践是残酷的,很多孤儿、囚犯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类征服疾病而不自愿地牺牲着,我们在敬重科学的同时,也不得不感谢因科学而献身的被试者们。当然,最应该感谢的仍然是那些为疾病的治疗和预防而付出的人们。他们中的有些人曾因为错误的方向而使得研究功亏一篑,而即使是找到了正确方向的人,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为了找到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株,赫尔汀,一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独自来到阿拉斯加挖掘冻土下的尸体,夜晚他独自躺在村中教室的气垫床上,冷冷清清地无私地做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奉献。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吧,有些人的一生大概就是为某个发现而生的。当然,人们也难以避免急功近利,现在的研究中,集中了环球的科学精英,也集中了环球的科学苍蝇,就像作者反思的“20年前,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当我第一次隔着细胞培养瓶接触艾滋病毒时,心里的初衷是什么?走过太多的路,还会记得起点吗?”
人们在与瘟疫作斗争的过程中,先是认识了治疗,再是认识了预防。当人们发现抗生素对鼠疫有效,却对病毒无效时,预防的概念就从“接种”诞生了。现在又太多的疾病是我们束手无策的,比如艾滋病,艾滋病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之一了,我们自以为骄傲的科学却在与艾滋病战争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说治疗上毫无进展,连疫苗的研制都举步维艰,此时,我们能做的似乎只有看似简单的宣传和教育,面对如此劲敌,我们的大枪大炮都使不上劲儿,唯有靠原始的城墙来抵御侵略,说起来,是多么好笑。就算有再多的技术和实力,我们在自然面前还是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儿,张牙舞爪的背后是胆战心惊、无所适从的恐慌。
最后,借用作者书中对琴纳,这位牛痘接种发明者的描述,来表达对医学,尤其是预防医学的敬重:
“将近200年来,人类出现了很多科学巨人,但是无论他们取得多么伟大成就,无论他们多么狂妄,每当他们想到英国伯克利那块墓碑的时候,都会变得无比的谦虚。
那块墓碑上刻着:‘这里是人类最伟大的医生的长眠之地,琴纳以他的智慧把健康和生命带给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
在这个星球上,绝对没有第二块墓碑能够承受如此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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